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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历史回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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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历史回忆教育

摘要:本文以“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战袍未脱又出征”、“和平努力遭阻挠”、“以战促和”、“迎送和谈代表”、“和平进军,挺进边防”六部分记述1950年至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作为一名早期进藏的老战士的亲身经历。光阴似激浪奔腾般逝去,西藏和平解放已经50周年了。忆当初,心情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应稿约勾起我漫长的回忆,桩桩往事从脑际浮现。说起5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而已,可是,作为西藏的人,西藏的山,西藏的水,这跨世纪的50年是非同寻常的啊!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的直接帮助下,加以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西藏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50年前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都有着历史性的渊源,每当我们欢庆西藏的光辉成就时,要永远不忘这一天——5·23!我身为早期进藏的一名老兵,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所作如实地作一介绍,本是义不容辞的,只是由于身残年迈,深有力不从心之虞,现兹就能回忆起来的主要见闻叙述如下: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际,西藏地方还是处在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下。那里的农奴主阶级实行的是一套极为反动、残酷、落后、野蛮的社会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没有自己的土地房舍,终年劳碌不停却过着牛马不如的人间地狱生活。在西藏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差异极为明显,只占总人口不足AE的贵族、官员、寺院的高僧活佛之流从不参加劳动,却过着奢侈淫逸、挥霍无度的人间天堂的寄生虫生活。社会贫富悬殊,矛盾十分尖锐。上层阶级拥有政府、法庭、监狱、军警和生杀予夺的权力,动辄就对贫苦农(牧)奴施用惨绝人寰的酷刑,什么扒皮、割筋、掏心、剜眼、削鼻、沉河等等,无毒不用其极;他们凶残到不但对贫弱的劳动者滥施淫威,就是对其本阶级内部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上层人士也从不放过,大的到摄政王,小的至普通的活佛堪布,均有惨死在他们的魔掌之下的。他们为维护其残酷黑暗的统治,不惜认贼作父,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在帝国主义的策划、教唆之下声嘶力竭地叫嚣所谓“”。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败,他们预感到末日降临,更加猖獗地垂死挣扎,和帝国主义势力串演了一连串政治性丑剧。对内加紧备战,扩充藏军,乱往本来就非常穷苦的百姓头上加税、增粮、逼款,闹得各地“民不堪命”,哭诉无门,于是又相应地加紧镇压、抓捕无辜,投进暗无天日的监牢。西藏当局的倒行逆施极为不得人心,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还记得进军前夕曾发生过这样几桩反映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的大事:1、西藏本区没有我党地下组织,但是临省西康巴塘地区却有党的活动,建立进步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拥有170多个盟员。他们朝思暮想地盼望着东方的曙光迅速照亮西藏大地。为首的平措旺阶同志在18军刚要进藏时被西南局任命为西藏工委委员、18军民运部长职务。2、1949年秋,兰州、西宁等地相继获得解放之际,被迫长期流亡内地欲返不得的班禅行辕,当时滞留在青海的香日德,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立即以行辕的名义通电、朱总司令,代表全藏人民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恳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表示将竭尽全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3、在班禅通电发出的前后,热振活佛事件中死里逃生的却本·益西楚臣为活佛报仇不成反而落难康、青地区,生活窘迫几近饿死。在走投无路之际,适逢西宁解放,找到解放军,进见省委书记,声泪俱下痛斥西藏当局残害热振活佛的经过和自己的不幸遭遇,接着又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愤怒揭发西藏当局的卖国行径,强烈恳求解放军义师西进,惩治罪魁祸首,为活佛和所有爱国志士伸冤报仇,解救西藏人民出苦难。4、我军正向大西南挺进之际,西藏的大商号邦达仓·多吉、康北大牧主夏格刀登、格达活佛·洛桑丹增、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热振事件中另一个虎口余生者)、巴塘扎西朗杰等爱国人士经商议后密派蔡良、柏志等三人千里进京上书朱总司令,要求解放军早日进藏,解放西藏人民脱离苦海。5、长期以来以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散居于祖国内地的许多藏族同胞,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行列,返回家乡干革命。他们有来自内蒙古、安徽省的老红军,也有来自高等院校的藏族学生。6、尚有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遗留大陆的一些人员,这时也坚决表示弃旧从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进军西藏的行动,立功赎罪。他们都具备通晓汉、藏两种文字和了解西藏情况的条件。7、更有许多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专家、教授及在西藏学有成就的高僧、禅师等,听说解放西藏也都兴致勃勃要求同往。综观上述诸情,进军西藏,统一祖国大陆,巩固西南国防之举,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锐不可挡的时代洪流。这时,共和国诞生伊始,发自遥远的西藏人民期盼解放的呐喊声和行动,无不急促地震撼着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正疾速行驶于中苏边界上的国际列车里主席的脑海里在缜密而慎重地思索着一个大问题,最后他缓缓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夜长梦多,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解放西藏的最强音就是这样敲定的!于是,载有上述内容的绝密电报1949年12月9日就送到、邓小平二位首长的手上了。战袍未脱又出征1949年末1950年初,我军挺进大西南,以摧枯拉朽之势用不同的方式解放了云、贵、川、康四省,成都战役又一鼓作气地全歼蒋军主力胡宗南、宋希濂部30余万人。这意味着彪炳史册的解放战争在祖国大陆上的大规模战斗即将结束了,这时每个同志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昨天的枪炮声犹鸣在耳,身上的硝烟和征尘尚未掸去,1950年元月8日,进军西藏的任务就落在我们18军的肩上!我清楚地记得与此有关的当时的几件事:1950年初,我18军52师即按原计划向川南宜宾开进,主力拟于元月4日出发,指导员带上我们几个小伙子提前两天先走,打前站为部队号房子。到了乐山,为赶路决定雇用民船顺岷江而下。大家想到行军作战的生涯即

将结束,对于这次下川南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憧憬。我们坐在船上举目欣赏起一江两岸天府之国的艳丽景色,陶醉其间,欢歌笑语在江面上此起彼伏。船行似箭,8天的行程,离开眉山才5天,就快到宜宾了。元月8日这天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照耀着万里晴空,显得分外洁净清爽。忽然,北岸上朝我们奔来几位骑兵通信员,他们一边急促地打着停船的手势,一边高声喊道:“首长命令你们立即返回,情况有变,停止待命,限10日前赶到犍为县城!”一开始懵了一下,紧接着大家走出船舱,整好队伍,朝着刚才相反的方向前进了。大家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赶到犍为,找到各自的单位,一进门就开口问领导:“情况怎么变的?等待什么新任务?”“好啦,别问了,到时候自然会给你说,先住下再讲!”事实证明,这时领导心里也存在疑问。后来,我师奉命从犍为移防到乐山县的竹根滩镇,直到1950年3月25日先支出发,利用两个多月时间在此防地上解决进军西藏认识方面的好多的重大问题。记得停止待命后,大家的猜测甚多,议论纷纷。不久,随张国华军长一起去重庆野司领受命令的刘振国政委回来了,元月22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说:“我们这次到重庆去,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一见张军长和我们就说:‘从苏联发来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你们!’”原来如此!这消息一传开来,反应十分强烈,问题比较多的还数干部。有的人在会上公开发牢骚:“好不容易打垮,说妥让我们留川南干革命的,还未及动步,又叫去解放西藏,上级说话还让不让人相信?那么多的部队进城去,偏偏我们进西藏!”还有的说:“连同抗日,我连续打了十几年的仗,人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连个家也没有,这进藏还不知要多长的时间,个人问题怕是一辈子也无希望解决啦。”我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更是断然表示:“我身体不好,不去西藏!”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为了提高全师上下的思想认识,师部2月5日至10日召开全师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进藏动员大会,张军长也参加了大会,并先后作了两次重要的长篇讲话。讲话以理服人,针对性很强。在讲到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时,从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讲到风俗民情,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我们师原称七纵队二十旅,开始组建之际,张军长即是七纵副政委。根据这个部队一向对革命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和珍惜光荣历史的特点,启发大家用积极思想去克服消极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了不起。而这次进西藏,是以我们!(军为主,我们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解放全西藏的人民,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针对一些同志认为西藏荒凉偏远,进军是得不偿失的思想,他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手,兴趣可大着哩!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藏族同胞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难道我们能够任凭帝国主义侵略而漠不关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就要从阿里、亚东后退数千公里到金沙江东岸,恐怕我们在四川也不安稳吧!那样我们就不是光荣而是犯罪了!”针对有些人畏惧艰难的思想,他指出:“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他不讳言进军西藏面临的巨大困难和许多干部、战士在婚姻、家庭、身体等方面存在实际问题,一方面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时又讲了党和国家、上级机关将如何根据条件可能,帮助大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方法。张军长的讲话有的放矢,丝丝入扣,讲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会上情绪活跃,一些原来紧绷着的脸舒展了。在小会讨论时大家纷纷请缨,有些性急的人恨不得马上出发,去解救水深火热中的藏族同胞。此后,全师又集中一段时间,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终于使思想认识问题趋于较好的解决。在此基础上部队趁热打铁,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为我们充实了兵员,全师达11600多人,一个步兵连就有60多人。对于一些病弱干部、战士则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还更新、补充了武器装备,增编了一些骡马、配发了集体和个人使用的高原生活用品。部队真正实现了齐装满员、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要求,接着部队又投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训练,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挥戈西藏。党中央、命令我军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前,就已确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主调。因此,我们在做好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练兵的同时,还深入地学习了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方针,以做到政治上心明眼亮、意志坚定,军事上斗志昂扬,矢志西藏,义无反顾,因而部队情绪十分饱满。3月4日,上级下令#&师组织一支先遣支队去甘孜,建设进军西藏的基地,指名让吴忠师长率领154团前往;同时,53师也将由一位师首长率领一个团的兵力组成先遣支队开赴南路的巴塘。为统一指挥两路先支,军里决定由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李觉同志组成18军前进指挥所。先支的主要任务为:调查研究藏区的政治、军事、兵要地志、风俗民情,为上级机关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了解沿线的粮秣供应能力,采购囤积部分粮食、柴草和牛羊;吸收培训一批藏族青年;修筑道路、桥梁、制造渡江船只;向藏族各界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以及《共同纲领》中的有关条款,作好统战工作,为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接到命令不久,经过必要的准备后部队于3月25日从五通桥出发,走20多公里,到乐山军部驻地,在北郊撑帐篷露营预习高原生活。在那里还参加有军首长亲临的誓师大会,后来又领了一批武器装备,于3月29日向甘孜正式出发。先遣支队从乐山出发乘坐汽车,战士们高擎张军长亲手授予的“进军先锋”的大旗为先导,一路上浩浩荡荡,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有的县城万人空巷,早早排列道路两旁,手拿标语、糖果和其他慰问品,直到藏族聚居区康定、乾宁、道孚、卢霍和

甘孜城,处处是热情洋溢的迎送队伍。这时候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首长们关于“进军西藏是一件伟大、光荣、豪迈的事业”的教导。和平努力遭阻挠先遣支队的同志们从雅安下汽车开始背上背包、枪械、粮食等徒步行军,晓行夜宿,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重重困难,前进千余里于4月28日到达康北重镇甘孜城,这里曾是国民党政府甘孜专署所在地,当时有刘文辉起义部队驻扎。我军到达甘孜,即按原定计划开始分头进行各自的工作。为更直接向昌都及金沙江沿岸的藏军宣传中央的和谈方针,并及时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态势,为尔后进军准备条件,部队在此稍作休息后,即决定由154团政委杨军同志率领该团二营5月6日西行260余公里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5月16日抵达。数月之间除按计划完成上节提及的工作任务外,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工作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寻找、利用机会托付商贩、朝圣者、走亲访友的人把大量的印有党中央、西南局制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政策捎往西藏,也有的土司头人经过我们工作后给西藏上层朋友去信,传播中央和谈方针;我们还曾经直接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驻森达藏军代本木霞通信,要求和平谈判。但是这些努力的效果当时都不明显,有的遭到断然拒绝。由于听信帝国主义的煽动唆使,西藏反动当局,有恃无恐,忘乎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迷信于所谓“雪山恶水赛过10万大军”和美国人的武器、美元会流水般援助的许诺,不但对我军的和平诚意横加阻挠,就是对于来自中央的召唤,西南局、西北局、青海省、西康省多次派出的劝和代表团和高僧、法师也拖延时间,阻挡入境,甚至扣押、软禁、谋害等等。甘孜的格达活佛历尽艰险到了昌都,劝和不成反遭下毒暗害。时至10月,已届我军正告西藏当局的最后期限,以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紧紧地依附着帝国主义势力,至死不肯接受中央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召唤,视我军为软弱可欺,拒不派出和谈代表,阻止、软禁以至于残杀劝和人员,对祖国人民的友善完全采取的是敌视态度,并沿金沙江以西部署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他们这就堵死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通道。因此,一场武装较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