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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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产业化”由此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社会各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但教育产业已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去了。

一、我国的教育现状及困境

总的来说，由于受原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教育体制与模式的影响以及在深层次上我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教育投资尤其是政府教育投资增长缓慢，总体水平偏低。按照世界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500、600美元时，他们的平均教育预算应分别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3.5%、4%。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字，1994年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中国仅为2.2%；世界平均水平为5.2%；就连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分别为3.9%和3.0%。即使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经过这几教育投资的高成长，现在教育预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仍不足5%。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

其次，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甚高的情况下，投资基础教育能争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而我国自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急剧扩大，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国家教育事业经费中，初、中、高三级教育投入的比例，90年代初为35.22:36.22:21.47。高等教育在有限的财政教育拨款中超过20%，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从使用效率看，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毛入学率仅为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投资相当于培养60个小学生和25个中学生，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这样的国家教育投资在结构上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据权威部门统计，从1994年到1996年，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预算内拨款的比重从59.85%下降到54.37%，其中农村学校下降到52.63%。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中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小学从59.85%下降到51.92%；初中从56.44%下降到49.44%；义务教育中政府拨款的比重比非义务教育的还要低，是政府拨款比重不尽合理的一个方面。

还有，我国现有的财政预算体制对教育发展不利。我国的基础教育原则上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在财政支付方面实际上由县、乡政府负担。但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财税政策支持，以增加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政支付能力。如1996年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0.04%，非常之低。县、乡政府往往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教育的投入，而且在实际使用中还到处被挪用挤占，所以真正投入到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的费用少之又少。

二、实施教育产业化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目前已初步具备了教育产业化的条件。而且一些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现实的社会运行之中了。

1、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就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教育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构成教育市场，交换的商品是教育服务，这与传统意义上服务企业的性质完全一样。尽管由于教育服务产品的受益具有社会性和私人性，但这种复杂关系并不影响教育的产业性质。因此从产业分类学上把教育看作产业是不成问题的。

2、从需求方来看，社会和家庭居民有强烈的教育消费需求愿望，教育产业化呼之欲出。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到2020年将达到16亿，这就决定了教育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和拓展空间。而培养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是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从居民的消费比例看，教育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0%。中国青年报社几年前做过的一项社会调查中表明：85.6%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18-25岁青年毛入学率不足10%，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而越来越多的人期待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也导致基础教育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家庭对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千方百计为子女选择一所好学校以争取高考的胜利。另外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按每人每年1.2万美元的低限计算，至少每年在教育上以3亿美元的增率在流出。教育的巨大需求为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3、教育产业化是缓解我国教育经费不足增加教育供给的途径之一。按同龄青少年毛入学率计，研究生教育我国仅为0.4%，本科生为4%，专科教育为7%，高中段教育为34%，初中段为85%，小学净入学率为99%。2020年要达到本科生10%，专科生20%，高中段65—70%，九年义务教育95%以上，没有通过教育产业化增加教育供给，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办学模式单一、办学体制僵化、教育机构冗员严重、教育资源利用率低，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状况。在这些公办教育机构中沉淀着相当数量的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若通过教育产业化手段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方式整合这部分沉淀着的教育资源存量，其增加教育市场供给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其次，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教育异军突起，至1999年底，全国有民办幼儿园24643所，民办小学1806所，民办普通中学1702所，民办职业中学689所，民办中等专业和技术学校1036所，民办高等学校20所，分别占相应学校比例的13.2%、0.28%、2.1%、6.9%、12.6%和1.9%，已初步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础教育到各类职业技术教育较为完整的民办教育体系。另外各类培训机构21309所，年培训量达600万人次。大大地满足了社会的受教育需求。

三、积极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尽管从理论上说教育产业化有充分的依据，教育产业化对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解决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现实中某些条件离教育产业化相距甚远，如果操之过急，可能欲速不达。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1、树立市场经济的理念，从整体上把握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市场化，即是在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化。既然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克服市场的缺陷，那么教育产业化在引进市场机制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保证教育自身目的的全面实现。政府要建立一套全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运行制度，并形成一整套科学的监控机制，包括法律、规章制度和政策，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手段。只有当政府具备很大的监控能力以后，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协调作用才能真正到位。

现阶段教育产业化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的公平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即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只要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和教育条件改善，我们都可以视为公平程度的提高。如果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公平，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视为不公平增加，那么，在微观层次上教育产业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加剧。但是，追根究底，这种不公平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所致。要做到完全的、高水平的公平，那只能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政府有能力为任何一个人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和完全平等的优良的教育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实的选择。

2、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自身属性与特点，对各类教育进行组织与管理。

首先，就初等普通教育而言，虽然初等教育的投资可以由社会、私人承担，并由市场来决定其发展；但考虑到初等教育是一种基础性的国民教育，其发展往往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素质的普遍提高，并制约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为初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比较平等的接受初等教育，以保证整个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与管理，原则上讲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实行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以加强政府对初等教育发展的组织与协调，确保初等教育这一国民教育的健康、均衡发展。而不能由私人和市场来自发地决定。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可适当发挥社会和个人对初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以便扩大社会对整个教育投资的来源。

另外，根据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和初等教育实行义务制普及的特征，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应在充分重视和发挥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初等教育进行投资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与管理，以便能通过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教育的投资资助和协调，较好地实现各地区初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从而加快我国初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进度。

其次，就中高等专业教育而言，由于这一层次的教育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合格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是直接面向社会并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服务的，那么在市场经济千变万化、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下，对中高等专业教育投资的组织与管理，原则上不应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应实行决策相对分散、学校拥有较大投资自主权、并能充分发挥市场对中高等专业教育投资进行积极引导和灵活调节的管理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对中高等专业教育的投资是一种能为投资者带来较高经济收益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的收益一般主要为受教育者个人所得，那么对这种教育的投资，若从利益与责任对等的角度看，应主要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即应充分发挥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当然，中高等教育同样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即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同时社会和国家也往往需要中高等专业教育为其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特殊知识技能的专门人才，为了保证教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功能与价值的发挥，保证各类专门人才的正常培养，政府也应对中高等专业教育承担起一定的投资的责任和义务，如中央政府应承担和管理那些能代表一国教育、科技和文化水平的重点院校的投资等。所以，在对中高等专业教育体制中，既要发挥个人、企业单位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其发展尽可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灵活的调整，同时也应发挥政府对中高等专业教育投资的支持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