高等教育改革因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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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是在国际教育理念大系统的作用下进行的，大系统的作用和子系统的反作用，必将使中国高教在完成向新质飞跃后，促进国际教育发展。就中国高教自身来看，经过经济转型后，由自上而下地探讨教改新思路和进行改革实践，到上下共同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谋划，最终必将形成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向导。

关键词：高等教育理念民族性

国际教育理念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环境，中国的高教改革直接受着它的影响和制约。分析这些制约因素，有利于把握中国高教改革的时代特征，并在吸取国际教育理念精华的过程中，创造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

一、国际教育与民族化教育

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通常受着社会各种矛盾的限制。矛盾的运动，使教育的质和量都要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国际教育理念变化，取决于下列矛盾关系：（1）现存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矛盾；（2）现存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矛盾；（3）现存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4）现存教育与新文化的矛盾；（5）现存教育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矛盾。这五对矛盾因素，从逻辑上看，内涵虽有重合部分，但都从代表不同角度的总体出发，制约着教育的全部内容和形式。矛盾斗争的实质是人类自我发展（即社会发展）与自我毁灭两种质的斗争。教育作为人类战胜自我和谋求有效发展新路的向导，则必须改革自身的不适应部分，抛却消极的和腐朽的观念，从而形成引导人们走向全新的科学观念。这应该是国际教育理念的主题，也应该是一切教育在改革中都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际教育理念作为全球教育发展的理论概括，不仅集中地反映着教育与其他各方的矛盾关系和发展方向，也从大系统和子系统关系上制约着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地区教育尽管以本民族文化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但仍然逃不掉大系统理念的制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印证。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越了时空限制，而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观念彻底崩溃。整个教育无论国别如何强化，都会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内容和形式。国家教育只能使民族文化在倡扬中形成自我特色。但在总体结构、方式，甚至于有些内容都将逐渐走向同一。所不同的只是同一过程长短和吸收消化外来因素量的多少的区别。各民族吸收国际教育理念的开始，是国际教育走向质的飞跃的开端。

（二）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是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造成的（或说不主要是）。从现象上看，是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本身的不谐调所构成的，即教育的培养过程、方法和结果与科学发展本身的矛盾；而本质上，却是人类理想的发展目标与现状之间的矛盾。人类美好的发展前景，有文化背景，但更多地是把追求生存条件的改善作为核心目标，核心目标左右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自然包括教育在内，而教育作为一种理想实现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首当其冲地被人们重视和使用。文化背景做为追求理想目标的主观基础，它表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它又使教育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出现不同的交叉与相融，交叉、相融过程，标明国际大教育的发展和逐渐走向成熟。无论相融还是交叉，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统一的，因而，改革教育内容与形式是全球性要求和全球性的实践。矛盾的永恒性，决定了教育的不断改革。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努力工作，使教育的地域性局限正在缩小而使教育的总体目标逐渐放大。教科文组织用他们的努力工作，把人类的总体发展和各地区教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引导，为全球性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他越来越被人们看成是全球教育大系统运转的轴心。在轴心周围，各个不同地域的教育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所处位置，从而加速了教育的全球性发展。

（四）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扬弃，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找到了新的契合点。文化的世界性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理性的发展有赖于传播手段的改善和思维方式的排他性的阶段性完结。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当它独处一隅未被普遍接受时，它也只能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在第二者看来是若有若无、模糊朦胧的东西，但当第二者改变了思维方式，正式接收它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充分显露出来。第二者往往因为接受了“显露”的光辉，思维方式才能获得改造和发展。教育从某种角度上看，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这种载体是开放式的，即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或叫可传播性）和可塑性，它规定了文化发展的多方位和多角度，也使文化不断地由量变而导致部分质变。教育改革不是取消文化的流动性和可塑性，而是按照文化流动性和可塑性规律去适应新形势要求，多方位、多角度地吸纳和发展教育思想，从而塑造教育和教育者的自我。这就是世界性文化扬弃的意义所在。世界性传统文化扬弃，使教育发展找到了新的思路，使教育现存方式、内容、手段有了新的设计。也可以说，是文化流动性和可塑性特征为教育发展创造了思维发展条件。

（五）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教育手段。科学技术和教育是两个部门。但教育又是科学技术的传播部门和开发部门，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从教育自身来说，科学技术作为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地提醒和改造着它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例如科学技术提供的手段，使教育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异（远程教育的出现，人们越来越重视网上的教育；电视教育的出现，也突破了学校窄小的办学天地），教育的手段处在了“革命”阶段；科学技术提供的文化，又使教育自身在内容更新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有了新的思想和举措。如果从教育本位出发，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教育的一个子系统，那么，它自始至终都是最活跃的和最富挑战性的力量；它可以打碎旧教育体系，也可以重新构建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

以上五点，是试图概括地域教育和全球教育的关系。中国作为全球教育的一个子系统，也必然接受全球教育的制约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制约，使教育改革产生了内部动力。

在一个大系统中，子系统和大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之间都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全球高教的子系统，其作用力分解应是：1、对全球大教育系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大系统的限制作用和子系统（中国）的反限制作用；2、中国教育对其他教育作用的接收和反作用力。我们只分析1（2与本命题关系不大，故舍弃）。

从力学角度分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由这对矛盾运动开始的。它是事物内因走向量变和事物总体渐趋质变的重要条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事物内部发生某些质变，事物所处的外部条件也同样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用这个原理来分析中国高教改革的外部条件，便可以推出：中国的高教改革是国际教育（大系统）改革作用的结果，改革后的中国高教，又是未来国际高教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中国高教改革对大系统的反限制作用可以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是反限制具有的消极成份，它是对总体前进力量的一种消耗和浪费。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教育的留连，对旧有教育形式的盲目保留和习惯势力的贯性作用。由此构成对总体改革的消极应服和对自身发展的忽而盲目乐观，忽而彷徨踌躇。从教育理念上看，传统教育所代表的思想观念被肢解成碎片后，这些碎片仍然构成了某些人认识事物的武器，因而，理论上的守旧和抱残构成了奇型的思维逻辑，使人的眼界被框定在滞留的意象之中，造成了“出土文物”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微观显示，它与总体前进构成对比，使“遗老”、“遗少”式的蹩脚成为时代的笑料。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光靠理论疏导，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去推动。

第二个反限制作用则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倡扬。改革过程同样需要通过前瞻和预测，把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揉进改革思潮之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教改思路和教育体系。教育的民族化仍然是很重要的命题。民族化既是对全球教育的反作用力，也是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的源动力。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是新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母体，新教育思想作为“胚胎”是否健康，取决于文化是否精良。中国教改对大系统的反作用力应该是民族文化优良部分的发挥和发展，从而构成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教育思想和模式。那种认为教育改革要走全盘西化之路是不妥的。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之路，应该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原则。

民族性与国际化是辩证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因为世界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各个民族；但当它形成总文化后，对民族文化（含教育内容）的发展，既有指导作用，也有束缚民族文化发挥的一面。作为民族教育，必须克服其副作用，使之形成对大系统的良性反弹。正确分析外来教育思潮、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其精华为我发展所用，这是民族教育发展的正确之路。

二、对中国高教发展的理论回顾和展望

国内教改的理论着眼点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培养功能的调适。调适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调适的总力量依然是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社会需求的要求，直接通过政府部门实现调解，即：政府力量推动教育的直接改革。中国高教改革正是走过了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前，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高等学校多数以听命为宗旨，很少研究自己在国际教育中的位置和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管理模式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出在总体改革中，上层积极性高，学校积极性不高，上层对教育发展看得较为准确，学校对教育发展缺乏深入研究，因而学校主动性差。但是，当经济转型到来后，人才的分配问题、学校在多个方面和多种形式的比较与竞争，开始使许多学校产生了危机感。危机感给高校带来了改革的内部动力。但由于全国教育改革理论准备的不平衡，一段时间仍限在理论精英论道，多数实际工作者旁观或消极等待上头教改决策的局面。表现在学校总体上质的方面没有改变，尚处在一种量的积累，即理论储备的渐渐增加。就全局而论，教改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和教改实践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学校开始有了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方面的觉醒。在教育思想大讨论中，新的办学思想开始萌发，在教材、教法和学科建设方面，都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认识。因而，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科建设和教材、教法研究的成绩。直到《高等教育法》的制订和实施，这段改革才逐渐走进一个新的、完全依靠自我去开拓教育新天地的阶段。

这一段教改过程，集中体现在理论引导和上层领导者的决心的有机结合，也表现在自我意识在高校觉醒后，创造性发展学校的决心和行动上。

从理论储备上看，最先接触国际教育理念的是高教研究理论界的一些精英们，他们开办学会，创办刊物，组织研讨，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完成了对高校广大教职工和领导者们的启蒙。同时，也使中国的教育理论、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也为高等教育理论阵营和管理干部队伍营造了人才条件，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理论体系逐渐完善，教育改革跟上了世界先进行列的新局面。

从高教改革的总体力量上看，国务院和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提出了教改的总目标和推进了教改的速度，支持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改的探索，出台的施措得当。国家把教育看成兴国之本，为全国教育改革创造了重要的环境。

改革总趋势是好的，成绩十分显著。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矛盾的对立中获得统一的。用辩证法去推论，改革不会没有偏差，这个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这是值得重视的课题。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和辩证发展原则，防止某些方面的片面性，依然是教改中保持头脑清醒的良药。

中国教育改革走完了第一个里程，正处在改革的深入阶段和改革方向转入教育最实质内容方面，例如学科、教材、教法、学法等更深入的全面的改革等等。对各类学校培养目标的理顺和特色的培养与发挥，还有待于第二阶段的深入展开。第二阶段应以《高教法》为依据，调动学校积极性，自主适应社会需求，自己找准社会位置去谋求自我更大的发展。

在对中国未来教育的预测方面，我们归纳了以下几点：

1、总体改革目标下，各高校办学的准确定位的形成。这需要过程，需要学校认识过程和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当前的“定位”仍嫌过早和失真。真正的定位必须在学校自主办学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学校对社会预测机制的形成，那时的定位才可能是准确的和真实的。因为那时一切虚假的成份都已经在自主办学中被淘尽，开始出现“吹尽狂砂始到金”的阶段。

2、现代教育手段的展开和高校间的角逐，将给未来教育带来新的生机。这就是大教育集团的“战役布局”和中小教育团体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所形成的对峙和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格局的出现。社会需求的初步满足和对教育供给区别及来源的调整变化，也将导致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兴起。

3、高校内部自我完善机制走向完善和发展。在不断进行的改革中，高校内部充满的弹性活力必将使旧教育遗留的僵死筋腱得到新生。其表现是高校自身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进行知识更新和学科结构的调整，在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等方面，也会出现新的、富于理想的变化。这些发展，主要是源于高校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形成。

4、教育集团的多种成份组合将趋向于稳定和扩大。高校内溶进企业、事业和外来经济的成份，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多种办学成份统一在高校内部，可能会给高校带来更多的便利条件，使人才培养和使用更接近社会需求的实际。

5、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民族化的有机融合，可能带给高校一些新的思想观念。高校将成为民族新思想发源地，并且将起到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的发动机作用。高等学校的批判前瞻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6、在自主办学中，个别学校由于封闭保守等思想原因和操作上违反教育规律，可能被淘汰，新一轮的组合与发展必将呈现“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勃勃生机。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高校发展是主旋律，前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前进的过程依然是“大浪淘砂”，仍然会有落伍者和颓唐者。就教育发展的全局和总体而论，它由政府行为转为纯粹的自我行为后，高校对教育发展规律的驾驭和运用，将使自己走到时代的最前列，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向导。中国高教改革的成绩，也必将成为世界高教改革的动力，为世界教育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