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教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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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和投入今非昔比，党的十七大又宣示着我国的文化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章以为，新时期的建设重点应该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更深一层次的、在内涵上的提升，以实现中华文化可持续性的发展和繁荣。要达到这一目标，最为根本的途径就是要逐步实现艺术教育在全国的普及和质的提高。我们的文化部门和教育系统应该联起手来，突破思维定式，共同建立起一个新的艺术教育的格局，踏踏实实地推动文化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题记
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文化艺术市场日益兴旺，许多文化基础设施及其管理运作方式都已接近或达到了国际标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前所未有地丰富。可以说，文化艺术已经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全体中国人变得更有文化涵养，审美鉴赏力、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能力有较大的提高，以实现国家建设的良性发展。因此，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意味着要建造更多、更好的文化场馆，而应该是将日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中一部分的文化艺术，达到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高度。很显然，实现这样的目标，必然要以艺术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升为先决条件。
一、文化艺术的教育性和审美性
教育作为文化深层次发展的前提，首先是由文化艺术“产品”在创造和“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性和审美性所决定的。与普通商品的流通和消费方式不同，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往往不是作品的简单购买和使用，而是人脑的艺术鉴赏，视觉和听觉的享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上的感染和经历。比如人们在参观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石刻、绘画等艺术展品时仅仅就是一次欣赏的过程而已，并不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商品交换”。我们观看戏剧或舞蹈节目，聆听音乐会，目的也只是一次审美的感受，达到一种愉悦情感、陶冶性情甚至开启心智的精神满足。
文化艺术作品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性“交易”方式决定了文化艺术“市场”不可能是一般概念上的商品市场。文化艺术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全在于老百姓购买能力的高低或艺术品供应量的多寡，而主要在于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艺术熏陶的程度和他们的教育水准。这就需要通过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美感、陶冶情性等多种多样的教育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使大众从生活性的初级消费提升到文化艺术层次的“消费”。可以说，教育是唤起文化精神“生产”和“消费”的前提和根本基础。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性研究既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艺术产品的美学价值，又可以带来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其他各界的“学习型”观众，唤起宝贵的市场效应。
文化艺术的教育性和审美性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持久不懈地对人的耐心引导。这是一个持久的、逐步递进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振兴行为，也不是短期内筑造起各类不同层次的文化场馆、创作推出一些文艺大作、音乐舞蹈演出、绘画书法展览等所能迅速成就的。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各种形式的“文化大餐”或热火朝天的群众文化运动，虽然能够活跃气氛，但对提高民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老百姓在享受了休息娱乐以后，往往会依然故我，难以因此而成为博物馆或各种专业艺术演出的有心观众。
很明显，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氛围，也就无法建立一个有规模、有素质的观众群。那么，在现代传媒业的挤迫下，我们的多数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就难免要面对一个市场日渐萎缩的窘境。其出路要么坚守艺术的阳春白雪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只好放下身价去迎合“市场”需求，使自身降格为商业消费场所。从008年初开始，全国的公立博物馆都实现了免费开放，以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然而，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和笔者的观察，观众的增加并不像预期的那么乐观。免费并不就意味着更多的观众和教育目标的实现。只有在一个普及的文化艺术教育的基础上，全国的各种文化机构才能吸引足够量的、有品位的观众，进而发挥其特殊的文化效应。
二、文化艺术教育应以学校为核心
笔者认为，只有在学校教育的核心框架下，在严谨、系统、水平不断递进的艺术教育课程中，学生和普通的民众才能得到真正深刻的、有长久效应的艺术熏陶。有了学校教育的良好基础，又在社会各种文化设施和活动的交互作用下，普通老百姓的艺术欣赏就能逐渐变得眼光高远，具备高尚的鉴赏品位。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形成自我教育的兴趣和习惯，就能产生对艺术的主动渴求，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同时，正规的专业教育又是滋养艺术创造能力的土壤和源泉。有了学校教育给予的宽阔视野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就可能登峰造极，普通民众的鉴赏水平也就能水涨船高。
因此，普及文化艺术教育必须要以学校为核心，并以学校严谨的课程为中心导向。而且教育本身就是潜力无限的市场，就是源源不断的观众。教育可以带动知识精英们深刻的研究和严谨的教学，又会有中小学等各种不同层次的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家长们的参与。在实现了遍及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的、系统性的文化艺术课堂和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之后，当一代又一代人将参观博物馆、观看文艺演出等高雅的文化艺术经历视同完善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时，国家文化的大繁荣也就能水到渠成、长盛不衰。
中国艺术教育的里程碑之一是由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从德国传入的“美育”，这对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可以说有开启之功。但是，“美育”作为一项教育方针尚且可以，作为一门具体的教育学科，就一直陷于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困扰，至今难有定论。为了确切“美育”的定义和内容，几十年来教育界一直争论不休。985年的中国第二次美育座谈会认定“美育”即“审美教育”。这样，“美育”也就常被理解成“美学教育”，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美学学科发展的倾斜，对艺术学学科的忽视，会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艺术教育的发展。
00年教育部颁布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明确地指出艺术教育的重大意义，直接推动了各级学校的艺术教学。可惜在严酷的高考指挥棒下和应试教育的惯性思维中，艺术教育仅有一些量化的限定，还没能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体系，未能改变被边缘化的状况。很显然，仅仅基于“美育”这一理想化的概念，没有一套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方法和措施，艺术教育还是难以成功的。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实行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四学科交叉重叠的“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经验，①推出一套综合性、多层次、相互递进的艺术教育体系，培养学生欣赏艺术、理解和评判艺术，并具有良好的创意，而不只是掌握一些应付考试的基本概念。
三、文化部门在艺术教育中的作为
学校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基本，但学校教育还要依靠校园以外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国外成功的艺术教育说明：教育的课堂并不只是在学校，还应该在剧院、音乐厅、画廊和博物馆等实践场所。喜欢某一门类艺术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欣赏的机会提升和强化自己的艺术品位；而对某些艺术门类不甚了解的人通过对相关艺术品的反复接触和观赏，也有可能会得到有益的启发并培养起新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各种文艺团体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支持和直接介入是艺术教育普及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文化机构工作的重心之一是要立足于教育、满足教育的需要。
根据007年上海美术馆历时5个月的问卷调查，上海有76%的中小学生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从我们的大学课堂里也可以轻易了解到多数学生都没有去过博物馆。就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参观的比例也很低。可以想象，在文化资源极为缺乏的广大其他地区的学生呢？中国的其他人群呢？在西方，没有去过博物馆、观看文艺演出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且多数人是反反复复地去。中国人不去参观恐怕主要是艺术场馆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没有艺术教育的基础，人们走进艺术场馆时不太可能与展品发生多少有意义的交流或互动，这样也就失去了走进艺术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各种艺术场馆就只会是一个个被遗忘的角落。
一方面，目前各级学校还没有一个能够让文化机构直接联系的部门和运作机制，也没有一个能够充分地利用校外各种文化艺术资源的开放的教育体系。虽然有许多中小学和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成立了一些艺术兴趣小组如京剧社和舞蹈队等团体，但是，这样的小范围作业跟我们庞大的教育人口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何况这样的活动既没有教育上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也缺乏学术上的研究性和深入性。008年初，教育部发文开始施行传统戏曲进课堂，但鉴于目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十分有限的教学条件，如果不能获得文化艺术部门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这一类教育措施恐怕既不能解决我国文化艺术教育的欠缺，也难以普及持久。另一方面，我们的多数艺术场馆和文艺团体大都还没有充分面向教育的设计和活动安排，没有让各级学校和普通观众能够前去参观利用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机会。许多博物馆的艺术品仅仅就是有一定艺术性和专业性的陈列展览而已，并无很强的教育性的思考和编排；文艺演出也只是以舞台的呈现为限，没有前后期的教育铺垫和跟进，不能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各种面对学生、面对民众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以实现更为有效、更为普及的文化艺术传播。
现在许多博物馆和文艺团体都设立了教育部、科，承担起教育组织和宣传工作，提供一定的教育资源；文艺团体也时有送戏到校、送戏下乡的义举；有一些艺术家还应邀亲临各类教育机构，开课开讲座，现身说法。可以说，文化部门中热心教育、并有潜力执教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有完整教学大纲和计划、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艺术教育机制，这样的活动只能是个例化的、一时一事的短期行为，难以使之制度(范文)化并持之以恒。我们需拿出必要的时间和资金来保证系统化的教育项目的进行，以得益于每一位学生。
此外，各种文化产业，包括动漫制作、影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企事业单位也都是艺术教育的生力军，应该由政府主导牵头，确立他们的教育义务和要求，并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范文)和涉及经济利益的奖惩措施，如税收的增加或减免等，以便创造条件促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与学校和大众艺术教育联姻，腾出必要的资源给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艺术教育提供有益的服务，从而在社会的多个层面形成应有的艺术诱导力和冲击力，更有效地实现高雅的艺术传播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四、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双重领导
鉴于艺术教育的特殊意义和发展要求，文化和教育两个部门需要紧密联系合作，共同承担起艺术教育这件事关文化建设成败的工作。其实中国的文化部原本就是艺术教育具体的组织者和直接的领导者，掌管着中国最好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艺术专门院校，甚至直接关注艺术教材的编写和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等。可惜在部属院校制度(范文)被废除以后，小孩与洗澡水一同被倒掉，最终使文化界与教育界分为不相往来的两家人，使文化界与教育渐行渐远。当前十分紧迫的是我们的文化部门，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剧院、文艺演出等团体，应从观念上和体制上确立作为文化和教育部门的双重定位，或至少是准教育机构或团体的地位，以改变目前这种基本上远离教育的状况，大力提升自己的教育功能，重新承担起引领全国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重任。而广大的教育部门应该欢迎这支重要教育力量的复归，并努力促成这样的转变。
文化部门与教育机构无论在行政定位上还是工作内容上都不应该是两个世界不同行业的人。文化界如果不能够同时把学校以及民间的艺术教育作为自己的当然义务和职责，其无限的教育功能和潜力也就会停止于有限的日常工作或某些短期的行为，这在客观上将造成国家大量现成的优秀艺术教育资源的闲置，也导致潜在的观众和艺术赞助人的流失。其结果就是文化市场的疲软和缺损，艺术团体及各种文化机构生存的困难或为了生存而不务正业。文化部门应该形成一种艺术教育的思维和系统性的持久努力，建立起一个相应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各个层面的艺术教育。文化艺术部门必须走进校园，成为大、中、小学艺术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进行文化艺术教育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文化艺术教育政策和规章的共同制定者。只要是有关文化艺术的活动和项目，无论大、中、小学都有请求文化部门给予协助的权利，而各文化部门都应该义不容辞，担负起给予直接帮助的责任。
笔者认为，为了促成这样的有利局面，国家应该创造政策条件，建立起全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类院校由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双重领导的行政格局，从而使文化部门能够主动地、名正言顺地介入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有职有权地参与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如文化艺术教育的计划和指标、文化艺术培训的规定或要求，授予艺术教育证书、学习证书、资格标准等等。国家还应该给文化部门发放专门的教育经费或设立专项教育基金等，使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直接承担起一些艺术教学工作，如提供兼职师资、开设某些课程、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进行实践教学的机会、协助开设各类面向学校和社会的艺术类专题讲座，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艺术教育资料和设施等等。此外，也应使文化部门能够与教育部门合作组织各种演出和展览、开展文化艺术的专题研究、重点扶植发展一些特殊的课程或专业等。
由于一直以来的行政管理传统和现行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分工，普及文化艺术教育这样的重任和跨行业的事业是无法由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自发自愿地协作完成的。我们有必要参照过去成立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的形式，如体委、经贸委那样的机制，成立由两个部门共同组成的“文化艺术教育委员会”来牵头和协调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文化艺术教育工作，以克服部门之间的种种障碍，调动起共同的教育积极性，联合各大、中、小学和各类博物馆、文化馆、艺术团体，以及其他各种文艺演出和展览机构等，逐步建立起一个不同层次和门类，相互沟通协作的大文化艺术教育体系。可以说，一个跨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也是实现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
结语
最后还应该明确的是，内容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建筑和美术的文化艺术教育远不只是为了大众的娱乐欣赏及生活品位的提高，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大众的文化知识和审美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全能的人，是智育，是为了激发多种感知和思维方式，发展人们的视觉、触觉和敏捷的手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周围的世界。
因此，普及艺术教育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艺术教育是要使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并不管这种创造力用于何处。艺术教育也远不只是为了培养各行业急需的艺术人才，满足大众的职业或工作的需要，而是培养人的创造力的必要手段，最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是我们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基础和根本保障。显然，艺术教育应当成为我们改革大众教育和学校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一项主导策略。我们的教育和文化部门须下大力气建立起一个普及和完善的文化艺术教育体系，实现艺术教育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普及和质量上的稳步提高。而且应当认识到教育也是文化部门存在的理由和依托。
综上所述，艺术教育是实现文化繁荣、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的重要条件，也是开辟一个广阔的艺术市场的必要基础，更是文化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因此，我们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应该是教育，应该考虑把教育功能的拓展作为我们的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有一个使人人都能得益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规划和宗旨。为了达到艺术教育的普及，广大的文化艺术部门与教育部门一样责无旁贷。如果我们能够将文化艺术教育贯穿于我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悠久的文化便能得到真正的复兴，并实现可持续性的繁荣，那么，建设文化大国的宏图大志就将如愿以偿。
注释：
①滕守尧主编.美国艺术教育的新台阶.四川人民出版社，006年版，第3-7页
和谐哲学视野中的大学生人格教育
【字体：大中小】
摘要：对大学生进行人格教育，首先要明确和谐哲学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人格教育的内涵解析、历史回顾与现实性，核心在于构建当代大学生和谐人格体系。
关键词：人格教育；大学生；和谐哲学
人格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导意识，是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人格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的和谐哲学理念和社会实践逻辑中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大学中的人格教育体系，应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在现代意识导引下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平等意识、自由精神是最为鲜明和突出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大学的人格教育体系总体势微，昔日大学的光辉与尊严逐步淡化与消退。如何在传统的人格教育中自然地培育出青年学子们的自尊自爱、如何塑造出他们的纯洁而高贵的性灵等等，无疑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笔者试图以新的和谐哲学理念为参照系就高校如何进行大学生人格教育做点尝试性探讨。
一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和谐哲学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
(一)东方和谐理念的发轫、发展及近代转向
古代东方的文化主要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或者说中国文化辐射着其它地区，影响着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早在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使中国古代思想形成了一个繁荣且富赡的局面，尤以儒、道、墨三家为最。
儒家孔子所倡导的“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以及孟子主张的“和为贵”便构成了儒家和谐理念。孔孟所强调的和谐哲学的核心便是“仁”。只要大家恪守这一人生信条，就会形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老子希望统治者能够做到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则强调“同心”“同德”的哲学，希望人们能够加强内心修养，以适应外部世界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协调。
墨家的代表人物墨翟也根据当时的社会状态，提出了“非攻”、“兼爱”的个人主张，一方面呼吁统治者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发动令社会动荡不安的战争，另一方面希望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互帮互助，使社会形成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局面。
应该说上述关于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理念，尤其是儒家哲学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到了近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又重新提出了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其中虽然含有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理念，但也凸显出了深刻的时代特征。
(二)西方和谐哲学的发轫、发展及现代转向
在西方比较早提出和谐社会理论的应该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一种追求和向往。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理论，并从法律的角度阐释了对城邦国家构建的基本要求与社会生活形态。
西方的中世纪虽然属于宗教统治的时代，但有学者认为，“在所有宗教、甚至最神秘的宗教里面，都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否认宗教为构建和谐社会所做出的特殊性努力。
到了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高扬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并以宪法的形式去规范其具体内容。于是，将人类社会的文明推进了一大步：但法治毕竟带有很大的外在强制性，而真正要想人们短期内从内心产生法治信仰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西方许多学者又主张将已有的宗教与传统道德同法治有机统一起来。美国的法律学家伯尔曼所著的《法律与革命》一书，以及他的演讲《法律与宗教》深刻而透辟地阐明了法律与宗教的作用，为和谐哲学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一套新的完整的思路。
(三)中国传统和谐哲学与现代和谐哲学之比较
、传统和谐哲学的理念及社会实践意义在于牺牲个体利益为前提，来获得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和谐局面。而现代和谐哲学的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协调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传统和谐哲学理念既然以牺牲个体利益为前提，这样它本身就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在强化个体利益的同时必然剥夺或者削弱个体利益，而忽略个体利益在整体利益中地位、影响与作用。而现代和谐哲学理念不仅承认个体利益的公允性、正当性，并且必须以法律的手段予以保护。
3、传统和谐哲学理念强调内心的修炼，对精神层面的东西过分放大，而忽略外部物质世界与人的必然联系与影响，并且完全否认人对物质世界的需求，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将“人欲”与“天理”荒谬地对立起来。现代和谐哲学则承认并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张扬，主张人的个性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体的利益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
4、由于传统和谐哲学理念凸显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体利益，必然导致政治、道德、伦理乃至法律的整体导向的错位与失误。尤其是在政治上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独裁与专制，同时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扼杀个体的情感诉求、精神诉求和物质诉求。而现代和谐哲学理念彰显的是个体利益的合理性，强调的是采取各种手段与方式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推行的是一整套具有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的政体。
通过比较，可以说中国的传统和谐哲学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的是个人的隐性修养必须服从显性的社会需求：而现代和谐哲学将历史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和谐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对终极精神的一种渴望、追求与实践，是一种历史性人文关怀的现时代极致。
二
人格教育的内涵解析、历史回顾与现实性：
“人格”一词来自于拉丁文“persona”，原意是面具。关于人格的定义十分复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将“人格”定义为“个人的心理面貌或心理格局，即个人的一些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人格的形成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在历史上有着各种理论与学说，最为典型的是“遗传决定论”、“社会文化决定论”、“学习论”、“存在主义”以及“精神分析论”。但不管他们怎样认为。人格的形成与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人格教育为“人格”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灵动极为有效的机制。
在教育发展史上，关于教育的最高目的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人类本体目的论”、“社会本体目的论”和“文化本体目的论”。
人类本体论者认为，教育应该以培养人的自然人格为目标。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倡“以天性为师”的“自然教育”与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所主张的“道法自然”有着共通之处。所谓“自然人格”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人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他们的理论分别造就了东西方的自然人格。
社会本体论者认为，人格的培养与塑造应该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人与社会的契合是人生存的最根本的方式，那么，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检验。他们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教育应该培养道德本性的伦理人格。古希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人格和中国古代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皆属于此。他们的学说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化本体论者认为，人格的培养应该致力于人的本质中具有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人类精神与自我的关系。人类的活动除了本然需求外，还要寻求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因此，人格的形成应“既超越人本身的天性，又超越道德本性，使人具有自觉的文化本体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融洽的新的关系”。
人格教育是当今世界教育所面临的共同主题，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国家将此纳入全民教育的体系，并且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与任务。在我国。传统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冲击波无疑打破了传统的宁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我们的人格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必然需求大量的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必须改革，这种改革必须适应市场经济，适应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才观的变化，在这场巨大的变化中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格健全的青年才是国家、民族、社会的未来与希望。
人格教育是一个浩繁而系统的工程。作为高等院校应该做到有目标、有计划。遵循一定原则，采取多种途径与方法开展人格教育，让广大青年学子在有限的时空内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培养，去适应未来的无限广阔的社会需求。
三
构建怎样的人格教育系统，又怎样进行人格教育是问题的核心。
现代高等院校大学生人格教育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就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或者说价值系统的重建，“即在社会价值行为普遍失范的历史情景下重建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以便为人们的现实发展提供选择的价值导向”。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也应该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哲学观，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为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人格教育提供了理论向度和理论定位，同时也提供了人格教育的实践维度。
高等院校大学生人格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放在这个价值系统之中，也就是说人格教育的体系应该以“核心价值体系”为轴心，从各种不同层面进行理论性的逻辑定位和实践性的操作定位。在人格教育方面笔者认为：
(一)形成对本体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比较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它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总称。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文化世界中，“文化是人的自我生长过程”本体文化就是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义化氛围，只有在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解析中，形成对本体文化的认同心理并产生归宿感，我们才能构建与社会、民族相适应的人格基础。
(二)建立知性与行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观
“知性”应该是指对人类的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等一切精神创造的把握。知性程度的高低往往决定自我行为质量的优劣。知的目的就是为了行，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知”的广阔领域。知性品位的形成，应该来自自我学习与修养，然而这种知性与将来的社会实践是互为关联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获得知性的同时必须考量与社会的关系，考量知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的适应度。
(三)建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情感素质
有心理学家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大多数成功者往往取决于“情商”。情感，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事业，甚至包括恋爱婚姻与家庭乃至人际关系的态度和责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的强弱与情感素质的优劣是有直接关系的。“情感是理性的发端，而渗入理性的情感才会定性、明晰化，成为认识的动力；当情感的愿望、动机或决心的形式将人的精神导向行动和实践时，情感的定向化便体现为意志，渗入意志的情感才会强化，成为行为的动力”。
因此，情感的培植与形成是大学生人格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任务。
(四)树立正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强调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对人本身的存在价值予以肯定与尊重。应该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哲学观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现实性与可能性。所谓全面发展，就是指人的生理、心理、思想道德以及科学文化素质的协调发展与完善：自由发展，应该是指人的个体性水平得到充分地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将自我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实践高度地融为一体，让整个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当代大学生人格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新的和谐哲学观的导引下，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贴近社会，努力探索，凸显国家、社会、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系，一定会建构完美的适合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实际的平台，一定会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自由性与和谐性。
福斯特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观点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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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斯特是当代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要求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提出教育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倡导对学校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学校领导必须成为批判反思性的实践。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
98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p54-55)。
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
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p4)。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摘要］福斯特是当代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要求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提出教育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倡导对学校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学校领导必须成为批判反思性的实践。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67-077（008)04-0035-05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
98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p54-55)。
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
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p4)。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福斯特还认为，领导是一种反魅组织结构，并洞察“常规”情形的政治行为，它是一种为参与决策而争辩的政治行为[5］（p87)。福斯特精辟地指出：“领导必须了解环境和变革，授权和改革是批判理论的精神所在。授权和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我们从意识形态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我们以远见……授权可以得到不受限制的对话，改革可以传达超越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的信息和信号，它提供了一种远见，一种公正、平等社会秩序的远见。”[5］（p88)
福斯特也指出，教育领导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道德实践，致力于改革学校文化和学校生活中那些不受欢迎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教育实践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也可能是对某种宗教或宗教团体的偏见，还可能是对各种残疾人、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人和有智力缺陷的人的歧视[4］（p54)。福斯特认为，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教育管理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作为批判性实践的道德领导不是要“编织”更加完善的组织结构，而是要重新界定“生活世界”的实践，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共同理想。
三、结论与评价
批判理论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福斯特把批判理论作为理解教育管理的一个框架，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对教育管理研究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从思想渊源看，批判理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应用。福斯特把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和科学观作为抨击的对象，重新思考了哈贝马斯的批判观念，揭露了主流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范文)存在的问题。当福斯特把批判理论应用到解释教育管理和组织问题时，它已经从提供激进组织思想论坛的作用，转变为理解和评估教育行政决策和组织生活质量的过程。福斯特的批判理论试图把科学解释的逻辑与文化理解的传统结合起来，以建构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和公正社会的评价框架[］（p40)。
其次，从目的论看，批判理论的本质在于对科学和工业压制个性的现性提出批判。正如伯恩斯坦指出的：“批判理论希望使主体完全意识到物质世界蕴涵的矛盾，洞察意识形态的神秘性以及曲解现存社会状况的错误意识形式。”[7]福斯特对科学主义无视个体人性的现性提出了批判，把社会的民主化和人性的解放看作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目的，试图重新塑造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育组织管理主流观点。福斯特所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当前的权力结构、课程结构和教学结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什么？
其三，从方法论看，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主要是辩证法，福斯特希望通过逻辑分析和争鸣来提高人们关于其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觉醒程度。在逻辑分析和争鸣的过程中，福斯特的批判理论依赖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生成，希望指出现存社会状况的矛盾和冲突。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影响，把科学与实证主义划等号，认为实证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只重视教育管理的技术方面，无视多元性、种族和民族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
其四，从知识论看，福斯特呼吁教育管理理论应该拥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应该承认“交往的知识”和“解放的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现实意义，提出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要更多地强调对教育现实的批判、道德与价值观、授权和教育变革，让那些无权的人参与到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让教育管理的实践人员具有批判的眼光，以分析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总之，福斯特对教育管理理论提出了众多挑战。那些相信管理方格、列表、四分图和方案的教育管理实践者无疑会对福斯特的著作失望，因为福斯特的著作抛弃了崇尚效率的领导与管理观；而那些能够从智慧和伦理道德上内省自己角色的教育管理人员则会欢迎福斯特的著作，把福斯特的著作作为兴奋剂，以丰富他们对教育管理的本质、目的和意义的探索。
［参考文献］
［］Foster,W.AdministrationandtheCrisisinLegitimacy:AreviewofHabermasianthought［J］.HarvardEducationalReview,980，(4)：4.
［］Foster,W.TowardaCriticalTheoryof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A］.InT.J.Sergiovanni&J.E.Corbally(Eds.),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culture［C］．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984.
［3］Dantley,MichaelE.BookReview: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J］.JournalofEducation，988，（）：50-58.
［4］Foster,W.P.TowardsaCriticalPracticeofLeadership［A］.InSmyth,John(ed),CriticalPerspectivesonEducationalLeadership［C］．London:FalmerPress，989.55.
［5］Foster,W.P.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M］．PrometheusBooks，986.
［6］Sergiovanni,T.J.DevelopingaRelevantTheoryofAdministration［A］.InT.J.Sergiovanni&J.E.Corbally,(Eds),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Culture:NewPerspectivesonAdministrativeTheoryandPractice［C］．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984.78.
［7］Bernstein,RichardJ.(976).TheRestructuringofSocialandPoliticalTheory［M］．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9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