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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分歧。两千多年或多或少延续不断的中国政治史中,有两个相距很近的划时代的决策。第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基本上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为主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除去古埃及之外——是绝无仅有的。第二是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定为政治与社会理念的基础。中央集权与儒家政治基本上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李斯在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主管司法的大臣——廷尉(由于秦朝重视刑罚,因此廷尉位列三公)——李斯抵制了丞相与御史大夫(宰相与副宰相)分封诸侯的建议,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的政治天才与远见。从时效上来看,李斯几乎赶上了孔子。李斯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实践家,他从业于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荀况,并从同学韩非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李斯甚至是书法家。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李斯一个极端特殊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总结他的一生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且与周召列矣。”
但是,李斯不同于他的前辈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虽然生前没有建立功名,但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极高的崇拜。汉朝以来,史家很少谈到李斯,一旦谈到,也是严厉地批评。李斯的名望要等两千多年之后才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五四的时代和中的批林批孔。五四和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崇拜李斯,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崇尚欧洲18世纪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这与李斯和法家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绕一个圈子,看看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斯的人格是怎样的。
李斯的人格
有关李斯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今天人所依据的也主要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章节。我们先看看李斯与同学韩非的关系。《谏逐客书》是中国文学史很重要的作品,我们很多人在中学都读过。当时,在秦国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诸侯国都派出说客游说秦王,企图以此化解来自强秦的威胁。秦国的宗室大臣看穿了这些说客的计谋,请秦王驱逐所有外国来的士人。李斯出身楚国,后来跟随荀况学习,不是秦国本地人,当然在被驱逐的行列。李斯为此向秦王上书,这就是那篇名著《谏逐客书》。李斯列举了外来的人才、物产对秦国的益处之後总结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篇文章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一下子就把秦王说服了。李斯不仅重新回到了秦国,而且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李斯在这里不仅今强调了外国的人才对秦国有用,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来秦国寻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
我们知道,李斯与韩非都曾经拜荀况为师,是同学。而且,从后来李斯《对二世书》我们可以知道,李斯对韩非的学问与理论崇拜已极,甚至把韩非的话说成是“圣人之论”。那么,他是怎样对待这位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学的呢?《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李斯陷害韩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当年自己被驱逐的理由。在这里,李斯口气一转,说外国人不能效忠秦王,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这里,我们对那篇精彩的《谏逐客书》的夸奖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它不是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写得再好,也是假的。更严重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明确指出,如果把这些外国的人才驱逐掉,不仅秦国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还会逼着他们到别国去效劳,因此,“逐客”是“资敌”,对敌国有好处。为了避免韩非可能帮助其他的国家与秦国作对,就不能把韩非驱逐,而要把他杀掉。为了杀掉韩非,李斯教唆秦王诬陷韩非,找茬把他杀掉。而且,李斯在极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可能的竞争敌手一定要斩草除根。看到秦王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就把韩非毒死在狱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经捷足先登。所有心肠险恶、残酷无情的人看到这里恐怕都要抚膺长叹、自愧不如了。
生命的动力
崇拜李斯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说:陷害韩非是李斯一生中的污点,但是,瑕不掩瑜,李斯仍然不愧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伟大的人物的胸怀与抱负吧。《史记•李斯列转》有这样一段记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困穷。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学成后辞别自己的老师,说:对人最大的辱骂就是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穷困。处在卑贱的地位,生活在穷困之中,而批评社会,鄙夷利益,这不是作士人的心胸。这一段是李斯对自己人生志向的总结,他的人生动力就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利益,除此之外,都不在话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天才与本领都用上了。而且,他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他不仅自己位极人臣,而且儿子都娶了公主,女儿都嫁了皇子,过生日时来给他祝寿的大臣闹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王表示忠心,但是,他对秦始皇没有丝毫的忠诚。秦始皇死前写信给太子扶苏,要把兵权交给大将蒙恬,并让扶苏前来丧葬,继承大统。但是,赵高向李斯陈说了厉害,告诉他:扶苏、蒙恬一旦得志,你就没戏啦。于是,他与赵高一起封闭秦始皇的死讯,伪造遗诏,陷害了扶苏、蒙恬,扶持二世胡亥当上了皇帝。这是秦朝灭亡的开始,而李斯作为丞相,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在这件事上赵高是主谋,并不是因为李斯比赵高高尚,仅仅是在赵高那里李斯遇到了更高明、更险恶的人,李斯最后终于惨死在赵高的手里,一点儿也不奇怪。
赵高、李斯纵容胡亥骄奢淫逸、压榨百姓、迫害大臣,导致普天下人对他们的怨愤,六国旧族与陈胜、吴广纷纷起义,近逼首都咸阳。二世质问李斯,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地位,运用超人的辩才,教导胡亥:作皇帝不能为天下服务,而要让天下为你服务。为人服务的人是下贱人,被人服务的人才是尊贵的人。怎样才能让天下人都为你服务呢?你要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他举了一个例子。把灰土洒在道路上本来是很小的过错,但是商鞅对这个人施了残酷的肉刑。百姓看见这样小的过错都要受到那样残酷的刑法,因此就会俯首帖耳为你服务了。我们今天讲恐怖主义,其实,把恐怖主义当作政治手段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李斯进一步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并无耻地说: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作为这种行为的理论基础,李斯说: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听了李斯的劝告,胡亥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对人民敲诈勒索多的官吏被称为“明”,使用酷刑杀人多的官吏被称为“忠”。朝野天下怨声载道,起义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仅仅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而秦朝的江山天下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可悲的共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试着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那样的崇拜。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假想敌是孔孟之道,是儒家。因为儒家对申、韩、李斯一直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则,要****孔家店的知识分子就重新抬出法家,来证明:历史上一直就有一种正当的思想在与儒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出名的“儒法斗争”。但是,我感到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有着严厉的批评,而且很多批评都很切中要害,比如批判文人士大夫是“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指出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的虚伪。但是,五四人矫枉过正,走了另一个极端,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这些价值本身的批判,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了“吃人”、杀人的软刀子。因此,一谈起道德品行,五四人就很反感,当时流行的“非孝”与抛弃结发妻子、另寻“志同道合”的新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因此,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变成了对一切道德的批判。与这种极端的情绪相适应,从欧洲传来的唯物主义(陈独秀)和从美国传来实用主义(胡适)在被中国知识分子误解之后,成了彻底抛弃一切道德约束、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不要一切道德恰恰就是李斯和法家最重要的特点,是法家理论的核心。从李斯个人一生的行为,从他给秦始皇、二世胡亥出的主意、做的说教,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到这种为了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尊贵地位、物质享乐,不故亲情,不顾友谊,不顾社会舆论,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不择手段,务以残酷为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都被画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凌烟阁上,成了崇拜的对象。
今天,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诚信、团结、公道、关怀等等价值慢慢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意识中。在这个时刻,回顾李斯一类法家人物的事迹,反思百年来道德价值丧失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