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有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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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白居易《长恨歌》浓缩了野史、杂记等的“风情”韵味，不仅在文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而且对相关影视题材作品的创作、观众的审美趣味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印证“一篇长恨有风情”。
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古往今来已成为诸多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李白的《清平调》三首虽是在长安供奉翰林时奉诏所作，但诗人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将木芍药(牡丹)的花团锦簇和杨贵妃的花容月貌辉映起来，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境界，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影视剧《大唐歌飞》中插曲的歌词亦出自于此。杜甫的诗歌《哀江头》则产生于不同的背景，这是诗人在公元757年，在沦陷的长安旧地重来，触景伤怀而作的。一个“哀”字，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之事，遂发出的哀伤之音。“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宣泄了诗人叹贵妃之不幸，哀国家之多艰的情绪。杜甫的《丽人行》更是妇孺皆知，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旧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靓妆盈巷，蜡炬如昼。”从中可窥见杨氏家族炙手可热的权势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丽人行》这首诗表面上讽刺了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其实是曲折地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诗人就是在这一本正经的咏叹中，出色地完成了诗歌揭露腐朽、鞭挞邪恶的神圣使命，获得了比一般讽刺诗歌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真正体现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且最有影响的诗歌作品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类似这样千古传诵的佳句，使七夕除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的故事外，又增添了唐明皇和杨玉环长生殿盟订终生的浪漫故事，读者对此无不津津乐道。但是联系到诗人创作此诗的意图，其着眼点首先在于讽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后，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还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其云：“窒乱阶，惩尤物，垂于后世”，足见陈鸿创作的意图是为了证明红颜祸水的观点，想以此对后世起到引以为戒的作用。白居易对这种说法颇为赞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只在诗歌起始部分用“汉皇重色思倾国”透露出讽刺的意味，其它诗句大多是对这对帝妃之间的真挚爱情的歌颂，可以说是一讽而百劝。《长恨歌》以其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歌妓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正因为白居易创作意图和诗歌作品之间的巨大反差，《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成为读者争论的最大焦点问题，综合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爱情主题说。这一种看法认为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大篇幅歌颂两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是起始部分的讽刺也是为唐明皇苦求知己打下的伏笔：其二’讽刺说。理由是在歌颂爱情的背后，更深层次地讽刺着杨贵妃的专宠与跋扈，唐玄宗的荒淫与误国；其三，爱情与讽喻双重主题说。他们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简单相加。也正因为白居易用文学的视角、复杂的心绪来观照这对主人公生离死别的悲剧爱情，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希望从“风情”，也就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这段历史情缘。
从情感角度而言，相关的影视剧无不围绕“风情”做文章。综合观影视剧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大多取自笔记小说，尤以《太平广记》录入较多，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譬如佛道术数、逸闻轶事等，这些故事都极大地丰富了唐杨两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佛道思想对唐代影响极大，君王倡导佛道，百姓狂热信奉。我们熟知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与佛道中人交往密切。如《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九《张云容》中记述了人鬼相恋、死而复生之事，通过杨贵妃的侍儿张云容鬼魂之口，回忆唐玄宗笃信道教，常与申天师谈道，而贵妃与侍儿张云容则偷听之，看来众人对道教深信不疑。《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二的《王曼》则用细节进一步深化玄宗笃信佛道的态度，他见到学通内外的王曼，“旦夕礼谒”“访以道术”，虔诚之至，听其“修身俭约”“慈心为本”、因果报应的道理，并十分信任炼丹道士的作为。据说有些道士还有特异功能，如杨贵妃最喜欢孙甑生表演的法术，在《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二《孙甑生》中，深于道术的孙甑生能“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等。这些佛道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增添了神秘、玄怪的色彩，营造了浪漫主义气氛，难怪白居易在《长恨歌》的结尾部分，为了突出唐杨二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特意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让苦苦寻觅贵妃踪影、失魂落魄的唐玄宗，特别邀请了临邛道士来作法，终于找到了杨贵妃的魂魄，使阴阳隔绝、彼此思恋的一对有情人在海外仙山一蓬莱仙岛上通过使者互通了音信，重申当初的爱情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文学加工的手法体现了白居易对佛道思想的认识，对唐杨爱情悲剧的理解，白居易甚至撇开他们帝王和嫔妃的身份，而是将之视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男女，进而用遗憾、惋惜的笔触刻画出这对曾经彼此爱恋的人在兵荒马乱之中，无法掌握自身命运，不得不终结爱情后的无奈和痛苦之情，后人读之无不动容，觉得荡气回肠。
我们还能从笔记小说中寻觅到这段“风情”的前因后果。虽然年青时的白居易曾以敢说敢为著称，但在《长恨歌》中出于避讳的考虑，故意隐去了唐杨二人不伦之恋的史实。而《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情节则丰富了白居易的“风情”说。杨贵妃风情万种，弹奏琵琶，技艺超群，《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杨妃》中云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甚至杨玉环的显贵地位都是命中注定的，《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四《杨贵妃》中有个算命的张道士见到少时的杨玉环，云其“当大富贵”，不是三品夫人，不是一品夫人，也不是皇后，“然贵盛与皇后同”。当然，这只是杜撰，玄虚成分多些。其实，杨贵妃并非不食烟火的蓬莱仙子，她是性情中人，《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太真妃》中说太真妃因为嫉妒，引起玄宗不满，让高力士载送还其家，贵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交给高力士，玄宗得发后，“挥涕悯然”，愈发怜之，立刻命高力士召之归。而杨家皆因“椒房之亲”，更加沉溺在骄奢富贵之中，《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六《玄宗》，写玄宗幸华清宫，贵妃姊妹“兢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兢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在杜甫著名的诗歌《丽人行》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由于唐玄宗误用奸佞，荒废朝政，最终导致爆发了安史之乱。所谓红颜祸水，贵妃之死立刻成为拨乱反正的必然，这是“六军不发无奈何”的结果，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饱含深情地抒发了这种生离死别的“风情”。《太平广记》卷第四百《杨妃袜》中亦云：“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九《郑畋》中云”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而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反映出文人士子对杨贵妃这位美丽女性成为战乱牺牲品的惋惜和同情，对这段缠绵爱情的唏嘘。自古红颜都薄命，《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八十九《周秦行记》营造了玄怪神秘之感，用魔幻的手法，颠倒了时空，描述了一段艳遇，在荒郊野外，偶遇杨贵妃，其自歌云：“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
以上《太平广记》中的许多情节诸如崇尚佛道、歌舞升平、侍宠骄纵、马嵬之死等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主题杂糅在一起，被相关的影视剧本采用，甚至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风情”故事。
中国古典戏剧一贯是极其关注爱情故事的。野史和杂记的丰富，使得唐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更富有传奇色彩，而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增添了荡气回肠的悲剧韵味，这些都给剧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也演绎出了各种版本的经典爱情。如元朝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朝洪昇的《长生殿》等都对唐玄宗的深情、至情进行了充分的诠释。而京剧《贵妃醉酒》则演绎出杨妃的天然神韵，亦真亦幻，堪称绝世经典。粤曲中还存留《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梦会》的精彩剧目。
正因为杨贵妃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人物命运多舛，加上白居易《长恨歌》的文学号召力，以及野史、小说、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推波助澜，这个角色始终被人们所关注和喜爱。观众对唐杨爱情有很高的认知和期待，导致编剧在撰写剧本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浓墨重彩地渲染唐杨二人的凄美爱情。港台剧有好几个版本的《杨贵妃》，观众意见褒贬不一，总体特点是戏说成分多，“风情”不足。相比较而言，大陆影视剧更注重虚构和历史的关系，其实大陆刮起这股热潮源于电视剧《唐明皇》，之后有电影《杨贵妃》，加上央视热播的《大唐歌飞》，还有《大唐芙蓉园》等。从剧情编排看，这些编剧深受白居易《长恨歌》中“长恨”之情的影响，体味到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加上了野史、杂记、戏剧的成分，偏重于刻画杨贵妃人性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将能歌善舞、妩媚妖娆的杨贵妃生前的一曲霓裳羽衣舞演绎得令人魂牵梦绕，更将白居易《长恨歌》中唐杨二人的刻骨思恋发挥到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白居易《长恨歌》浓缩了野史、杂记等的“风情”韵味，不仅在文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而且对相关影视题材作品的创作、观众的审美趣味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印证“一篇长恨有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