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影响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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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职业教育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间(三年或者二年不等)和一定空间(职业学校，包括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里，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教师)对某一年龄阶段的学生(一般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进行知识和技能训练，使他们掌握从事某一具体职业(职业是劳动者为了生活所得而发挥个人能力，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从事的相对稳定的、有报酬的、专门类别的工作及由此获得一种特定的劳动角色[1])能力的教育形式。虽说职业教育还被人们赋予其它一些功能，但职业教育产生并且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人们的就业服务，否则，职业教育将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所谓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也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培养大量适当的劳动者和有一定技术的中初级技术工人(其实就高级技术工人成长的规律和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和训练状况来说，职业学校也只能培养低层次技术工人，因为高级乃至中级技工更多的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学校的实习设备和训练时间、师资水平等都很难保证培养出时下企业高薪聘请的“高级技工”)，进而为经济发展服务。
从理论上说，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证据是充分的，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不可谓不重视，学界也曾援引发达国家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及其重大作用等进行了阐述。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像我们的预期。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正确判断呢?我认为，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兴许可以部分地回答上述问题，即使不能，起码也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并对预测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有所帮助。
一、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
谁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2]对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预测也是这样。通过分析过去与现在社会结构的特点，我们可以找到其未来变化趋势的蛛丝马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逐渐扩大，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传统集权体制在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础，整体性、同质性社会开始解体，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下，由于政府及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不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甚至包括意识形态)之间拉大了距离，各自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且各个领域开始更多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目标，同时各自的价值原则更趋独立。与此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1．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
过去28年中，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聚速度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末的17．92％一路提升至2004年末的41．76％。大致说来，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间，伴随农业改革与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大量农民进城寻找新的出路，6年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85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间，受城市及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城镇职工开始分流，下岗职工数量逐步增加，以往城镇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岗位中主要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口占据的情况发生改变，11年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下降到0．55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出现在1996年以后，在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上年的29．04％大幅提升5530．48％，升幅达到1．44个百分点之后，随后9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10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41个百分点。鉴于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放宽城镇户籍制度，包括省会级城市也将逐步取消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加上进口农产品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导致国内农业劳动力过剩现象不断加剧。相信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进入新一轮人口结构城市化高峰。到2015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有望超过60％，甚至达到65％。[3]
2．阶层结构的变化
作为一个简约的例子，我们可以对5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扫描。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整体结构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之后社会成员地位的获得因为战争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引入虽然有所变化，但在总体上变化不大。
1949年至1978年，宏观制度(如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还有资源分配制度)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了全面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彻底改变了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以后者为例，首先，教育制度曾经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而教育制度的变革使得社会成员对接受教育与地位获得的既得关系失去了预期；其次，职业流动曾经也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进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路径，资源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职业流动基本上被意识形态所包围，社会成员几乎失去了向自由职业流动的所有路径。经过各种社会改造运动和制度设计，我国逐步形成了由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四大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四大阶层中，干部、工人、农民的阶层地位相对固定，知识分子阶层则因政策的变化处于变动之中。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四个阶层实际上成为四大身份群体，他们在经济来源、收入多寡、政治待遇以及社会地位方面有了明显差异。
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财富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社会分层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定，主要是看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然还要参考他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的占有情况。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根据上述标准对我国人群作了阶层划分，共计10个。[5]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占就业人口数的2．1％，其中乡村占的比例较少，城市占的比例较大。第二个阶层是经理人阶层。第三个阶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第四个阶层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包括教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占到14．6％。第五个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即办公室主任、文书、搞计算机的、会计、出纳，这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里都有，规模比较大。第六个阶层是个体工商户阶层。第七个阶层是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员工，占11．2％。第八个阶层是产业工人阶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人，当然这跟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概念。第九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也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包括流动人口。农村社会单一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已经分化，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农村干部和无业者7个阶层。IQ第十个阶层是下岗失业阶层，只能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由改革开放以前的“四民社会”到现在的“十大阶层”社会，说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愈变得更为复杂。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不会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
3．社会结构变化的未来趋势
现在看来，如果中国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不断走下去，在这期间不出现大的波动，继续按照既定政策，深化改革户口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
第一，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以2003年40．5％的城市化率为基准，若今后每年增加1％，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
第二，就业结构调整。现在一产、二产、三产占GDP的比例分别是14．6％、52．3％、45．3％，三次产业就业比例是49．1％，29．6％，29．3％，现在劳动力偏离GDP30多个百分点。若到2020年能降5~30％以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70％1～2上，比例就比较合适了。
第三，城乡差别缩小。现在我国的城乡差别太大，调查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城乡之比是1∶3.50，加上城里人隐性收入，比例达到1∶5，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那怎样一个比例才合适呢?1∶1．5比较合理。所以就城乡差别而言，我们要一年缩小0.1—0．2个百分点，最后把城乡差别控制在1∶1．2—1∶2之间。
第四，社会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扩大。我国中产阶层占整个人口的比例，1999年是15％，2004是19—20％，希望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能够到达38-45％。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成为一个“橄榄型”。社会学研究认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这一点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上：前者主要表现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大量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等方面，因为城乡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差距，能够进人城市依然是农村居民的希望；后者主要表现在中间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扩大上，当然这个中间阶层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这对职业教育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二、社会结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诚如上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时期，这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而进入城镇、社会分工体系变得更为复杂等，社会学家把这一阶段称作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转型涉及到政治(虽说政治领域的变化不如人们预期的快，但也与以前的面貌不一样了)、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领域都与以前大不相同。社会转型对个人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每一个经历过这几十年变迁的人无不体会到社会变化的剧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多种多样，本文主要借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7]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结构的特点除了阶层结构以外，还有城乡结构，比如居住在城市和乡村，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人为地把城乡隔开，改革以来，这种城乡壁垒虽然有所松动，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随着社会的变化，更多的因素加入到人的阶层分化上来，其中教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影响一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具有社会分层的作用。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深受父辈职业地位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其子女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提高子女的教育层次帮助其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人们追求教育的公平，希望通过教育的公平来突破家庭对子女社会地位取得的影响，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特别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追求教育公平的愿望更为强烈。[8]
社会结构变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这个问题国内外都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分层结构，即社会中人按照占有财富的多寡、声望的高低和权力走下去，在这期间不出现大的波动，继续按照既定政策，深化改革户口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
第一，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以2003年40．5％的城市化率为基准，若今后每年增加1％，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
第二，就业结构调整。现在一产、二产、三产占GDP的比例分别是14．6％、52．3％、45．3％，三次产业就业比例是49．1％，29．6％，29．3％，现在劳动力偏离GDP30多个百分点。若到2020年能降5~30％以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70％1～2上，比例就比较合适了。
第三，城乡差别缩小。现在我国的城乡差别太大，调查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城乡之比是1∶3.50，加上城里人隐性收入，比例达到1∶5，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那怎样一个比例才合适呢?1∶1．5比较合理。所以就城乡差别而言，我们要一年缩小0.1—0．2个百分点，最后把城乡差别控制在1∶1．2—1∶2之间。
第四，社会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扩大。我国中产阶层占整个人口的比例，1999年是15％，2004是19—20％，希望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能够到达38-45％。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成为一个“橄榄型”。社会学研究认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这一点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上：前者主要表现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大量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等方面，因为城乡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差距，能够进人城市依然是农村居民的希望；后者主要表现在中间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扩大上，当然这个中间阶层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这对职业教育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二、社会结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诚如上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时期，这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而进入城镇、社会分工体系变得更为复杂等，社会学家把这一阶段称作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转型涉及到政治(虽说政治领域的变化不如人们预期的快，但也与以前的面貌不一样了)、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领域都与以前大不相同。社会转型对个人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每一个经历过这几十年变迁的人无不体会到社会变化的剧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多种多样，本文主要借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7]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结构的特点除了阶层结构以外，还有城乡结构，比如居住在城市和乡村，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人为地把城乡隔开，改革以来，这种城乡壁垒虽然有所松动，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随着社会的变化，更多的因素加入到人的阶层分化上来，其中教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影响一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具有社会分层的作用。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深受父辈职业地位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其子女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提高子女的教育层次帮助其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人们追求教育的公平，希望通过教育的公平来突破家庭对子女社会地位取得的影响，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特别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追求教育公平的愿望更为强烈。[8]
社会结构变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这个问题国内外都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分层结构，即社会中人按照占有财富的多寡、声望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被划分成不同的阶层；教育主要是指学术性的普通教育，也就是不同层次的教育。一般的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人的社会阶层分化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教育与不接受教育之间的区别；二是接受教育多少之间的区别；三是接受教育的种类之间的区别。但由于现在世界各国教育的普及水平都比较高，所以是否接受教育的区别已显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接受教育的多少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一个人从事职业的区别，进而影响一个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学术性的高等教育，就有可能从事一种报酬好、声望高的职业，也就有可能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上游，反之则处于下层。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学术性教育(我称之为地位教育)不同的技能教育(我称之为生存教育)，决定了其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有一种很强的相关性。比如，一个人接受与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相关的职业教育，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一般也与此相关。在这些行业中他们又大多从事中低层次的职业岗位工作，成为所谓的蓝领(比如一线操作工人、辅助生产工人、后勤保障工人等)，而这些岗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是企业里面最低的，[9]而且往往处于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总体来说，社会结构与职业教育之间有着相互强化的关系，只不过这是一种负强化，也即接受了职业教育，只能从事某种中低层职业，而这类职业又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下层，这就导致人们尽量不接受职业教育。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跌宕起伏的态势中可见一斑，什么时候职业教育有利于人们地位的改变，什么时候职业教育就发展得红火。笔者对几所职业学校学生的出身和未来去向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村职业学校90％多的学生家长是农民，城市里职业学校90％多的学生的家长是工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下岗工人)，而他们毕业后的去向(有的没就业、也有少量通过对口单招考取了高职或大学)绝大部分是工厂、商业企业、旅游服务业。
社会结构变化就像信号一样，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看法，进而影响人们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决策。因为，现在人们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力，是不是接受职业教育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子对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人的处境的观察，以及把这些人与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命运进行比较后的权衡考虑。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在改变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时下不会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大的发展，相反却有可能继续萎缩，回到常态。
当前一个时期，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找到一份工作，顺便解决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问题，还是职业学校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吸引力会逐渐减弱。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上，职业教育更无优势可言。不过，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成为制造业大国的愿望又需要一定的职业教育。现在制造业大国、强国，像德国、日本、韩国，技术工人占整个工人总数的比例，拿中国的说法，高级技工(六、七、八级)一般占30％-35％；中级工(三、四级工)占50％左右；初级工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格局，才是一个现代化制造业强国。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是很难成为“世界工厂”的。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技工荒)。日本虽然在技术开发上不占优势，但有一支世界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用灵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但是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需要多年的磨练。
三、发展职业教育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没有办法了。其实不然，“办法总比问题多”。那么，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似乎不能不考虑。
1．提高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
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职业教育得以立足的资本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当然一定的数量是必要的)，所谓“不在多而在精”。我们讲的质量不是指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也不是职业学校对口单招的升学率，而是指学生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规范程度。我国有一句老话叫“熟能生巧”。只有在对一个行业(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包括要领、方法、步骤熟练掌握的基础上，才能谈对技能的改进和提高；任何一个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都是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反观我国的职业学校，问题不是培养的学生太少，而是培养的学生质量太差；也不是培养的学生岗位变化能力不强，恰恰是培养的学生适应一个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不强。这些都与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不高有关，与训练时间不足有关，与对动手操作的要求不够有关。以后，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必须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增加学生的实习、实训的时间，增加和更新学校实验实习设备，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
2．切实改变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薪酬、待遇，为这些人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较低位置流动到中上位置创造条件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都希望成为“中产阶级”或者上等阶级。当然：梦想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但社会应能给每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便利，而不是处处人为设置障碍。为此，清除各种歧视性的制度、观念，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比如“企业工人工资增长法”等，把技术工人的工资随企业效益的增加而增加、改善企业员工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福利等上升为法律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技术、尊重手艺、尊重技能的氛围，扭转轻视“劳力者”的风气，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发展。而这必须以切实的制度建设乃至法制建设为基础。
3．规范企业的生产、用工行为，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各类型企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也是职业教育的最后落脚点，没有企业的参与，就不会有职业教育的真正发展。过去，我国的行业、企业都有开办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的好的传统和经验，比如中专大都是行业所办、技校大都是企业所办，但是后来把中专划归教育系统管理，企业因“社会化”改革或者转制(企业办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是企业的负担，影响企业的发展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停办技校等做法，切断了上述好的传统。以至于现在的企业只想摘取职业教育这棵大树上成熟的“桃子”，而不想给桃树浇水施肥，更不想种桃。应该恢复以前企业办职业学校的传统(这和目前鼓励社会力量办职业学校的政策是吻合的)，采取各种措施强制或者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比如税收优惠政策，强制企业培训员工等。
鉴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需要通过改善技术工人的待遇吸引他们，这样就会改变技术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技术工人从哪里来?目前或者以后一个较长的阶段，只能依靠职业教育，即使职业教育不能(实际上也不能)直接培养高级技工，但能够培养中初级技工，从而为高级技工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对职业教育来说，要尽快从盲目追求数量增加转变到质量提高的轨道上来，这不仅是当前的要务，也是长期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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