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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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膨胀的恶果。造成“教育性失业”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文凭危机。教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来看问题，冲突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有意抬高职业门槛的学历资格从而造成文凭贬值，教育性失业其实是社会冲突的产物。

[关键词]教育性失业；教育经济学视角；教育社会学视角

教育性失业(知识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过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恶果。教育性失业、文凭贬值、文凭病、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教育过剩”、“过度教育”等提法，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现象，即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学历的含金量减少，高学历者面临就业困境，现实无法满足其原先接受教育的期望(高收人和高地位)。简而言之，教育性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或文凭贬值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教育性失业”直接导致教育正向功能的衰减，这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并仍时时出现的情况。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业人群中出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一

“教育性失业”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受过教育乃至高学历的人大量失业。二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能学以致用或大材小用、高能低就，不得不从事那些技术水平和收入都低于他们当初预期达到的水平的工作，“学校培养的似乎是徒有许多证书，却极少具备与工作明确相关的本领的人。事实上，将近半数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同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不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不好找工作，连处于顶层的“学历贵族”也遭遇到某种失落。

至于中国目前的学历情势，常常有报道说，大学生就业难，很多本科、硕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失业人群呈现向高学历者蔓延的趋势。的确，仅就2003年来看，这是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0％，而相应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则与往年持平。广州2003年毕业生招聘会需求人员总计6300多人，进场者达到30000多人。甚至有报道说高学历者纷纷“下嫁”中小学，如北京一中招聘教师，30名毕业研究生纷至沓来，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博土，应聘到该校实验部小学一年级教拼音，结果因试讲没通过而被刷掉了。于是有人就此宣称“中国知识失业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应全面观察和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许多大学生的失业不是真正的失业，象有人所列举出的国内知识型失业的几种表现(专业结构性失业、专业过热性失业、学历性失业、行业性失业、区域性失业和主动性失业)都具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那种较典型的知识性失业差别甚大，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就业压力”与文凭贬值相混淆，局部的供过于求并不表明整体教育水平已经很高，因为我国整个国民的教育素质仍然很低。部分大学生“知识失业”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深化过程中(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当然要引起重视，但不可危言耸听，重要的是找出其特殊性及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教育性失业”现象?换句话说，文凭何以贬值?一般人常常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这个推论过于简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令许多研究者困惑不已。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社会学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二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教育供给的过激增长，即随着大学入学率的飙升，大学毕业生一下子大批量地涌进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些高学历者，“当市面上有更多的学历角逐少数的职业时，它也象钱币一样，会发生通货膨胀现象”。但这种膨胀往往不是绝对膨胀，而是相对膨胀，也就是说人才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展开来说，当个人教育成本较低而个人教育收益较高时，人们就会大量地去追求学历，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趋旺，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者甚为走俏。但后来由于教育扩张、供大于求，低层次工作所要求的教育资格上升，高学历劳动者只好受雇于过去曾由低学历者从事的职业，去干知识、技术含量甚低的活，所得薪酬自然就低。此时文凭身份的含金量相对原先期望而言就等于是贬值了。另外，文凭身份的“行情”也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在对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属于较为有利的投资形式，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则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利可图。就教育发展水平这方面来说，教育产生经济功能的一个条件是教育的普及，超过这一限度，教育的经济贡献并不显著。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引发一场“文凭危机”。弗里曼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凭病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当战前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低于10％时，大学毕业生很受欢迎，容易找到好工作；1969年以后，当大学升学率达到21．4％时，在25～29岁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人员中，就有22％的人从事贩卖业的工作(过去只有初高中毕业生才愿意干这种活)。日本大学生的身价普遍降低了，除非毕业于名牌大学，否则很难找到好工作。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刚刚处于兴旺初期，因而文凭的价值正在上升，贬值现象虽存在，但尚未演变为普遍的、全局性和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凭贬值或“知识性失业”的原因有其特殊性：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过急过量；二是社会就业结构过于僵化而无法充分吸纳新的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三是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问题，往往只盯着官场或国营大企业，不愿进入一般的事业单位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更别提了。例如，200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计划招考公务员5400人，报考比例高达20比1，其中绝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

三

教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看问题。在教育社会学冲突论者的视角下，好东西总是稀缺的，而稀缺的东西总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集团或个人)所优先享受，一旦原先稀缺的事物不再稀缺(变成大路货)，就不再是好东西(在原先的拥有者看来)，就会被这些原先的拥有者或既得利益者抛弃，转而去抢占新的稀有资源的制高点，继续与大众保持距离，始终维系自身的精英身份地位。质言之，不是原先的东西贬值，而是因为有了新的更好的东西。

这样，大学文凭从精英的“专利”变成普通大众都能享用的东西，并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征就消失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水涨船高的问题。为了对付学历贬值，在就业市场竞争中领先，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追求更高更好的文凭。竞争变得益发频繁、激烈：从低学历上升到高学历，从争夺普通高学历到争夺名牌高学历。普通大学文凭贬值，名牌大学文凭看涨。例如，日本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学历的贬值并没有使升学竞争降温，反倒愈演愈烈，这表明学历本身始终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是雇主对学历身份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向高端转移，“学历的贬值并没有说明获取高学历已经没有意义，相反高学历者的大量产生使高学历从就职的最高标准降低到最低标准，从成为英才的充分条件变为必要条件”。从冲突论的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不是什么教育发展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学历贬值，而是既得利益者故意限制了职业门槛，有意通过抬高学历身份资格造成文凭贬值，从而限制人们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几率，以巩固自己的既有地位。伦德尔·柯林斯认为，教育是一种可欲资源，是可以派生性地获取其他资源的“资源”，是获得更高地位的基础。教育冲突就是围绕着文凭这一身份文化和实用文化而展开的。各个不同的社会身份集团(尤其是社会中下层)都在力图追求更高的学历，以使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社会地位，文凭贬值其实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录用受雇者时通过提高身份标准(即文凭)来限制人们向上流社会流动，从而维系现有的支配状态，另一方面，处境不利者不甘心长期被支配，只得马不停蹄地去获取更高的文凭。于是，就形成一个“要求高学历——争取高学历”循环作用的冲突过程。正是这一冲突循环过程使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办学层次越来越高，学历身份资格越来越严，文凭就这样显得“贬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