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性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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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高等教育家，他在整顿、改造和建设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研究性教学观，涉及了研究性教学观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研究和借鉴他的研究性教学观，对培养研究性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研究与教学统一；研究性教学原则；研究性教学方法

Abstract:CaiYuan-peiisaworld-famousspecialistofhighereducationinmodernChina.Intheprocessofrectifying,reformingandconstructingthePekingUniversity,heformedtheideasofdistinctiveandnovelinvestigationteaching,whichinvolvesmanyaspects,suchastheguidingconcept,theprinciples,theoperatingmethodsandsoon.TostudyCai''''sideasofinvestigationteachingisvery

importantfortraininginvestigativepeople.

Keywords:CaiYuan-pei;unityofresearchandteaching;principleofinvestigationteaching;methodofinvestigationteaching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在整顿、改造和建设研究型大学——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对研究与教学的统一作了十分可贵的实践和探索，提出了精深独到的研究性教学观，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培养研究性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研究性教学的指导思想——研究与教学统一

何谓研究与教学统一？对此，蔡元培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一文有精深的论述：“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1］（P248）也就是说，教学与研究必须统一。在他看来，大学教学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灌输固定知识”的注入式教学，而是对学生研究学问的引导和启发，因为“大学本来以专门研究为本位，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指导研究的作用”［1］（P360）。大学生的学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硬记教员讲义”，而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学习即研究，而“研究学问，当然要有专门的教员指导”［1］（P366）。“若是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能同时并进，固然最好”［1］（P361），所以“大学不但是教育与指导学术于学生的机关，而实在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机关”［1］（P413）。教师与学生共同为学术研究而共处，教与学在研究学问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融合。这种研究与教学统一的思想，是蔡元培的研究性教学的指导思想，渗透到研究性教学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阐释它的内涵。

1.研究与讲授结合

在《教与学》一文中，蔡元培既反对“学而不教”，即不搞学术研究，年复一年“永不修增”地在讲堂上重复过时的讲义；也反对“学而不教”，即肯钻研学问但不谙教学方法；更反对“不教不学”，即对所教的学科没有透彻的了解与持续的研究，又不谙教学方法。他倡导“既教且学”，将研究与教学有机结合。那么如何做到研究与讲授统一呢？他提出了如下的策略：

首先，教师要不断地研究，更新教学内容。蔡元培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他要求“教员对于所教的学科，不断地继续研究，因而每次必有增加的新材料”［1］（P412）。学术创新精神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因为“研究学问，是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而窥破他尚有不足或不确的点，专门研求，要有一种新发明或新发现，来补充他，或改正他”。如果只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而“不尽力于新发明或新发现，也就不是研究”［1］（P573）。学术“研究之目的，在于发宇宙之秘奥，成事物之创造，崭然有新的发现与发明”［2］。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1］（P248）。经过教员的不断研究，“组织最新的学理”，因而讲义的内容得到了充实和更新，提高了学科的学术水平。把这些富有个性色彩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学过程，就能使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从而极大地“提起了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其次，倡导学术讲演。蔡元培针对当时师资坠落，学术消沉，教师墨守其所学，不能修业问道、增进知识的状况，提倡学术讲演，认为学术讲演有助于振兴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蔡元培、钱玄同、陈启修、、马寅初、李四光、陶行知、李书华等校内外学者都参加过学术讲演。外国的知名学者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罗素、印度的泰戈尔等也应邀讲学。讲演的内容既有普及性的介绍，也有专题学术报告，几乎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讲演收到了引起师生“研究的兴味”的效果。

第三，指导学生研究学问的方法。蔡元培要求“若干学生必有一个专科的导师。应读什么书？应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疑义，研究的有什么结果，都是在师生谈话间随时指导”［1］（P361）。

第四，因材施教。蔡元培要求研究性教学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来进行，因为“人体不同，营养料不能完全相同。个人特性不同，教学者所授与之知识，亦决不能完全相同”［3］。选科制的推行，既为教师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成果来开课创造了条件，也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个性精神。据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来说，功课表真是活了”［4］（P250）。

正是在这种“研究与讲授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教师都能把研究与讲授有机结合，讲课以研究成果为“内容”，研究以讲课中发现的问题为“先决条件”。这在《冯友兰自述》中有精辟的论述：教师“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的机会，研究就是充实他的教学的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了。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4］（P251）。

2.研究与自学结合

蔡元培认为，学生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1］（P48）。因此，他主张把自学与研究结合：教师在讲堂上要尽可能精讲少讲，“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省出多少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1］（P275）。学生只有在“日新不已的研究空气中，才能真的得到丰富的知识”［1］（P448）。为了提高研究性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蔡元培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规定授课时间与研究时间大致相当。他主张“授课与研究之时间，须有相当之分量”［5］，具体说，大学前两年传授一般课程，使学生预备专门研究之基本知识，后两年为专门研究，“以求专精一艺”。

第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倡导文理渗透，知识互补。蔡元培认为，学术是互相关联的，不是孤立的，就是专研一种学术的人，也常常感到他种学术的需要［6］。为此，他要求学生“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7］（P421）。

第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了解自己的学问是否有用，自己的研究能力“哪处是长，哪处是短”［1］（P287）。

第四，要求学生自动地研求学术。他强调，在学校里，不能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课堂功课固然要紧，但“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更为要紧”［1］（P288）。只有“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3］（P400）。

第五，研究学问要排除门户之见。“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那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8］（P504）。这要求学生具有质疑精神。

第六，注重“合群运动”，主张相互切磋。“同学之间相互切磋，那是很有益的”［1］（P599-600），这是蔡元培从欧美大学得到的启示：“美国大学之研究学问，与欧洲大学一样，其提倡合群运动，亦与英国，惟无科条约束学生耳。”［1］（P319）

二、研究性教学的原则——自由性原则

蔡元培非常重视研究性教学的“自由精神”，认为自由精神是研究性教学的内在要求，因为研究性教学是对高深学问的研究，这离不开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蔡元培指出，“自由者何？即思想是也”［7］（P90）。也就是说，思想就意味着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的思考。研究性教学的“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9］。只有保证研究性教学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与研究中的个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创造潜能。为此，蔡元培提出了研究性教学的原则——自由性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自由研究

蔡元培对西方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进行了成功的借鉴，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悉听其自由发展。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北大“在这种自由研究的旗帜下，尊孔的老牌学者、拖辫子的辜鸿铭先生，小学家、词章家的刘申叔先生、黄季刚先生，与那‘专打孔家店’的新派学者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先生，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先生，可以一炉而冶”［8］（P119）。

这种尊重学术自由的思想，使北大盛行自由研究学术之风气：“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竟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0］。马寅初先生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在北大，……各派对于学说，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8］（P326）当然，蔡元培对于学术研究自由也是“很有主义，很有分寸”（陈独秀语）。他“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不主张，而且是反对”［11］。

2.自由讲学

蔡元培不仅允许不同学派并存，而且允许不同主张的教员自由讲学，不分新旧。他特别强调“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1］（P488-489）。当时的北大学生梅恕曾在总结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与贡献时说，蔡元培“主张思想学术自由，在当时北大的老师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曾先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如文科学长陈独秀和；还有保皇党，如辜鸿铭先生。所以说，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只要学有专精，足为传道授业，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北大都能容纳他的讲学”［8］（P211）。当然，这种自由讲学也是有限度的，蔡元培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决不允许他提倡“帝制”，请辜鸿铭教英诗，决不允许他提倡“复辟”。

3.自由听课

蔡元培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正是这种“自由选择”原则，不仅使北大的学生，而且使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社会人士可以自由出入课堂，自由听课，这种现象在当时北大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著名专家学者，“叫座教授”讲课时更为突出。据梁濑溟回忆，哲学系在当时是最重要的系，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他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礼堂才行。而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比这还要多［8］（P202）。陈平原先生认为，这种自由听课的传统“已经成为北大校园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它“在众多关于北大的神奇传说中，最有影响而且延续至今”［12］。

三、研究性教学的方法——研究法和比较法

蔡元培认为，从前的大学教师在教授理化、历史、地理等学科时，都注重“前人研究之结果，言进程及方法者极少”［3］（P679）。这与时代的学术和方法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在他看来，“世界学术进步，教授方法，日新月异”［1］（P326）。因此，教员不仅要研究教学内容，还要研究教学方法，强调教员应“采用新法”，因为“学说愈近而愈精，方法愈新而愈切”［7］（P40）。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中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研究性教学方法，即研究法和比较法。

研究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针对某个研究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使学生独立探索，创造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培养研究能力的方法。其中，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一种是“某课研究”，“各学系之学课，有专门研究之必要者，由教员指导学生研究之”，“例如：康德哲学研究、王守仁哲学研究、溶液电解状研究、胶体研究、接触剂研究”［13］。另一种是“演习课”。该课分调查与译书两种。由学生选定一研究课题或一本外文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调研或翻译，然后在课堂上报告或答辩，最后由教师综合评定成绩。

比较法是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提出来的。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教学改革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它源于蔡元培对学术成果或真理的相对性的认识。因为“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而定，无所谓绝对的”［1］（P184），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P537），学术、真理正是在各种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辩论中发展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不仅允许不同学说、观点并存，而且倡导它们比较、讨论、唱对台戏，并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的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1］（P400），“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1］（P184）”?

这一比较法使北大盛行学术自由讨论、交流之风气。胡适和梁濑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这种“唱对台戏”的局面在马征的《教育之梦——蔡元培传》中更有生动的描绘：当时的北大“形成了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研究、讨论之风盛极一时，尤其是五四前后，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讲堂里学术交流更是生动活泼，提倡白话文的与维护文言文的大唱对台戏，宣传唯物论与主张唯心论的亦论争不停。据资料记载，在北大三院礼堂里是留美博士胡适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是旧学渊源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濑溟在大发宏论。两人的课都安排在星期六下午，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上黄侃是旧国粹派，钱玄同是新（白话）派，两人观点争锋相对，谁也不肯服谁，各讲各的。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黄侃也在讲课，黄正摇头晃脑的高声大骂钱的观点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丝毫不在乎这些的钱玄同，则你讲你的“之乎者也”，他依然理直气壮地讲自己的“的了吗呢”。可见何等生动活泼［14］。这种自由思考、讨论之风不仅盛行于教员不同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观点之间，而且盛行于师与生、生与生之间。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北大“无论在教师中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15］。

蔡元培的研究性教学观，从历史的角度看，改变了北京大学师生“官本位”的倾向，使大学生树立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新观念；使教师“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使北京大学从官僚场所转变成学术自由研究蔚然成风的研究型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从现实的角度看，它对于培养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生，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04.

［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冯友兰.冯友兰自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五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

［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1-152.

［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王骏.自由精神与科学研究［J］.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10）：45.

［1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一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70.

［11］台北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先生全集［C］.台北：台湾出版社，1968，1452.

［12］陈平原?.北大边缘［N］.中华读书报，2001-09-19.

［1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45.

［14］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88-189.

［15］梁柱，王世儒，等.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