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学风嬗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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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初启蒙学者戴震力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造成了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行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他富于批评精神，把"求理"、"闻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为改良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借复古以创新；他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学见解，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在学术史上开一代新风。

主题词：戴震清初学术治学方法学术史

清代初年，王朝正朔的变易并未带来社会制度的变革，学风亦承袭旧朝，积弊甚多。满清统治者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科举制度蹈袭明代规矩，士大夫多穷年皓首背诵经注以求科场飞黄腾达，狭窄和僵死的学风扼杀了无数学人的创造才智，造就了大批抱残守缺的腐儒。一些有识之士已深感到宋学和八股文的流弊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潜心探求变革学风之途。

生于其时的启蒙学者戴震，起而承继顾炎武“舍经世无理学”的大旗，借求真以矫伪，借复古以创新，力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以他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继承发展了由清初阎若璩、胡渭等开创的汉学，造成了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他一生治学授徒，其力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撼动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1】，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预示出清代学术一个新时期的来临。

一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首先表现在他大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行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

先秦学术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母，而尤以儒家学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为巨，甚而可以说，封建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形态和学术均被其规范和制约。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传习儒经便成为历代士人的首要功课。经学发展至宋，理学出现程朱及其门徒遍注诸经，标榜要阐发儒经的微言大义，实则是根据封建社会后期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统治理论的山穷水尽必然出现非理性的强权政治），借释经来建立新的“天理”至上的儒学思想体系，其实删割了先秦儒学的理性内涵。然由于孱弱的封建社会肌体的需求，程朱理学经南宋理宗的褒扬得以占据官方哲学宝座。明代王守仁倡导“致良知”的心学，虽是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怀疑和不满，但王学只专尚悟而不讲实学，空论良知心性而不求经邦定国，造成明末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引向无用之地，如清汉学家江藩所斥：“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不闻，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2】。清初的朴学创始人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而史称文韬武略的康熙又奉“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的理学为至尊。使得清代前期呈现一种理学回光返照的格局。

由宋及清初，思想界主潮绕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圆圈，这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前进步履的蹒跚，亦反映出这时期学人求索痛苦的心灵历程，他们徘徊于中世纪的故道，无法挣脱历史因袭的重负，陷入了矛盾的窘境。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戴震幼年从学时就不肯漫然置信宋儒的许多立论，对宋元以来理学家随意解释附会经传，歪曲孔孟学说的原旨感到不满，对其宣扬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主静主敬的那一套求学途经更是极不赞同。他指责“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见，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3】他决心通过治经来还先儒的本来面目，揭穿宋明理学家托名诠经，实为乱经的实质。他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4】这是针对宋儒片面玄谈义理，轻视训诂之学而提出的。他十分重视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了解古代经书的涵义，如他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5】他治经的态度非常严谨，凡事力求追本穷源，常从他人不经意处找间隙，然后层层探究，直到正本清源。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虽有先哲之言他也不相信。

戴震治经还特别强调要获得“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其众说以裁其化，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秒，不手披枝肆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见也。”【6】在这里，他强调学者治经必须“巨细毕究，本求兼察”，所得结论要合乎客观规律，经得起多方验证。他教授生徒时，鼓励弟子独立思考，从疑章难句中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旧注，责难先儒，纠正了许多后世对先秦经传的附会解释，在学术上多发古人所未发，反映出他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

戴震对当时某些学人或称新立异哗众以扬名，或迎合名家附骥以得利的治学态度极为不满。他指出：“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7】这就是说，治学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为迎合名儒亦步亦趋或为哗众取宠故作高论均是治学之大忌。他认为学术必须创新，但创新需有所本，其成果方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而不至于名噪一时，倏忽间便湮沉莫闻。他和门人本着这种精神，多向前人未发明的学术领域中去探索磨琢，其宏富的著述创树甚多，一时由经学而及于小学、史学、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天算、地理、名物、制度等，都成为专门学问，这不能不归功于戴震等的倡导实学。

戴震对宋儒的批判和对汉代儒学和重新研究，把无数士子从对理学的迷信笃信中唤醒，使他们对被统治者奉为绝对真理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笼罩程朱的神圣灵光黯然失色，“驳朱”的风气一时漫延于当时的知识界，而由戴氏等开创的汉学则取代了宋学在学术界的支配地位，大有“移程朱而代其统”【8】的趋势，中国学术史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其次表现在富于批评精神，把“求理”、“闻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为改良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借复古以创新。

稍后于戴震的学者汪中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学术时指出：

“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9】

这大体勾勒出清初至中叶汉学发展的轮廊。汪中认为汉学发轫者是顾炎武，其后的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各有专门创研，而给予戴震以诸大家集大成者的独特地位，此语很有见地。在学术史上，人们在比较皖派与吴派对学术的贡献时，多以为皖派高于吴派，戴震高于惠栋。其实，吴派诸人在治《周易》、《尚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可是，作为吴派中坚之一的汪中为什么会特别推崇戴震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呢？就学术成就而言，皖吴两派实在伯仲之间，说皖派高于吴派，恐怕主要在于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这正是戴震等把“求理”、“通道”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之结果。

学术研究的目的理当是为改造社会服务，考证理应只是“求理”、“闻道”的手段。然而，清初的朴学家们却过于偏颇于考证，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谈存在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偏见，株守所谓汉儒的通经家法。戴震高于惠栋之处正在于不仅以考证为满足，面是着重于掌握经传的思想内容并予客观评价，即所云“志存闻道”，“由字通辞，由辞通道”是他治学的宗旨。如果说阎若璩、胡渭等人有开创朴学之功的话，戴震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了一步。

戴震特别强调治经要明义理，认为明义理方能“通道”。段玉裁曾转述过戴震所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面后能考核、能文章。”【10】在这里，他把学习分为义理、文章和考核（或称考据）三个方面，认为三者有主有次，他把义理称作“源”，视为文章和考核的根本。他既不满意清初朴学的“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又坚决反对宋儒的“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主张两者应结合起来，而以“求理”、“通道”为治学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治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写下了闪烁新思想光辉的《孟子字义疏证》，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力抨程朱理学的舛误和腐朽，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近代刘师培曾评价些篇说：“东原之说，名为伸孟子，实则与孟子相戾也。”【11】确实，此篇已超出汉学的范畴，实在是清算程朱理学的一篇檄文。它以精炼流畅、清楚透辟的论述，从理论上批驳了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重新解释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提出了“有人欲才有天理”的命题，否定了先验的、永恒的、绝对的“天理”的存在，即否定了封建社会秩序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无怪乎章太炎赞称戴震哲学的特点是“专务平恕，为臣民朔上天”，“是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的为民请命的哲学【12】，认为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不下于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哲学。作为一部充满勃勃生气和创造精神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一块丰碑，这正是戴震高于其他汉学家的所在。正由于戴震经常教导弟子以“求理”、“明道”为已任，故皖派诸家不仅在训诂学上多有建树，而且在重新认识整理古代经典的过程中时有新的思想闪烁出来，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

对于“求理”、“明道”之途，戴震指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13】。他提出了“理在气中”、“气化即道”的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只有以精审的态度对事物细分缕析，方能发现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理”。在思维方式上，他主张把自已放进去，深入事物内部去详细考察。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14】。如此把自己放到社会生活中，深入事物内部，通过人情的实际体验去求得义理的方法既有别于王阳明提倡的通过“静坐内省”去“致良知”的悟理方法，又与程朱以抽象的所谓“无理”来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扼杀人情和人性有着根本的不同。明王守仁明显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提倡“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15】，朱熹的“居敬”说则重视向内做明心见性的功夫，反对向外寻求客观真理，主张由熟读儒经、涵泳体察而上通天理，成为圣人。朱、王学说均有明显的逃避现实社会矛盾的倾向。而戴震治学重视客观的求理方法，体现了近代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以求实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治学，对改变宋明以来的不良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历史表明，一种酝酿新学风、新文化的运动，当其自身内容尚未寻找到成熟独立的表现形式时，常常不得不诉诸于古代权威，在复古的形式下偷偷地寻求革新。这正如欧州文艺复兴运动决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标志着资产阶段的萌芽一样，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汉学实质上也并不是汉代经学的简单复活。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和剖析，始终包含着对旧文化的怀疑、反思和批判。他们的求理，正意味着新的思想意识的孕育，先秦理性之光的复明，呼唤着学人正视这人心浇漓、充满灾难的社会，面对现实去进行艰难不懈的理性探索。

三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还表现在他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学见解，在学术史上开一代新风。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大旗，严重地败坏了社会学风。既然“天理”是现成的，那么士子只要熟记这“天理”谨谨循规蹈矩就有望终成圣人，独立思考自然是用不着的，如果竟然思考起这“天理”是非合理那是非议圣贤，更属大逆不道。在这种学风影响睛，加之腐朽的科举制度，士人唯有死读书、读死书之一途。

宋元以来，朱熹提出的读书法被统治者定为士人进学的法规，“读书成诵”是这种读书法的核心内容。所谓“成诵”就是要把所读的书记得烂熟直到能背诵出来，考试则是机械的经义问答和默写经书条文。对清代士人影响较大的是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该书固然有功于挽救陆九渊学说末流以不读书为学的流弊，但同样是强调读书注重精熟，提倡倍读（即背诵），要士子对经书反复温习玩索，点定句录，抄录正文。乾隆皇帝就曾下令：“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节，以约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以课程，使贯通乎经义，其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16】。这种僵死的学习方法很不利于士人优游暇豫精神的发扬。如此治学的结果是，士人从幼年开始读书，至到头发花白，耗尽心血，甚至还不能领悟一门经书的微言大义，成为一批食古不化、懵懂无知的腐儒。难怪颜元曾愤慨地指责这种学习方法是“以章句误巷生”【17】。戴震严厉抨击这种学风败坏的现象，提出了对于士人学习方法的新见解。首先，他重视通过学习来提高人的由血气化生而来的认识事物的能力，强调启发“心知”。他指出：“唯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18】，“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19】，“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气血”【20】。他认为即使是一般人，通过后天的学习，也可以由蒙昧达于圣智。他特别强调一“牖”字，主张通过启发心知来开通其愚味，增益其德性，使愚者变明，柔者变强，从而达其圣智。

其次，他提出了“贵化”之说，“苟知问学如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则居其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21】。他反对被动式的“记问之学”，指出光靠背诵经书而不去理解消化，是入而不化，只有自己理解消化所学的东西，才能够牢固掌握它而不动摇，才能够积蓄很深，并且运用自如，取之不尽。这样做，我们的认识发展到最后，便能达到和圣人一样的神明境界。这就不仅批驳了程朱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学习方法论，而且也否定了陆王心学“以我观书”、“致良知”的修身养性方法。这些对学习方法的新见解对建立起乾嘉学派朴实谨严的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震还提出“学贵精不贵博”的思想。在学习过程中，如何处理博与约、博学与专精的关系，历代多有争论。宋代的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之间围绕治学中博与约的关系问题有过一场论争。朱熹主张“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22】。明王廷相曾指出宋儒的博学实质上已流于杂。的确，象宋儒那样把“是非邪正兼收”而“罔知抉择”【23】的学风炫耀为博学，确实给后世学风带来恶劣影响。戴震对宋学家那种只注重学究式的博学、而忽略在某个方面有所创造的治学方法是坚决反对的。他比较注重学有所专，学有所精，“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衡量，就令载笈极博，犹谓思而不学则殆”【24】。他认为学人纵使学富五车，有很广博的知识，但如果不精通书中的道理，就不能掌握认识分析事物的方法，这样的博，是难以有所成就的。他又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25】。他认为学人重要的是要“知得一件”，真正弄通其精髓，掌握其方法，就胜于那种浮泛空疏的博。以此教导人们的结果，是使他们学有专攻，从疑古出发，写出了很多有着精深独到见解的著作，不是仅限于陈述式地诠释古代经传，而是不迷信古代经传，用自己的头脑去重新评价，去检验批评封建伦理，去认识考察社会生活，他们的成果使得宋明理学体系支离破碎，捉襟肘见，虽然立新有限，但于破旧确是功绩昭著了。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及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足见戴震在清前期学风嬗变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但也必须指出，任何人超越他的时代只是相对的，时代对人的制约谁也无法完全摆脱。戴震的哲学富于革命意义只是相对于禁锢人性的宋明理学而言，戴震对学风的变革亦只是相对于当时的恶劣学风而言。从历史宏观角度看，戴震所倡导的学风弊端毕竟不少。尤其是许多戴震的后学在对古代经传的研究中，于“由字通辞”多毕尽一生才思，于“由辞通道”却囿之于蹈常袭故，有着明显的逃避社会现实的倾向。这固然与清代统治者实行高压恐怖的文化政策有关，但毕竟是个缺撼。时代的黑暗窒息了思想，带血的屠刀压制的创造，对艰难求索在那个时代的先哲们，我们还能苛求些什么呢？戴震身后的清代社会依然是一片黑暗，使得恶劣学风得以延续的社会机制仍在挣扎着运行。乾嘉学派的昌盛被作为王朝升平的点缀，变革学风、改良社会的期图被扼杀在摇篮，真正认识到戴震倡导新学风的不寻常意义，是在那个社会的黑暗消退之后。

【注】

(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

(2)(9)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

(3)(20)《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

(4)《戴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

(5)(10)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6)《戴东原集·与姚孝廉姬传书》

(7)《戴东原集·答郑文用牧书》

(8)方东树《汉学商兑》

(11)刘师培《刘申叔文钞·东原学案序》

(12)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释戴说林上

(13)(14)(19)(21)《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

(15)《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16)转引自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P.97

(17)(23)转引自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P.43

(22)王懋闳《朱子年谱》卷二上，附《象山年谱》

(24)《戴东原集·与任孝廉幼植书》

(25)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