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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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中学历史教材内容方面的三条选择标准：服务于时代要求的标准；中外历史互相联系的标准；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文字表达方面应做到：准确；通俗易懂，生动饱满；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材

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笔者仅在解放初期教过几年中学，又缺乏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经验，本来没有资格就这项工作发表意见，但编辑同志一定要我谈谈看法，只得作为一名热心的读者，提出几点希望，聊供编写教材的同志参考而已。

一、内容方面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编写的教材是供生活在21世纪的青少年阅读的。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他们从无数的事件和人物中最应当知道的是些什么呢？更进一步说，历史教材应当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智慧启发，帮助他们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呢？

从根本意义上说，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目标应当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坚信人类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从而形成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进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生观。20世纪物质文明有很大发展，但未免“物欲横流”，不少青年缺乏理想，这是一种世界现象，千万不可漠然视之。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不管经历多少艰难曲折，最终必将走向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深刻地谈到人类历史的内容，要求把历史看做“人的启示”，而不是“神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应当“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1］（p.650）西方一些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虽然与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也对人类历史的未来充满信心。已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写道：“就我说来，我依然是个乐观的人。刘易士·纳米尔爵士警告我，叫我远远避开计划和理想，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我们不是朝一个特色的目标进发，最重要的就是小心别让人把船弄得摇晃不定，波珀教授想依靠小小的点滴管理，在路上保留下那个原有的亲爱的T字形拐角，特罗弗·罗珀教授对准大嚷大叫的激进派人士的鼻子打了一拳，而莫里森教授则呼吁以理智的保守精神写出历史，在这时候，我将展望这个在动乱中的世界，在阵阵剧痛中的世界，而且将借用一位伟大科学家（伽利略）的大家用得有些陈旧了的词句回答说：‘可是地球还是运行呀厂！’”［2］（p.171）

以上谈的是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目的。下面接着要谈的是：根据这样的目的，我们应如何组织教材的内容呢？我想提出三条标准：

第一条是服务于时代要求的标准。

我们今天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应当立足于21世纪的现状，看一看挑选什么样的内容，才有益于广大的中学生。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其《中国史纲》这部著名中国历史高中教科书的“自序”中说：“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的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于是他提出“笔削”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ofGeneticRelationwithPresentSituations）。他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3］（自序）张荫麟的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可资参考。

21世纪刚刚开始，对其未来的种种细节，我们当然不可能预知。但对于21世纪的发展趋势，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否则就谈不上教育要“面向未来”了。据我个人的浅见，21世纪有三种值得注意的趋势，对于其中的每一种趋势，作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材编写者，我们应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一）科学技术将更加迅速发展，经济在历史上的决定性影响将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是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个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又给它们带来了风险。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因此它们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必须采取趋利避害的相应对策，迎接挑战。（二）在政治上，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但与此同时，美国力图独霸世界，建立单极秩序。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漫长过程，但无论如何不可逆转。（三）在文化上，各国文化将呈现发展的多样性，世界各种文化之间既有吸纳、融合，又有排斥、斗争。我们只有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才能在文化方面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第一条标准出发，我们就可从无穷无尽的历史事实中首先选择那些与上述三种趋势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加以叙述。

例如，既然经济全球化是今天的一种时代潮流，我们就应在世界现代史的教材中说明它的形成的历史过程。15、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产生。出现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把东西方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p.89）。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850至1870年间，以英国为中心形成了世界市场。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伸张到世界各个角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终于把世界瓜分完毕。到这时，世界已经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20世纪50年代，经济国际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出现了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讲明以上内容，可使学生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形成过程。不论人们的喜恶如何，它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只能面对这一现实。同时，也可使学生了解，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它们的剥削，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如不奋发图强，采取有效的趋利避害的对策，仍将沦为西方列强的经济附庸。根据以上所述，两次工业革命、帝国主义的形成和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应当成为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的几个重点。

又如，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反对政治多极化的主张，竭力宣扬21世纪（甚至再过几个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世界只有一极，其他各国都必须听命于美国。但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近代的拿破仑帝国都曾辉煌一时，最终却覆灭了。大英帝国在19世纪臻于顶盛，号称“日不落国”，它的殖民地遍及全世界。可是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病”已经在身。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它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优势。英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不过当它走出战争时，已沦为二等国家了。当1897年英国举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万民欢呼的时候，许多人不是认为大英帝国将永世长存吗？反动透顶的希特勒第三帝国，当其崛起时，自诩为“千年帝国”，实际上只存在了短短的12年。纳粹军队曾经横扫欧洲，只用了6个星期就打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法兰西。希特勒在巴黎手舞足蹈，但曾几何时就龟缩于柏林地堡之下，手足震颤，步履蹒跚，终于畏罪自杀。据此，在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教材中，对这些大帝国的兴衰起伏都应加以说明，以便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如果想以全世界人民为奴役对象，终归是要自取灭亡的。

第二条是中外历史互相联系的标准。

中学历史教材分作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两大部分，各有其专门的写作对象，但不应截然分开，互不相涉。我们在编写世界史时，心中应当不忘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各个时期和若干大事件中占有什么地位；我们在编写中国史时，心中应当想到世界历史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以及反转过来，我们对它又发生什么影响。这样编写出来的历史教材，有分有合，最终成为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能使学生视野开阔，对世界全局了然于胸，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将大受其益。

例如，在世界现代史教材中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提到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篇幅虽然不要像写中国现代史时占有那么多，但绝对不能丝毫不谈。因为中国在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使日本将近百万大军陷于中国，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如，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写到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这个问题时，必须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伟大决策。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5］（pp.1184-1185）。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即将发动全面内战，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除了要估量国民党的力量外，还要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世界无比，而且独家掌握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因而心存疑惧，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也做了悲观的估计，害怕中国内战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加入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头，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将实行妥协。不过，“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判断，是建筑在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应简明扼要地说明当时的国际背景，才能使学生更加认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认清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对世界的现状和历史有深刻的了解。

第三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也是最基本的一条标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转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作用的唯物史观，至今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编写教材必须遵循的基本标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作全面的把握。“”前的教材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史写了许多次农民起义，这是一种偏向。近来又有人主张多写文化方面的内容，少讲甚至不讲阶级斗争，这是另一种偏向。就一部教材的总体而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都应讲到，至于具体到每一章节，写什么不写什么，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拘泥。

在有的地方，应突出说明经济的重要性。例如，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就应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6］（p.141）结果,从1957年起，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和国际上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10月邓小平对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讲话时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7］（p.132）。拨乱反正以后，到今天，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2001年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在纠正以往政治史内容讲得过多的偏颇时，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把政治方面的内容削减得过多。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巴特尔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24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8］（pp.704-705）

现在，有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只讲陈胜、吴广一次农民起义，实在太少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9］（p.625）。无论如何，应把明末李自成这次农民起义加进去。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专制王朝，但它的最终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高度评价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特意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0］（p.227）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很重视，并曾建议郭沫若总结它的经验。在文化方面，现在许多课本都增加了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是正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了现代则成为第一生产力。把中外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写入教材，很有必要。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延续几百年、几千年，比政治、甚至比经济的影响还要持久。曾以艺术为例，说：“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11］（p.77）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人们仍然喜爱它，列宁就很欣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

在中国史和世界史教材中写到思想文化的内容时，我们应当把握的原则是：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各有其价值；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同志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12］（p.524）

在中国史教材中，应当说明中华文明成就辉煌，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例如，“四大发明”是必须提到的。还要通过历史事实说明，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我国思想史上对外交流的经验后，得出结论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3］（p.252）。哲学史家汤用彤也说：“本地文化虽然受外边影响而可改变，但是外来思想也须改变，和本地适应，乃能发生作用。所以印度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改变，成为中国的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14］（p.189）中国现代史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伟大的作用。

在世界史教材中，应当肯定自古至今存在过和存在着的多种文明都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对于上古的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对于中古的伊斯兰文明、拜占廷文明；对于中古近代之交的文艺复兴；对于近代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应该用适当的篇幅给以介绍。没有一种文明是“一枝独秀”的。美国文化扩张主义者所鼓吹的“天定命运论”是违背历史事实、完全错误的。我们要着重说明文化交流对人类发展进步所起的作用，例如中日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等等。在编写世界现代史时，应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起来的通俗文化。今天，随着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等现代传媒工具的迅速发展与普及，通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已远远超过“精英文化”。许多中学生（中外皆然）不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达·芬奇、贝多芬是何许人物，但对当代的足球明星、摇滚乐歌星却“如数家珍”。通俗文化商业气息浓厚，庸俗成分甚多，但也不能一概抹杀。对它进行分析，是一大难题，但不可回避，因为它确实活生生地存在着，并日益深入到青少年的心灵之中。

二、文字表达方面

中学历史教材应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内容确定后，如何表达，历来是令编写者十分头痛的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不知是否妥当。

1．准确性。教材面对的是广大中学生，要使他们从历史课中受到教育，首先要求教材具有科学性，不以科学性为基础的“思想性”是站不住的。因此，应力求避免“硬伤”。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指马克思）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便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15］（p.11）

2．通俗易懂，生动饱满。好的教材应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需下大功夫，不是容易做到的。还要写得生动饱满，使学生爱看。过去有一种分“大小字”的办法，大字的内容表示“最重要”，小字的内容表示“次重要”，这种写法很可能造成内容的不连贯，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思维被多次打断，效果似乎并不好。不要因为每节节省几十个字或几百个字，就把教材写得干瘪瘪的，只有骨头没有肉。与其如此，宁可每节略多一些字，也要写得生动饱满，引起学生的兴趣。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内容既深刻，文字也生动，可资效法。

3．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不作空论，少发议论。上乘的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都是夹叙夹议，寓议论于叙事之中，教科书尤应注意这一点。刘师培说：“夹叙夹议之文，以《史记》最为擅长”，“《魏其武安侯列传》，通篇记事，并无评论，而是非曲直即存于记事之中。”又说：“《汉书·食货·郊祀》两志及《王莽》诸传，并为孟坚聚精会神之作，观其叙议相参，实堪与史迁伯仲。”［16］（p.139）白寿彝写有《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说明司马迁的这种笔法，很值得我们参考［17］（pp.80-98）。

以上所说，未必有当，不过作为一名读者表示自己的希望而已。好像一名很想看到好戏的观众，虽然自己连龙套也跑不好，却在那里说长道短不休，只好请演员谅其热爱戏剧之诚而恕其妄议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

［3］张荫麟：《中国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9］《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4］《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15］《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

［16］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重印。

［1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