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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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陶渊明；自然和谐；“质性自然”；躬耕田园；委运任化；物我为一

论文摘要：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性自然”；二是躬耕田园。“质性自然”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躬耕田园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他通过读书弹琴、饮酒赋诗、游乐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达到了委运任化、物我为一和与道冥合的高超境界，即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是和谐理论研究的一次大升华。而1600年前陶渊明就已达到了与自然高度和谐。陶公的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已达很高境界，而与自然的和谐将其思想修养似乎已达到了一个化境。笔者已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其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本文试从陶公崇尚自然与躬耕田园两个方面，试论其与自然的和谐。

一、“质性自然”：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崇尚自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是陶渊明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他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这种保持本性、崇尚自然出发，渊明开朗的胸襟，就能领会万物的生机，获得自然的乐趣。”[1]陶公诗文中约有100篇（首）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象，涉及到数百个自然名物。陶公诗文中的“自然”包括两类含义：一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大自然，指除人以外的天地万事万物；一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是老庄的核心思想，指人不受外界拘束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状态。杨仲义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有五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曰“性本爱丘山”；二曰“少无适俗韵”；三曰“静念园林好”；四曰“依依在耦耕”；五曰“聊且凭化迁”。[2]也即本文所指的“自然”两类含义的具体细化。

笔者拟将这些自然景物分为三类（另将“园田”放在第二部分论述）：（1）动植物。a．鸟类。如：飞鸟、失群鸟、翔鸟、羁鸟、孤鸟、倦鸟、归鸟、高鸟、凤鸟、黄鸟、青鸟、边雁、丛雁、鸿雁、别雁、云鹤、春燕、新来燕、离鹍、鸣鸥、孤鸾等。b．禽兽。如：晨鸡、犬、猿、驷马、鲂鲤、游鱼、熏麝等。c．植物。如：秋菊、青松、桃花、幽兰、梅、柳、桑木、白杨、霜柏、春蕖、莲房、寒竹、嘉粟、菽麦、粳粮、梨、栗、莒、紫芝、紫葵、佳花、百卉等。（2）自然名物。a．风。如：凯风、和风、劲风、义风、微风、清风、融风、好风、温风、劲气、清气，回飙、晨风、长风、南飔、凉风、星气，暮风、悲风、惨风、哀风、北风等。b．云。如：白云、高云，重云、孤云、游云，西云、寒云等。c．雨。如：时雨、闲雨、微雨、连雨等。d．时节。如：日、月、良时、良辰、秋日、寒暑、春秋、冬夏等。e．器物。如：舟车、名车、琴书、船、烛等。（3）地理名物。a．江河。如：四海、大海、长江、三湘、易水、洙泗、平湖、颖水等。b．地名。如：武陵、九江、商山、庐山、江陵、西荆、张掖、幽州、临淄、华嵩等。c．方位。如：南国、南山、南圃、南畴，东园、东崖、东皋，西岭、西阿，北乡、北园、北窗等。d．居所。如：草屋、草庐、穷巷、华轩、西庐等。

1．“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家园及附近景色是非常美好的。其住地有桑、竹、榆、柳、桃、李，四季分明，五彩缤纷。离其家乡不远的“庐山，……‘奇秀甲于天下’，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不歇”。[3]《登庐山》诗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赞美了庐山雄阔奇伟的气势和陶公酷爱自然的秉性。与长江相接，自湖口而南有宽阔平静、一望无垠的鄱阳湖。这些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陶公的山水之乐与山水之爱。

陶公诗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山水景象、飞鸟禽兽神态。他所描绘的自然，有家园和他乡的山水实景，也有幻想中的人间乐园。这些自然景象或是诗人抒发感情、陶冶性情、寄托心志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游览、交友、躬耕的场所，或者是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物我为一的幽远意境，并且不管是乐景、悲景还是幻景，陶公大都能与之和谐相处。

陶公刚刚辞官归田，就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描绘了自己虽破旧但富有诗意的居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那景象是何等的幽雅宁静，何等的古朴淳厚！草屋农田虽显出一些穷困之相，但却是那样生机勃勃。特别值得欣喜的是诗人的居所远离污浊的官场：“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并且即使他移居后的南村是古直及日本冈村繁所认定的浔阳近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陶公“固穷”、“任真”的气节。因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何况还有与陶公志同道合的众多“素心人”呢！陶公家园附近的环境也十分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陶公38岁居家丁忧时。第一首描绘了美好的夏日田园生活：“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用拟人手法写林贮清阴，风开我襟，展现了树林和凯风的勃勃生机和善解人意，使人心旷神怡。第二首中则展现了“和泽周三春”之后“清凉素秋节”的萧瑟景象和芳菊、青松的秀姿卓杰。《饮酒》第七、八两首，通过秋菊、青松喻其高洁孤直，表明了自己傲立于世、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秋菊和青松是陶公非常喜爱、经常吟颂的审美意象。诗中既以它们自况，又是陶公与它们互借：秋菊、青松是陶公的物化表现，陶公则是秋菊、青松的人格神化。应该说陶公能够终生躬耕田园，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坚强的物象也给了他信心，陶公从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吸取了许多力量。加上其他的许多合力，才没有改变其躬耕田园的志向。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写了许多飞鸟形象。“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用来象喻人生如寄。……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4]陶渊明的飞鸟形象有与建安诗人相同的象征比喻，又有许多发展，主要表现在陶公多写与飞鸟的和谐方面。如：《归鸟》叙写鸟儿与一年四季的和谐，“和风”应春，“清阴”指夏，“气清”明秋，“寒条”比冬。虽有四季之变化，但鸟儿们是“见林情依”，“遇云颉颃”，它们其情洽洽，“顾俦相鸣”，“众声每谐”，“好音相交”。已经逃脱了罗网，“相鸣而归”。如同《归园田居》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这些鸟儿实际上也是陶公性格和人生的写照。《杂诗》其四则描绘了春燕的高洁、边雁居无定所的悲哀和离鹍的坚韧不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实际上是通过这几种鸟的意象展现陶公的不同境遇、坚强意志和高洁人格。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认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渊明此语其知道矣乎。”[5]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一云：“（《归鸟》）二章乃渊明真性情所见，知其意始知为三代以后一人，而莫有其匹者也。”[5]

陶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象不是随意点缀的闲笔，而是诗文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本来自然界的动植物无所谓善恶，许多景象也无所谓美丑。美不自美，善不自善，因人鉴之，因人赏之。万事万物纳入了人的评判标准后，也就有了美丑善恶之别，或者因人的需要也就只能委屈其他了。既然有了美丑善恶等等之别，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有的人可能只热爱自然界中的美景、乐景、善景，而对悲景、丑景、恶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心而厌之、心而惧之了。陶公诗文中描写的大量自然景象，涉及到的数百个自然名物，包含了自然的和人为标准的真、善、美、乐与悲、丑、恶、幻。由于陶公“质性自然”、酷爱自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因而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也就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自然景象相互之间大都是和谐的，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分三种不同的感情态度：对器物、江河、地名、居所，陶公只作客观的记叙，对树木花草，一般作以我观物式的描写，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其上，而对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则既作客观记叙，又作主观抒情，即既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喜怒哀乐、离合、孤寂、疲倦等与人具有的心理状态，又描绘了诗人与它们感情互动，心灵相通，同欢共乐，同悲共苦。如他在“偶影独游”“景物斯和”的暮春时，能够“欣慨交心”（《时运》）。而在《于王抚军座送客》中，通过“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写秋日的凄厉萧瑟，借以表现送客时的离愁之情。总之，陶渊明与自然的交融，大都“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5]这样万事万物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也如同人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陶公又以诗人、哲人的胸襟与眼光，闲静地毫无功利地进行审美观照，对自然景象中的真、善、美、乐，能怀着淳朴深厚的感情，而对其中的悲、丑、恶、幻，陶公也能与它们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玄学家没能达到，后世的许多文人也没有达到；这种和谐，其中有的已达到了水乳交融、鱼水合欢的程度；这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意境。

2．“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认为短暂的为官是“久在樊笼里”，他本人也如“羁鸟”和“池鱼”那样非常的不自由，而对回归田园则视为回到了“旧林”与“故渊”，是“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引文同前），因而他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家人亲朋宴游其间。他经常游乐的地方有家乡柴桑县的栗里、上京、南村及附近的庐山等地。陶公诗文中有多篇记录宴游，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他也曾与从弟敬远在“静月澄高，温风始逝”的秋日，“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祭从弟敬远文》）。在“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的美景中，陶公邀请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正月的斜川是：“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游斜川》序）,因而陶公“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同上)。清方宗诚《陶诗真诠》称赞道：“‘气和’八句（指“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会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笔者注），炼字自然，写景如画。”[5]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6]

在魏晋时期，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风尚。两晋时期豪门势族还修筑了许多私家园林，供他们游乐赋诗作文。《晋书·刘琨传》载：“时征南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日赋诗。”特别是谢灵运在多处庄园大造假山美景。但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园林极其精致、非常美丽，石崇也仅留传下来文字优美的《金谷诗叙》，谢灵运虽然留下了许多山水诗，但总体水平却远逊于陶公。这不能不说，有的人只是流连山水、徜徉其中，没有达到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对大自然没有心领神会。他们只是自然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与自然还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他们在欣赏观照自然美景时，顶多只是身心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也许会稍纵即逝，加上生活经历与艺术水平及情趣等原因，也就伯仲分明了。

陶渊明无缘游览豪门势族私家园林里的人造美景，但他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并把这种审美对象变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他“质性自然”的性格高度契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一批优美的田园山水诗。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创者的贵冠仅奉送给谢灵运，至少是陶谢二人共同开创了田园山水诗。当然如同李剑锋先生所认为的，较陶渊明之前的湛方生也写了高水平的山水诗。

[7]陶公所描绘的多是农村最平常的事物、景象、诗人的劳动及日常生活。这些本来平淡无奇，但一经他的描绘，就渗透了他的种种情怀，融入了他的自我形象，物我互化，物我为一，因而富有诗情画意。他还对宇宙作了一定的探索：“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为人们设计了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虽然只能是“乌托邦”，但其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依依在耦耕”：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躬耕之中。陶公的躬耕，有收获的欢乐，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还有收获不多的感叹。而对短暂的五、六年为官时期他则认为是“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暂为人所羁”（《杂诗》其九）。躬耕田园是陶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种过豆，打过稻，锄过草，可以推测农活大多干过。其诗文有多篇写到田园生活。有关田园的词语基本上有：园田、南亩、田舍、荒蹊、地、园、灌园、中田、西园、林园、南山、田桑、山中等。在《劝农》诗中，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行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他在《扇上画赞》中用“超超丈人”荷蓧翁的“日夕在耘”来反衬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公既乐琴书，更耕田园，把劳动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归去来兮辞》中的遣词造句便可看出。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句中“有事于”一般用于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事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则是君王声势浩大的出游队伍之象征。虽然陶公具有诙谐性格，但这里明显是把躬耕田园比作如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行为。[8]陶公的躬耕田园可以用他一句诗高度概括，即“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诗化的劳作。陶渊明初归田园时，几乎把劳动诗化了。如：《归去来兮辞》中，春耕于“西畴”的景象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于是陶公“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以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公想象初耕田园时便能一人独立耕作，并且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归园田居》第一首记叙了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经过，认为这是“久在樊笼里”之后的“复得返自然”。《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被日本冈村繁高度赞扬道：“事实上130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9]

最能体现陶公田园劳作的是《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描绘了一幅白日躬耕和月夜归耕图，特别是归途中情景多么美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沐浴着大地。虽然苗稀荒秽、道狭草长、夕露沾衣，但这些都根本不必介意。只要有一轮明媚的月亮就够了，一天的疲劳也就立刻消失，诗人似乎是带着美丽的嫦娥、勤劳的吴刚，沾着滋润的夕露欣欣而归。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使人惬意！陶公与大自然已高度和谐、合而为一了。

2.辛勤的躬耕。随着躬耕的深入，陶公对劳动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其中的典型诗篇：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此诗作于归田后的第六年（410年）。陶公劳动的场所是已有“霜露”、“先寒”的西田。可幸的是由于自己“晨出”、“日入”地不辞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景象。虽然辛苦，但只要没有祸患也就够了。因为近在咫尺的庐山脚下卢循的起义军与官军的战争从三月打到现在还没结束，田家虽然苦，也有欣喜之处，可以在劳动归来后于檐下洗手濯足、自酌自饮、解乏散心。因而陶公的心又飞向了千载前的隐士长沮、桀溺，古今同调，但愿如他们两人那样，长此以往躬耕田园。陶公从收获早稻中又收获了人生新的体验，得到了可贵的精神享受。

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描写了不畏艰苦的春耕：“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戳力”、“不言”、“常恐”等词语用得非常生动贴切，表现了陶公躬耕田园的坚强决心。《劝农》中，通过“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的辛勤劳作，批评“矧兹众庶”不应该“曳裾拱手”，因而告诫农民兄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希望以“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而共勉。钟伯敬在《古诗归》卷九中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5]（下，P22）

从陶渊明对待劳动的认识、态度特别是依依耦耕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与融入程度。首先，他对劳动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陶公能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劝农》）。其次，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态度和“田园不履”（《劝农》）的行径。再次，他能终身躬耕田园。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时期，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尤其难能可贵。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第一位躬耕田园的实践者，甚至倡导者，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五），他也无怨无悔，因而其诗文中或者高度赞扬劳动，或者将劳动诗化，或者真实地再现劳动的艰辛以及对劳动的感叹。

历代文人中虽有记叙与赞颂田园、农事的诗文，但都是以旁观者、顶多是欣赏者的态度来描写的。即使状物写景多么美妙，描绘田园、农事，多么真切，总觉有一些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观赏其景与身临其境，特别是深入其中，是大不相同的。陶公从躬耕田园中得到的感受与体会是多么的直接、深刻与丰富，并且初归田园时，他几乎把劳动诗化了。既然能够诗化劳动，那么就很少会有痛苦之感，而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这证明陶公劳作是快乐的。陶渊明在劳作中，虽然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和收获不多的感叹，但可贵的是意志坚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身躬耕田园，说明在劳动中他的身心还是能达到平和与和谐状态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陶渊明能够辞官归田毅然决然地走上躬耕田园的道路，这是需要有很大决心和勇气的，但是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追求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甚至有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心态，因而躬耕田园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他为了达到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确实已把劳动当作了重要需要。那么他就会在劳动中享受到人生许多乐趣，体会到人生种种哲理。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力量，是从事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因而他与自然也就更加亲和与融入。

判断陶渊明是否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我们不是仅仅从他的大部分诗文有描绘自然景象、山水游乐及躬耕田园的内容来下结论的，而是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他对大自然的体悟、亲和及融入的程度、频度，而且要看其态度，特别是心境。在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一种风尚的魏晋时期以及绝大多数人也是非常喜爱游览自然风光、热爱自然的今天，如果仅从程度、频度来看，陶公没有某些隐士那样的清闲逍遥，与东晋王、郗、庾、谢四大门阀士族的游山玩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果陶公终老官场，应该更加有条件宴游山水。因此，尽管在山水游乐的程度和频度上，他远远不及某些隐士、官员及王孙公子们，但在“质性自然”的态度和心境上却远远超过他们及今天的我们。陶公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因而主客等同、主客混同、物我互借、物我互化。通过读书弹琴、酣饮赋诗、游览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陶公达到了物我为一、委运任化的高超境界。

总之，“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并且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6]陶渊明的许多诗“已全无物我的差别，可一概归结到委运任化，与道沉浮。自然的万物、诗人的形神、道的虚静无为，三者融为一体”。[10]因而陶渊明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1]周振甫.陶渊明和他的诗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杨仲义.八大诗人人格诗格论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李剑锋.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J].文学遗产,2004,(6)．

[8]张诒三.《归去来兮辞》索引三例[J].文学遗产,2005,(1)．

[9][日本]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