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幼稚教育目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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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中国幼教界亦乘风逐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入,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之现状;运动以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从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式学前教育——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本土之花。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本文试对这些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实验进行再认识,以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幼教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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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稚教育改革的历史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中国幼教界亦乘风逐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入,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之现状;运动以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从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式学前教育——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本土之花。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本文试对这些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实验进行再认识,以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幼教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
新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4页.
[4]张雪门。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台湾童年书店,1970年,第7页.
[5]陈鹤琴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3、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