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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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既需要实施教育，也需要进行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写作论文居基础性地位，起导向作用。我们只有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以人文作科学的导向，大学才有灵魂和生命，才能全面进步和。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既需要人文教育，也需要科学教育。但对于它们在大学教育中的相互关系如何定位，地位孰重孰轻，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严重的分歧。笔者以为，现代大学教育既需要实施科学教育，也需要进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居基础性地位，人文教育是科学教育的导向。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用人文引导科学，使科学为造福人类服务，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大学理念的基本内涵
大学是一种学术机构，其所从事的活动通常受一种观念或精神的推动，这种观念和精神就是大学的理念(idea)，它涉及大学的性质与追求。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一般的职业培训机构，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追求和理想。
大学探求高深知识，追求真理，它不仅保存和传递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知识，更生机勃勃地创造新知识，以此培养高级人才，服务社会，延续和扩展人类的文化命脉，促进人类不断进步，这就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反过来说，大学也只有保存和传递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高深的文化知识，并用以教育年轻人，才能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才能延续人类文明的命脉。这种高级人才又与人类的文明命脉相连，因为他们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要关怀人类的生存状态，要关怀人类的进步，最终指向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大学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更是社会道义的策源地和人类的精神殿堂。
因而，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和向导，大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人文精神。我们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大学的精神内涵。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大学校长在讨论“21世纪的大学”主题时，几乎一致强调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的见解更是一针见血，他说：“大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是有关价值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信息或知识。”[1]也就是说，人文教育在大学中居基础性地位，起导向作用。如果大学仅仅传授一般的信息或知识，而没有一种人文精神，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
二、人文教育的学科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许多深层表现得更加明显。大学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曾出现过的虚空和偏差，不应该只归咎于学校教育或某些人，还与我们常期缺乏对人文学科进行探讨和合理规划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和极“左”，都曾将人文学科简单化地定位成社会的直接表现，使人文教育的深层空间曾受到极度的扭曲和压抑，这种痛苦所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
随着科学让渡为非人化的利润的手段，从十九世纪起，人文学科（如、文学等）与科学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从孔德到斯金纳将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潮流。“人文学科”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被科学所界定的，是20世纪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这意味着，自人类开始反思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大多数哲学家和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分法来对知识进行范围分割，因为还存在一门无法用“科学”囊括的学科即人文学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学”，在于不能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则和条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关注情感与信仰、意志与修养问题，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内部。
对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伦等学科来说，许多思想只能通过个体的情感体悟或道德实践才能被理解和传达；文学从不需要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而需要各个、各个国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读者进行深入地体味、思考、交流和对话。人文学科无法将人当作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科学的对象，不允许对人进行化学分子构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过与人的内心需求进行直接的沟通，才能促进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进人际之间对精神价值的相互理解和开放。因此，人文学科中的每一种说法和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人类精神的视界而已，决不应该成为统辖和束缚其它思想的唯一绝对正确的话语霸权。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教育过程本身就充满对话性的人文精神：让学生们自己在老师所提供的各种思想中、依据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理解去做认真的、与自己血肉相关的抉择。
三、重在认识物质世界
近代的革命及科学进步，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从19世纪后半期，人们开始推崇科学教育的价值，通过追求科学，认识人类生于斯、长于斯、钟情于斯的世界，探索宇宙的奥秘。例如，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就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和强有力的论证者，他曾鲜明地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2]英国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更是身体力行，强调把科学教育引进一切学校，特别是在大学里，应当让大学生能得到广泛的知识教育，并在获得知识的上得到训练，沿着开辟知识新领域的探索者的足迹前进。的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激发了科学教育的兴盛；科学教育的实施，培养了大批的科学家和科教专门人才，对推动的进步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科学教育是大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科学教育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人才，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也促进了国家实力的增长。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这一点对于尤其重要，我们的科学教育应该在各种水平上认真进行，并且快马加鞭，大力强化。大学如果仅仅固守中国传统的“人文”，缺少科学教育，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方面，大学无疑任重而道远。但是，科学不代表文明整体，科学教育不是大学教育的全部。完整的大学教育应该同时关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片面的科学教育容易导致唯科学主义。1959年，剑桥大学著名的化学家、小说家斯诺(C.P.Show)发表了“两种文化及科学革命”(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本来整全的学术文化已分裂为两个对峙的世界，一个是人文的，一个是科学的，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峙使人失去了整全的文化观，不能真正领悟人生和世界的真谛。鲁洁教授在剖析当代教育的弊端时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适应、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放弃了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而仅仅致力于传授“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3]这种教育实际上仅仅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而当人为工具价值取向所摆布，无限地追求效率和功利时，也就消解了人的行为的意义，从而陷入目的迷失的境地。
人类为何需要科学?科学技术主要是探索未知世界和客观来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是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又回到人身上的。科学,如果失掉人文的内核,就会只是如人类学家所说的“没有灵魂的技术昌盛”。
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由人文学科的诞生史和特征可以看出，它与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恩怨情缘”。现在举国上下都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科教兴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对科学和教育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进行过认真的关心和讨论。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之所以高出一般的科学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科学的理解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4]内心的自由感不只来自科学发现的喜悦和自由，还包含着对人生理想的审美性想象。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肯定是缺乏生活情调和创新力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而完善的大学教育也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因而完善的大学教育最能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完美融合。
其实，大学教育所具有的科学和怀疑精神与文学所具有的伟大批判与同情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家与科学家足以站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真正深刻的对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应用性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对于人文教育及科学工作所具有的深刻解放性力量倒忽视了。雅斯贝尔斯认为“整个世界上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假如把信仰科学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这种错觉中，迷信就形成了真正信仰的赝品，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变的科学成果上，把凡是理性思考的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5]
由此可知，真正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正好反对将科学原理迷信化，反对以教条的原理判决人文教育的效用，反对向人文教育过分索要眼前的功利。同样，科学教育也不应排斥和轻视人文教育，更不能以自己的规则去随便规划人文学科的和教学。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不无警醒作用。只有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大学才有灵魂，才有生机，人类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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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尼尔·陆登庭．21世纪主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C]．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编．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22．
[2](英)赫·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A]．见：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823——839．
[3]鲁洁．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4)．
[4][5]《自由与科学》，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79-180页．
[6]《大学人文教育的境遇与探索》．孟登迎．学说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