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情节二者完美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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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西厢记》不仅有优美的曲辞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主题。本文从唐、元两个时期的有关历史现象入手，分析和欣赏《西厢记》通过故事情节，反映历史生活，提炼和升华作品的思想意义的技法。
论文关键词：西厢记思想历史情节
《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剧作，享誉世界剧坛，在明代就被称作：“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但人们对它的欣赏大多是从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上入手，很少从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一些历史生活的角度去鉴赏和评论它的的思想意义。对于戏剧创作，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三融合”文艺思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①这其中“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指反映在作品中的历史生活；“较大的思想深度”指作家对历史内容认识上达到的深刻程度；“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指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这一最高标准提出的要求，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正代表着戏剧的未来。《西厢记》是“三融合”的最好版本。
一
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其作品《西厢记》思想主题无不打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的烙印。
元代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重视武力，精骑善射，轻视文治，中断科举。又在政治上实行“四等人”制，将其作为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一等人是“蒙古人”，称之“国族”；二等人是“色目人”，指元朝境内的西夏、回回、西域各少数民族人及外国人；三等人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北方汉人；四等人是“南人”，包括南方汉人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元朝的各种法律都将蒙古人和色目人归为优待的一类，而对汉人和南人加以歧视。而元代的文人在另一种排名中受到歧视。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大义略序》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文人被排在第九位，在乞丐的前面，这就是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来由。在元代，汉人遭歧视，知识分子遭侮辱，那么汉人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元代的汉族文人没有元前期的唐宋文人那样幸运，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取士制度在元代前期中断长达八十一年。后期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②。因此，元代文人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加之地位低下，生活困顿，便形成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嘲风弄月、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他们走进市井勾栏，了解了社会百态，在创作中，注重表现市民的生活需求和思想感情。王实甫就生活在其中。贾仲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提到有关他的情况：“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其中的“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浪迹其间，风流落拓。这个阶层是人性化、生活化最直接和朴素的阶层。而当时的社会，一方面，封建礼教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随着城市的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遭到进步潮流的冲击。另一方面，在元朝，长期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所带来的蒙古族文化思潮，冲击着封建社会各种思想和礼教，这其中包括婚姻，甚至的清规戒律。加之，蒙古人入主中原前曾远征欧洲，欧洲的旅行家如马可·波罗也到过大都，欧洲人的爱情观比当时汉族人进步得多、开放得多。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不可能不影响到风流落拓文人的创作。反映在《西厢记》中，作者冲破了很多禁区。譬如：用人性化和生活化的笔端来描绘崔张对爱情的渴望。如：
第一本楔子：暮春三月，桃花飘落，柳絮飞扬，天气晴朗，暖风习习，闺房中百无聊赖的莺莺看到春来春去，花开花落，忍不住对景长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写出了青春女子难以名状、无法宣泄的痛苦。
张生初见莺莺时的一段唱：“【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盽着香肩，只将花笑捻。”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达了青春男子对美女出于天然的渴望和倾慕，以及青春女子对这种渴望的自然回应。
第四本第一折中，还用了整折的篇幅描写崔张的性行为，王实甫借张生所唱的一套曲子大胆敷陈崔张的初次幽会。毫无保留地歌颂纯真情爱。“软玉温香”“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等很多词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的最典雅最有诗意最有哲理和含义的名句。
没有这些情节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无法体现《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也表现不出反对封建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这一思想。这一主题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歌，纪念塔。”③《西厢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爱情婚姻观，也正符合恩格斯的一段重要论述：“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④
二
在封建社会时期，“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这种观念源自于在东汉时期就有的门阀制度。到了晋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隋唐以科举取士，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使许多庶族出身的士子有了更多的仕宦机会，门阀制度渐次没落，但崇尚门第的风气在唐代社会仍在延续。而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他们之间互为婚姻，以礼法家教自命清高，门第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据《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载：唐太宗深恶“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以为甚伤教义”。对官修《氏族志》以清河崔氏干为第一等，大为不满，下令重修，把崔氏干列为第三等。⑤据唐刘(食束)《隋唐嘉话》载：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为子向山东士族求婚不遂，怂恿高宗下诏禁止最著名的士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代门阀氏族——“七姓十一家”之说。对于这些大族，文宗更是无可奈何。《太平广记》载：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士庶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说：“朕本求郑门衣冠女子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不久，太子暴死，这件事作罢。⑥后来唐文宗为之大发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见《新唐书·杜兼传》)可见崔家的显赫势力。
《西厢记》及其素材本唐元稹的《莺莺传》、基础本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是以唐代这一历史为背景，深刻揭示和反映了唐代这一历史事实。从传奇到杂剧，主要人物，崔莺莺及其崔老夫人郑氏，作品中无论有无说明人物身世，单从人物姓氏和关系就能看出，莺莺的父母崔、郑结合就是当时最时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他们的女儿崔莺莺，就成了显赫望族的千金。当时，能与七姓中的千金结为伉俪，是多少士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到这里，我们可以假设，《西厢记》中，如果崔莺莺遇到的是七姓十一家的子弟，而不是张生；或者，莺莺是七姓之外的莺莺，张生仍然是张生，《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将要重新定位，其思想价值将被大打折扣。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作品中人物姓氏特定的含义。但通过对素材本《莺莺传》、基础本《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比较，三个版本人物姓氏相同，所反映的主题思想还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有些相差甚远。
《莺莺传》是一篇传奇小说。说的是，唐贞元年间，张生游蒲州，住在普救寺，与寄居寺中的崔莺莺相识。在婢女红娘的撮合下，二人在西厢同住凡一月之久。后来张生去长安赴试，抛弃了莺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崔家并非相国门第，张生并非礼部尚书之子。但“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可见崔张还是亲戚，门第高低悬殊不大，不存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也体现不出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主题。从其中的情节和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称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作者欣赏张生对莺莺的轻佻态度，不仅宣扬女人是祸水的思想，而且称张生负心背义行为是“善补过”。有人说，张生就是元稹本人，显然元稹的创作意图是为自己、为当时不入望族的儒生的类似行为的开脱。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后记中对这篇作品作了尖锐的批评：“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打破窠臼，一改文体，并将全文不满三千字的《莺莺传》，洋洋洒洒扩改出五万多字。非但使《西厢记诸宫调》有了自己的戏骨，能与原著分庭抗礼，更直接影响到后来王实甫的再创作思路。但就其作品思想价值还是不能与王实甫的处理相比的。作品中介绍了崔张身世，维持反对望族集团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思想，还把崔张爱情悲剧改为大团圆的喜剧，赋予了作品歌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可以说，董解元笔下的西厢故事犹如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漫漫长夜中的一盏灯，让那些被封建礼教束缚几千年的青年男女看到了希望。但这盏灯不是一盏明亮的灯。因为，在作品中，董解元表达了“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观念，并且把崔张之爱，与“报德”“功名”连在一起，仍逃脱不了“门当户对”的嫌疑。这就决定了积极主题的不彻底、不坚定性。
在《西厢记》中，崔张固然是才子佳人，但作者没有把他们的结合归结为“才子配佳人”这一主题上。而是通过大篇幅的情节渲染他们的一发难收的“情”，得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的观点。从另一角度看，作者交待了张生虽是礼部尚书的儿子，但父亲不幸早亡，母亲随即辞世，家道败落，“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学四方”。崔莺莺做相国的父亲虽然也已去世，但特别交待莺莺是当世七姓中最显赫的博陵崔氏、荥阳郑氏的后代。这样处理，张生跟莺莺相恋，就有了身份、地位的悬殊，不言自明地提出了反对“门当户对”的思想。作品中崔、张家世的定位，可以说是王实甫《西厢记》借故事情节，揭历史现象，体现反对封建婚姻门第观念的思想意义的点睛之笔。
三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职业排位，把文人排在第九位，而把僧人摆在第三位，反映了元代对宗教的重视或者说宗教势力在元代的强大。成吉思汗就说过：“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做他们的偶像中的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⑦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道、佛、儒三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元代统治者极度的崇拜。“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宪宗之命征云南大理，道经吐蕃地区，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之俗八思巴应召入见，‘日见亲礼’。忽必烈继帝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此后，萨迦派历代领袖均被尊为国师或帝师，许多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相继被封官拜爵。”⑧这就是元代的社会现实：文人不如僧人，科举殿堂不如道观庙宇。而《西厢记》所反映的唐代，佛教的势力比元代更大。佛寺可以官立，也可以私办，寺院林立，他们拥有大批土地，而且可以豁免赋税，很多和尚与官府相互勾结，横行乡里。《西厢记》作为文学作品，王实甫一箭双雕，运用戏弄性和调侃性的手法，对唐、元两个时期的这一历史现象作了一些暴露和讽刺——寺庙并不是宁静神圣的殿堂，和尚并不是六根清净的僧人。在以下几个情节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其一，《西厢记》主要矛盾冲突是崔张追求爱情、争取美满婚姻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安排在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的寺庙中展开，在宁静安谧的佛门净地崔张“吟诗挑逗”、“偷期密约”，谱写了一曲伟大的自由恋爱的爱情赞歌。
其二，在为老相国超度亡灵时，本是六根清净的和尚们因为贪看美丽的莺莺而心不在焉，主持道场的大法师也不例外，因此法聪和尚的光头被误作金磬而遭敲打了。
其三，在兵围普救寺的紧要关头，一向“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向两廊僧俗许诺，谁能退得贼兵，便将莺莺许配为妻。如果退兵的不是张生，而是和尚，《西厢记》将是另一种版本：和尚娶妻。这显然是借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老夫人，对封建之“道”、之“神”的公开嘲弄。
结束语
王实甫是历代西厢故事的集大成者，《西厢记》不仅有优美的曲辞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主题。《西厢记》的创作完美体现了恩格斯的“三融合”的文艺思想。这也是《西厢记》成为思想界震动最大的文学作品的原因所在。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郭沫若.《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M].上海：光华书局.1928.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⑤⑥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⑦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⑧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