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学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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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圈子里的许多人，已感到了一种成人教育学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困惑，人们慨叹曾有的繁荣岁月转瞬即逝；有人则将之归咎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实际上，我国当前成人教育学的危机，并非始自近年以来的社会变革，它早就隐含在文化运行的历史轨迹之中，只不过在人们的理性意识真正觉醒的今天，才显得异常刺眼罢了。回溯以往，我们一直是乏于理论创造的。多少年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尽管出版了大量的丛书、专著，发表了难以计数的学术论文，但实际上却找不出几个真正卓有建树的成人教育学家，更谈不上有影响的成人教育学理论学派。我们公认的一些学术大家，或者可以堪称一流的学者，却很难算得上真正的大师。

这样一种理论生机的衰落，当然是有深远而又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们这里只想着重说明的是：这是由来已久的过分看重功利目的的实践理性思维主导了成人教育研究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

二

从价值取向来看，作为科学的成人教育学理论，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显然不同，后者主要体现为实用功利性，而前者则表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实用功利性，二是自足过程性。即一方面要探讨成人教育研究的规律与尺度，用之于推动教育的繁荣；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是一个民族文明和智慧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通过教育思维的精神活动过程，可以展现思维者卓尔不群的个性生命，以及所属民族的崇高智慧，进而可以显示人类精神的伟大，以开拓人类的心灵空间，以培育整个人类的文化品性。

从个人动机来看，人类的教育文化活动，常与其兴趣有关。而兴趣，便常常不是金钱或者别的什么经济规律能够支配的，常常不仅表现在对活动目的的向往与追求，更表现在过程中的生命呈现与陶醉。正如打猎者之乐，主要在打猎的乐趣，而不在猎物的多少，更不在于猎物值多少钱；精卫填海，令人感奋，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并不是“海”之是否能够填成，而是精卫借“填海”过程而展现出来的昂然不屈的生命境界和人格精神。我们认为，我们的成人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亦应如此，既要顾及理论研究的真理性、理论成果的实用性，同时，也应重视作为生命呈现方式的过程本身。

而正是从价值取向方面，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成人教育学研究中一直潜在的深层危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过分看重成人教育学研究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价值，总是特别强调成人教育学的政策性因素。随便翻翻上世纪50、60年代的报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些并非来自外行的理论主张，应当把政策当作一种检验著作的尺度，看它是否已经全面地明确地反映了某一政策？估计它发表之后，能不能加强了政策指导革命实践的作用？是否有和政策游离的毛病？然后根据政策去纠正它、补充它。即使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以来，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集中划一的理论势头仍然十分流行。与这样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我们会看到，在西方的成人教育研究，除了功利性目的之外，往往还呈现着一种光彩夺目的自炫色彩，即有许多成人教育家，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而更多的是凭依个人的学术兴趣，通过教育现象，在发表自己关于教育人生的认识、感受与体验；或将这种思考和探讨本身，就视为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致力于揭示什么规律，或制定什么规范来指导研究者研究。如西方成人教育论著林德曼的《成人教育的意义》、桑代克的《成人学习》及“成人教育学”之父诺尔斯的一系列专著等，我们会感到它们本身就像文学作品。西方20世纪以来许多引人注目的成人教育学思潮，大多具有这种特点，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指导成人教育研究或评价教育论著的实用性、规范性，而是在于开创了一个个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间，对人类把握教育世界，认识人生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所以，当人们注重于前者，即主要当作工具或规范来使用时，常常会感到难尽如人意，或经不住使用频率的考验。

正是与个人生命呈现的价值取向有关，西方成人教育学研究界充满着一种敢于标新立异，勇于创造的勃勃生机。许多人以“宁愿尝试说一句错话，也不重复别人说过的真理”的学术精神，不肯仿古人，不肯仿权威，自造新说，各抒己见。新潮迭出、流派丛生的西方现代成人教育文化格局正是这样形成的。

三

政治思想方面的解放，也许是容易的。而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则是异常艰难的。就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状况来看，思维方式的变革，无疑仍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的一直是本质论和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在分析问题、把握事物方面，这类思维方式当然是卓有成效的，但局限也是明显的。

本质论体现为概括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其中往往潜在着以偏概全、一统化、绝对化的弊端。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指出，形而上学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是一个“不断冲突的战场”，并断言，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还没有出现。他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诸如理性的批判之类，也只不过是在为这种科学形而上学的出现开辟道路而已。那么，时至今日，历史又跨越了两个多世纪了，康德期望的这种科学形而上学出现了吗？康德如果尚在人世，也许会感到更加悲哀，会为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的低下而更加沮丧。因为至今，有大量数不清的“形而上”的问题，人们仍然难以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诸如“教育是什么”、“课程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虽经过许多人的分析论证，但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也许正因这种“形而上”把握世界方式的艰难，康德之后的许多西方学者，或者干脆放弃了建立这种科学的努力，而踏上了另外一些莫测高深的险途；或者径直宣告了这种“形而上”思维方式的本原性失误。对把握客体世界的“本质论”、“形而上学”方式的怀疑与否定。

传统的“因果论”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单向思维模式，也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主导思维方式。在以往的成人教育学研究中，我们习惯使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实际上，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的教育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常常是单向“因果”思维方式无法穷尽，或难以说清的。所以，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除“因果论”之外，人类还应该重视另外两种思维方式，这就是“目的论”与“同步论”。荣格认为，人的行为，不只与因果相关，还常常是由目的决定的，如梦就往往包含着对未来的憧憬。荣格还指出，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目的论”就远远胜过“因果论”。因为依据“因果论”，致病原因自然是先在的，而先在的原因有时是难以改变的，故“因果论”常令病人绝望；而“目的论”，则是指向未来的，未来的目的可以改变人的现在，而每个病人自然都有目的追求的主动性，故将“目的论”用之于医疗，可以给病人以信心和希望，有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显然，荣格这儿所说的“目的论”思维，与以上我们所说的狭隘的“功利性目的”思维不同，这是一种不拘泥于现实，而富于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才更有可能展现思维者的生命过程价值。荣格还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两件事情之间，本无因果相连，也与目的无关，但却同时发生了。荣格通过有关实证材料证明，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表明宇宙中的确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秩序，事物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同步”关系。

现代西方理论界对于“本质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彻底否定，也许不无另一种偏颇。荣格也没有进一步具体讲清“目的论”与“同步论”思维方式的特征及活动规律，但他们却揭示了人类掌握世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他们对传统思维方式弊端的深切感受与揭示，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且，就我们的成人教育学研究现状而言，诸如理论视角的过于狭窄单调，思维轨迹的过于整齐划一，论证分析的偏颇武断，便不能不说与“本质论”的“形而上学”，以及单向度“因果”思维方式本身的局限有关。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许正是在这一种超凡脱俗、疏远功利的恬淡心境中，在自我生命价值的呈现过程中，更有可能为人类的教育文化库存增添意想不到的财富。而那种仅仅拘泥于结果的目的性思维，往往会束缚人的视野，会窒息成人教育学研究的生命活力。也许正是缘于这种目的性思维，面对古今中外已有的成果越多，人们越会感到真理几近穷尽的苦闷。

由此看来，目前，我们成人教育学研究界的平淡，也许不是坏事，也许正标志着我国成人教育学研究者自我理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理论研究视野的日趋成熟，也许正孕育着一个真正兴盛时期的到来。事实上，我们已有不少见识超群、思想敏锐的成人教育学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在调整思路，正在由单一狭窄的目的功利性价值，转向对过程价值的追求，或有意识地顾及到了过程价值，正在不顾及别人怎么说，而在自己感兴趣的精神天地里默默耕耘。可以预料，随着这种富有战略意义的思路调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