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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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三)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意味着改革开放战略有其行动主体——中国人民自主实施，即中国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速度和进步，这是原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自主性也意味着中改革开放的方略、方针、方式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既不为传统的战略模式所束缚，也不为国外的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因此，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如“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目标，均具有开拓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与国情相联系的特色性。对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既没有选择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更没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失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从而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上生成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