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离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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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三个阶段
[论文摘要]镇江多景楼，自宋以来虽迭经兴废，但始终是文人士子登临游赏的名胜之地。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1)北宋时期，登临主体是一群文人雅士，登临性质属于旅游，主要抒写游赏娱乐之情，体现的是“乐感”意识；(2)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登临主体是一群忧国志士，登临性质属于壮游，主要抒写慷慨激越的复国之志，体现的是“忧患”意识；(3)宋末元初，登临主体是一群遗民隐士，登临性质可称之为神游，主要抒写黍离之悲，体现的是“悲感”意识。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历时态嬗变，展现出两宋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人士子的心路历程，具有独特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镇江多景楼建于宋，历元、明、清而至于今，虽迭经兴废，但始终是文人士子登临游赏的名胜之地，由于历代文人士子的涉足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催生了大量诗词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长廊中一道独特的景观。综观多景楼登临诗词，它们所展现的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单一主题或自然风景，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视域，随着历史的脉搏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人士子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在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甚夥。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多景楼特殊的地理位置，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呈现出尤为动态的面貌。然而迄今为止，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历史风貌尚隐晦不显，学界亦无专文论及。因而，本文试图将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置于历史的进程中，从创作主体的身份角色、登临活动的基本性质、诗词作品的抒情底蕴及作家的审美心态与时间概念等角度进行历时态考察。
一、游赏娱乐
北宋时期，宋室虽与辽、西夏屡有战事，但总的来说，并未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承平局面。南方的江浙地区，虽与京城遥远，但有着长期的经济、文化的积淀。多景楼所处的京口一带，更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这里，北固山有如半岛伸入万里长江。多景楼则坐落于北固山之巅，三面临江，北面淮甸，又有焦山和金山东、西相望，视野开阔，景色奇丽而壮观，是北固山风景的最佳处，《嘉定镇江志》称它“东瞰海门，西望浮玉，江流萦带，海潮腾迅，而惟扬城堞浮图，陈于几席之外，断山零落，出没于烟云杳霭之间。至天晴日明，一目万里”。北宋米芾盛赞之，称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因此，多景楼成为文人士子时常登临的胜地。
此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就其创作主体的身份角色而言，如裴煜、曾巩、晁端友、韦骧、苏轼、蔡肇、米芾等，主要是一群文人雅士。他们生当承平繁荣的时代，宋代开国者以祖宗家法传续下来的养士之风使他们大多待遇丰厚，生活优游。他们于羁旅行役或政成遐迩之际登临多景楼，大多怀着一种寻幽探胜的心情，因此其登l临活动的基本性质属于旅游。如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游多景楼，作有《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词和《润州甘露寺弹筝》诗。《苏轼诗集》引杨元素云：
孙洙巨源、王存正仲，与东坡同游多景楼。京师官伎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时英彦，境之胜，客之秀，妓之妙，真为稀遇。
熙宁七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知密州，途径润州时遇友人孙巨源、王正仲，于是他们同游多景楼，设酒置伎，可谓英彦会聚，伎姿妙绝。另如裴煜《多景楼》：“登临每忆卫公诗，多景唯于此处宜”；韦骧《多景楼》：“尽道人间占胜游，天将多景遗斯楼”等，均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登临览胜的取向和追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在此小憩，并作有《秋暑憩多景楼》，诗名即明示其登多景楼是为“憩”暑游赏而来。
北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创作主体是一群文人雅士，他们登临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于娱情遣怀，故而就其诗词作品的抒情底蕴而言，主要是抒写登临所见之景和游赏娱乐之情，作品中容纳的是一种以“乐”为核心的情感体验，反映出的是一种“乐感”意识。如苏轼《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词从“多景楼”的“多”字获取灵感，写到自己的“多情多感仍多病”。“乐事回头一笑空”，与起句的情语相连，意谓这次集会多景楼而饮酒听歌，诚为“乐事”，只恨不能长久。“醉脸春融”，既似写伎姿，又似写自己的酒酣之态，与末句“斜照江天一抹红”相互映衬，抒发乐游多景楼的无限风情。又如曾巩《甘露寺多景楼》：
欲收嘉景此楼中，徒依阑干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曾巩三十九岁中进士，中年后离乡宦游，登临镇江多景楼，非常赞赏其地风光，故而写下了这首七律。诗的首旬即说明作者的目的是“欲收嘉景”，以此统摄全篇。中间二联，一写水光，一写山色；一写淮甸寺钟，一写江面帆船。诗人抓住富有特色的景物，远近参差，动静结合，表现出多景楼的胜景伟观和作者高旷自得的情怀，体现了创作主体在与自然风物神交构合之中所体味的“乐感”心态。
北宋时期的多景楼登临诗词，虽然作者有时也写病写愁，但其立足点仍是出于对“乐”的追求。在和平时期，面对优美的自然环境或风景形胜，多数登临主体均能产生与此大致相同的乐感体验，其作品蕴含的特定时代的现实内容相对淡化。因而这些着眼于游乐的登临之作，就时间概念而言，它们抒发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情感。
二、慷慨励志
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和宋室的南迁，是宋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亦成为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的显著转折。“靖康之难”的惨痛巨变彻底打破了北宋承平时期诗人词客流连光景的迷梦，也刺激着此后南宋一代又一代士人。自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宋金之间的拉锯式战争和宋廷内部的和战之争，给文人士子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同时，南宋划淮而治的半壁江山使多景楼所处镇江一带的地缘属性亦发生转变。早在北宋时期，镇江虽然是政治及军事的边缘地带，但处于国家的南部内地，物阜民安，所以文化比较发达。宋室南渡之后，宋金划淮而治，江淮一带成为军事前线。由于有长江天险，曾是孙刘联合抗曹故地的镇江一带遂作为第二道防线成为临安的北部屏障，两淮则是其外屏。这样，镇江便既是军事的敏感地带，又相对仍处于国家的腹地，文化气息较沿边地区浓厚，仍是孕育文人学士的主要地区。文人士子登临多景楼，往往便会因这一特殊双重因子的催生而触动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感怀。交织着收复国土的希望与失望，这一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创作主体的身份角色发生了鲜明的转换，即由文人雅士过渡到矢志恢复的忧国志士。
此期作者如毛开、陆游、陈亮、刘过、杨炎正、程秘、岳柯、吴潜、李曾伯等等，均为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陈亮在去世的前一年，曾说“复仇自是平生志”，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志士的心声。美国汉学家田浩即指出，陈亮与辛弃疾等人的交往唱和，“表达了他们对外族占领中原的共同焦虑，以及他们永不消歇的复仇之情”。此期作者登临多景楼之际，或孑然北望，或相互期许，砥砺个人的壮志，谋求国土的复归。因此，其登临活动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志士的“壮游”。刘过虽终生未仕，但他曾上书朝廷提出恢复中原方略，未被采纳，于是漂泊江淮之间，与力主抗战的陆游、陈亮、辛弃疾等多有唱和。其《题润州多景楼》即是一篇壮游多景楼的述志之作：
金山焦山相对起，挹尽东流大江水。一楼断水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尽脱人间秋。烟尘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见双泪流。……我今四海行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下无人独登览。楼高思远愁绪多，楼乎楼乎汝奈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
由于屡次应举不第，刘过试图走一条李白式的壮游干谒的道路。虽然不遇，但他并不是戚戚于一己的得失，而是怀着更为雄阔的胸襟，怅望烟霭茫茫中失陷的神京而潸然泪下，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壮怀与豪情。这一时期多景楼登临主体的价值取向是陶写个人的壮怀豪情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诗词作品的深层底蕴在于抒写慷慨激越的复国之志。作品反映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心态，是一种基于民族之耻、国家之恨和个人情志之伸的“忧患”意识。如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窖宿貔貅。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江汉流。
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出为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这年十月初，陆游陪同镇江知府方滋登楼，感而赋此。词发端从多景楼形势写起，以危楼、鼓角、烽火、戈甲、貔貅等意象，勾勒出肃杀苍凉的战乱现实。家国的忧患与身世之愁，激起作者图强自振的勇气和横戈跃马的豪情。末尾以西晋大将羊祜(字叔子)镇守襄阳的典故，以古况今，既是借羊祜劝勉方滋，也是以之自励，希望为渡江北伐做好部署，建万世勋业。陆游此词，一问世就博得同时代志士张孝祥的赞赏，为之题序，“书而刻之崖石”。毛开亦次韵唱和，同声相求，有《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其他如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杨炎正《水调歌头·登多景楼》：“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等，作者对于时事的忧患与慷慨之情发而为诗词，可谓力透纸背。正如王夫之所论：“士之有志，犹农之有力也”。即使是南宋中后期，由于两次对金北伐的失利和蒙元进犯的威胁，复国的希望已越来越渺茫，这些热血志士的热情也并未减退。吴潜《沁园春·多景楼》：“凭栏久，问匈奴未灭，底事菟裘”。李曾伯与之次韵唱和，有《沁园春·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韵》：“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淮头，虏尚虔剑。谁为把中原一战收”。
此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其着跟点不再是景物风光，而是国耻与家仇，诗词作者表现出一种对于当下现实情势的群体自觉。因此，从时间概念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诗词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
三、黍离悲歌
南宋末年，随着宋元双方于理宗端平元年(1234)联合灭金，宋元之间的战争很快便大规模爆发。虽然宋朝许多爱国将官组织了无数次英勇抵抗，与元军在四川、两淮及长江沿线反复争夺，但由于此时宋廷已腐朽没落，宋朝防线节节崩溃。德祐二年(1276)，临安失陷。祥兴二年(1279)，元朝军队向南海崖山宋廷最后一个据点发起猛攻，宋军失败，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从宋末到元初的一段时间里，多景楼登临诗词再一次发生了转换。
就创作主体的身份角色而言，此期作者如卫宗武、柴望、王奕、吴锡畴、俞德邻、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大多是宋廷旧老或遗民隐士。他们在贾似道当国期间不与权奸合污，要么引退，要么独守节操。入元之后，他们也不与蒙元统治者合作，隐居于江湖。如卫宗武，出身世家，理宗淳祐间曾为朝官，入元后，“眷怀故国，匿迹穷居，其志节深有足取”。柴望，理宗嘉熙间为太学上舍生，淳裙六年(1246)，上《丙丁龟鉴》，忤时相之意，诏下临安狱，后为赵节斋疏救得免。宋亡之后，柴望自称宋逋臣，与弟随亨、元亨、元彪“隐于榉林九礤之间，人称‘柴氏四隐’”。林景熙，度宗咸淳七年(1271)太学上舍释褐，“官礼部驾阁，转从正郎，宋亡不仕”。汪元量，则“以一供奉琴士，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终始不渝”。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云：“靖康之变，志士投袂……及宋之亡，忠节相望”。这些赵宋遗民虽没有像江万里、陆秀夫那样节义自杀，却一直忠实于宋室。他们登临多景楼，往往是为了缅怀遗踪。因此，其登临活动的性质，绝非出于旅游，亦非前期豪情志士之壮游，而可以说是一种“神游”，梦萦魂牵故国江山。
此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其价值取向不再是个人生活的娱乐消遣，亦不再是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而是一种对于故国忠诚不渝的缅怀与守望。诗词作品的深层抒情底蕴，是在悲歌怀古之中寄托遗民隐士的黍离之情。作者们不再像承平的北宋文人雅士那样体验“乐感”，亦非中兴志士那样基于和战的现实而产生“忧患”意识，面对已经失去的故国江山，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萧瑟与悲凉。因此，就创作主体的审美心态而言，它是一种“悲感”意识。如柴望《多景楼》诗：
早被垂杨系去州，五更潮落大江头。关河北望几千里，淮海南来第一楼。背日最多风景处，令人偏动黍离愁。烟沙鸿洞翻苹末，欲依西风问仲谋。
柴望诗是宋元之际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典型代表。作者怀着一颗遗民赤子之心登临斯楼，北望关河，眷怀故国，其诗黍离麦秀，寓痛至深。另如王奕，共有多景楼登临诗词5首，是现存多景楼登临诗词最多的作者。其《水调歌头·和陆放翁多景楼》云：
迢迢皤冢水，直泄到东州。不拣秦淮吴楚，明月一家楼，何代非卿非相，底事柴桑老子，偏恁不推刘。半体鹿皮服，千古晋貔貅。过东鲁，登北固，感春秋。抵掌嫣然一笑，莫枉少陵愁。说甚萧锅曹食，古矣苏吟米画，黑白满盘收。对水注杯酒，为我向东流。
在宋朝灭亡后，王奕曾“自葛水买舟，至淮扬，又自扬州买舟至孔林，登泰山，复还淮楚，往复六千里”。作者经历了亡国之痛，南北往复游历，凭吊故国遗迹。其词从三国英雄刘备、西晋大将羊祜，写到本朝苏轼之吟、米芾之画，在怀古的感慨与追忆中透露着深沉的无奈与凄凉。其他如林景熙《多景楼故址》：“野衲不知兴废事，梵宫金碧自纷纷”；倪应渊《多景楼》：“欲知三国兴亡事，但看一江去来潮。……云山绕栏期深隐，不受刘安作赋招”。故国已逝，他们唯有在悲歌之中寄托黍离之情，在怀古之际思索历史兴亡的答案，最终矢志归隐，以全节操。
就时间概念而言，此期作品表现的不再是北宋时期那种出于登临览胜而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情感，亦非南宋中兴前后那样针对和战的现实，而是一种对于故国的凭吊和眷念，对于历史的思索与感叹，因而充满着深沉的历史感。
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从游赏娱乐、慷慨励志到黍离悲歌三个阶段的嬗变，在中国古典文学长廊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一个特定的视域，展现出两宋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人士子的心路历程。综观历代多景楼登临诗词，唯有在两宋时期，才表现出极为动态的特征。自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仍有许多多景楼登临诗词，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南宋及宋元鼎革之际的独特面貌。事实上，宋以后的多景楼登临诗词，完成了一次反拨与回归，回归到了北宋时期那种普适性的情感抒写：登临览胜与思乡怀远。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属于其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创作群体，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