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和文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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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事业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如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的家族。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2．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并且延聘名儒主讲其中。梅花书院兴建后，“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硕儒，如汪中、王念孙、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兴建乐仪书院，盐商有襄助之功。书院所需经费银、膏火之费多由盐商捐助。“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银857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300两”。

杭州祟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的。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文演，字以道，号宾石……又与同邑吴云风(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服务。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据沈德潜《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文。舫皆散去。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评骘焉。”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舫会’”。

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人仕提供方便，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1．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可以说，徽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的廷博及其子鲍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歙县人，侨寓杭州)。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鸿堂。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说到：“鲍廷博、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歙事闲谭》对侨寓浙江嘉兴的歙县人鲍廷博的刻书事迹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歙人。家浙江，事祖若父以孝闻。以父性嗜读书，乃购书以养志。久之，所得益精且多，遂裒然为大藏书家。寻补县学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乃集其家所藏书六百余种，命子士恭由浙进呈。既著录，复诏还其原书，赉以《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其中《唐阙史》及《武经总要》并御制诗题之。嗣刊《知不足斋丛书》即以《唐阙史》冠首，志一时之荣遇焉。‘知不足’者，故廷博藏书斋额。嘉庆十八年(1813)，方受畴抚浙，以续刊之第二十六集进，奉旨赏给举人，时已年逾八十矣。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校误若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既因进书受知两朝，名闻当世，谓诸生无可报称，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年八十六，丛书至二十七集，未竣遽卒。遗命子士恭继志续刊，今存者共凡三十二集。秘册孤编，率赖以传。按：渌饮以巨富居浙，藏书、进书、被奖，皆与汪讱庵同。汪传印而鲍刻书，同时所成就皆极大，真所谓乡里珍闻也。”鲍廷博在《知不足斋丛书》的序言和凡例中交代了他刊刻这套丛书的目的。他说：“特自惭力薄，不能广求未见之书，仅守先人敝箧，可以公世者无几”，“古书流传，每多必佚……凡大雅君子，得有邺架善本可以补集中诸书与阙者，当冀多方因缘寄示，俾成完书。此则公世之盛心，爱及古人，惠施来学，非廷博一人之私幸也”。由此可见，鲍廷博刊刻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珍本秘籍公诸于世，以嘉惠后学，“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据统计，这套丛书收书共计207种，781卷则。许多珍本秘籍率赖以传。

显然，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刻书活动，有的是配合其商业活动而开展的，具有商业性的特点。如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扬州的徽州商人成立的务本堂刊刻了吴中孚编辑的《商贾便览》。有些商业书、商人书的编辑者本身就是徽商或其子弟，曾经在江南地区经商。如黄汴，他在《一统路程图记》序中写到：“余家徽郡万山之中，不通行旅，不谙图籍，土狭人稠，业多为商。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遡淮扬，薄戾燕都。是年，河水彻底，乃就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者多也。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徽商可以把商业书、商人书作为范本，对其子弟进行商业教育。商业书、商人书作为商人从商经验的总结，其刊刻传播了经商所必备的知识。一些水陆路程书籍的刊刻，不但颇便于行人的出游，而且尤便于经商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对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予以扶持与资助

李琳琦先生在《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一文中阐述了徽商围绕科举考试对家乡士子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主要有：一、竭力兴办文会，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二、慷慨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济保障；三、积极捐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会馆，为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与寓所。

徽商为使自己的子弟们在江南侨寓之地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还竭力争取政府为他们设立了商籍。《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对两浙商籍的设立做了比较概括的记载：“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设立商籍，上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皆宪之倡也。”《歙事闲谭》对两浙商籍设立之缘起和过程的记载比较详细：“明天启中，吴氏有名宪者，始自歙迁于杭，为杭始祖。宪字叔度，一字无愆。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而边镇则设旗籍、校籍；都会则设富户籍、盐籍，或曰商籍；山海则设灶籍。士或从其父兄远役，岁岁归就郡试不便，则令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就试于是郡。杭为南方一大都会，故未有商籍。宪与同邑汪生文演上书当事，力请。台臣以闻，报可。于是宪遂得试于杭，而为商籍诸生。杭之有商籍乃宪倡之也。”可以说，在两浙商籍的设立过程中，徽州商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浙商籍的学额具体分配为：杭州府学20名，仁和县学15名，钱塘县学15名，合计50名。商人子弟考取生员，每10人录取1人。张杰先生在探讨清代商籍的设立所表现出的商人的强大的经济力量时，征引了三份分别隶属杭州府、钱塘县和仁和县商籍的中式者的硃卷履历，这三个家族分别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浙江乡试举人、杭州府学商籍汪藻家族，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杭州府钱塘县商籍汪康年家族，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浙江乡试举人、杭州府仁和县商籍金孝枚家族。这三个家族的祖籍都在徽州，分别为歙县坦川、黟县宏村、休宁县。这三个商人科举家族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两浙商籍设立之后，“商籍”成为商人子弟打开科举之门的敲门砖和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重要途径。正如徐旭龄所说：“吾乡之子弟，岁科获隽于有司者，皆隶籍院中……而吾乡之宿德耆老又以时率其子弟课业于中。今观谱中所载，文人之盛，诚甲于一时。”

四、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

徽商在江南地区，广泛交结文人学士。明代歙商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歙商鲍简锡，经商杭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歙商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商人李贤，“且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据陈智超先生的研究，在与方用彬这一嘉靖、万历年间的“儒商”有通信往来的人物中，文入学士占有很大的比重。还有的徽商在江南地区兴修园林，广结海内名流，举办诗文之会，与文人学土日相酬唱其中。可以说，徽商更是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学术文化活动。正如冯尔康先生在《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中所说：“办学之外，盐商还以其资力从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所谓诗文之会，实际是讲一些绅商招募宾客，研究学术和文艺”。可以说，扬州的盐商尤其是徽商举行的诗文之会是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活动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清代李斗认为：“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祁门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被称为“扬州二马”，本身就是商人兼学者，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诗集》，马曰璐著有《南斋集》。他们不但以藏书、献书、刻书著名，而且也以接纳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有声于扬州城内外。马曰璐筑有“街南书屋”，又称“小玲珑山馆”。他们“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如杭州人厉鹗，其诗文为当时的名家所欣赏。他广搜博采，曾在小玲珑山馆居留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又著《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常自比裴松之《三国志注》。又著《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诸书，皆博洽详赡”。

再以清代侨寓扬州的歙县江村江氏商人为例，江春的康山草堂“为文人学土唱和之地，‘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江防，“字旭东，号橙里，一号砚农，鹤亭(江春)从弟……性好学，气度渊雅，所居紫玲珑阁，名流萃聚，诗酒盘桓，词学跻宋人阃域，与鹤亭方伯同为物望所归。一时广陵风雅之盛，自马氏后，以二家为坛坫主。

仅从扬州一地的情况，我们便可以看出扬州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徽商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徽商所举行的诗文之会这项学术文化活动，更是促进了扬州及其附近地区学术文化活动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形成与此不无一定的关系。正如江都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读画舫录书后》所言：“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此外，徽商兴建的书院不但为其子弟读书应试服务，也为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子提供了就学机会。

由此可见，徽商在江南文教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既推动了该地区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又通过商籍形式融入当地。通过引导子弟就学应科提高了文化素质，通过与文士冶游更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