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工具性到本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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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明。本文从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工具性理解着笔，进而分析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几代哲学诠释学家的语言观，借此，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所理解的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并逐渐从对语言的工具性认识深入到本体性认识。

［关键词］语言；工具性；诠释学

关于“语言”《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解释：“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首先是被作为一种工具，可以说这是大多数人甚至哲学家通常的看法，然而语言又不是普通的工具，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并且是承载人类思想这种无形物的工具，空气虽然无形但我们可以通过特殊的科学仪器测定它的组成，对于思想，若非用语言表达，我们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语言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它也确实没有被忽视：古今中外的哲学研究者们一直对语言的工具性保持着应有的关注，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正是意指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还有“得意忘言”一词也是说语言只是传载意义的工具而绝不是目的，所以达到目的后完全可以将之忘却，或者换言之：语言是可以超越的。古希腊的哲人们亦很早就提出了自己对语言的工具性的认识如：亚里士多德就在其《解释篇》中写道：“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2］76。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有外部事物所引发的人的内心经验然后才有表达这种内心经验的符号——口语和记录口语的符号——文字。在这里语言只是后于客体出现的描述、表征客体的工具，只是客体的附着物。这种认识在传统语言观中一直大行其道，甚至在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之后也仍然很有市场：逻辑分析学派将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认为语言是承载意义的工具，要澄清意义首先就要细致地分析语言。然而，语言真的只是一种工具吗？让我们来看看诠释学家们的观点。

诠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语言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从词源学上说诠释学一词（Hemeneutics）源于赫尔墨斯（Hermes）——一位古希腊神话中负责向人们传递众神旨意和消息的信使神，即众神与凡人的语言不相一致从而无法交流与沟通，需要赫尔墨斯从中进行相互间的翻译、转换或解释。可以说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形式或时空上的差异就不会有诠释学的出现与存在。所以语言一直是诠释学无法避免的重要议题。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的诠释学发展阶段下的诠释学研究者或诠释学家们对语言的重要性的理解却是不尽相同的。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诠释学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技艺，主要涉及语法学和解释技巧的一些问题。其目的在于排除歧义以使词与命题判断相一致，语言在当时是作为承载思想的工具而被当作诠释对象的，它的意义确实只在于对象性与工具性。直到近代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通过努力将诠释学发展成作为“理解的艺术”的一般诠释学或普遍诠释学,并对理解的语言性给予重视，他认为解释或理解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语言从心理上再现文本的精神意蕴。而早期的诠释技艺只重视从语言学、语义学上分析文本，这种仅仅将语言当作一般的公共工具的态度，很容易忽视语言使用的当下情境性和私人体验性，从而造成对文本的误读。为此,施莱尔马赫建立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来避免这种误解：语法解释涉及语言的形式方面,心理解释则要求首先了解作者当时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思想状态和影响其的外在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解读文本，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握作者原意。施莱尔马赫建立起的古典解释学虽然注意到语言不同于一般简单的工具而与历史情境及个人体验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他的诠释学仍然是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并没有将语言放在诠释学的中心地位来加以重视。施莱尔马赫之后的著名的诠释学家狄尔泰通过在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界将诠释学确立为人文科学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的是“客观精神”和精神世界，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而必须用诠释学的方法。狄尔泰强调语言正是一种客观精神，是生命与精神的外在载体与表现，而诠释学所要理解的文本就是人的生命所留下的符号形式,是由语言凝固起来的“生命表现”。所以理解就从生命的外在表现中获得内在的生命知识的过程。这样狄尔泰就将语言与人的生命、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大大提升了语言的重要性。但是狄尔泰也始终认为诠释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超越诠释者和文本之间的历史距离,摒弃诠释者的个人偏见，再现文本的原初意义。由此可见，他也没能完全摆脱西方传统客观主义的影响，其诠释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方法论痕迹。语言的重要性在其中的体现也是相当有限的。

真正将语言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将语言作为诠释学的中心议题，甚至认为语言是人生之核心的是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哲学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

海德格尔认为，一直以来西方人的语言观在对象式的思维方式下以机械的方法研究语言实际是不可能没把握到语言本质的，在他看来：“传统语言观有三个特征，其一是将语言看做一种表达。这种观点无论是从外部表象解说语言，还是将语言看做内心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都没有揭示‘语言在说’的本源性特征；其二是把语言看做是人的一种活动。这种观点把人看做是语言存在的保证，而没有看到事实上是语言在说的过程中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后是把语言看做是对外在东西的形象或概念的再现。”［3］海德格尔指出：谈论语言就是谈论人，而绝不是在谈论一种理解的手段或工具。因为只有人才说语言，人的社会存在实际就是语言的存在，没有语言人无法思维、交流也就无法成其为人。从整个人类说，语言出现的那一刹那；从单个人说，在他习得语言的那一瞬间，就被语言所包围了，语言成为人的存在状态。我们甚至无法想像没有语言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就要借助语言。我们的世界已经被语言所充满，它在语言中呈现自己，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同时使自己作为人在世界中成长。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这里语言并非指某一固定的居所，而是指一个流动的呈现过程，整个人类世界生活经验的活动模式（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人类传统）都在语言中才得以展现，而我们每进行一次新的活动、新的理解都是以前一个已展现的世界为前提的。所以说语言呈现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它是存在之家。

伽达默尔继承了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本体论见解并继续了其在推进诠释学本体论走向中的种种努力，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走更远。伽达默尔首先明确否认了语言的工具性，他指出：“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的词汇不大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们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备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2］80语言确实不是一种工具，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是无法放弃语言而存在于世界的，因为语言内含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世界;世界就体现在语言中。语言不是我们人类天赋的能力，但是我们一出生就无可避免地“跌落”在语言中，正如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和时代一样。同样，我们也无法把语言当作一种技能来学习，我们可以单独学习骑车、打球，但我们无法单独学习语言，因为语言总是与各种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它之中呈现着这或者那，都是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可以说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语言，虽然一直以来，我们都说“人说语言”，但是对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其参与者是无法控制它的发展的，实际上人们是跌进了一场对话而不是进行一场对话，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语言在说，而不是说语言。伽达默尔认为，人同世界联系的根本方式就是语言，他将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论断向前推进成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首先作为人的存在状态和遭际世界的方式,然后才能成为表达存在的手段、描述世界的符号,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特有的态度或世界观。所以伽达默尔会说谁拥有了语言，谁就拥有了世界。伽达默尔的嫡传弟子帕尔默曾说：理解的语言性取代了理解的历史性而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中心。这说明当时的伽达默尔已经意识到历史与语言的不可分性。首先是语言创立了人类历史，其次历史也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影响到我们。所以历史影响我们就是语言在影响我们。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不仅无法控制语言，而且无法摆脱语言，人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存在物，失去语言的人就如同失去生命的人而没有了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可见在伽达默尔的理论中，语言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无法攀越的顶峰高度，但是语言的意义、语言的作用仍然值得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12.

［2］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金延，高常营.理解与语言：存在论生存论分析的意义与困难［J］.兰州大学学报，20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