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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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顺应论强调语言与交际目的，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之间的一致性。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者，要想成功地实现译作跨文化交际的功能，就必须特应的语境条件和读者对象，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本文是从鲁迅和利玛窦的翻译实践中，浅谈翻译文本的选择。

[关键词]语言顺应论翻译文本鲁迅利玛窦

一、语言顺应论与翻译

语言顺应论（theoryoflinguisticadaptation）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教授Jef.Verschueren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于1999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Pragmatics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它可以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也可以是出于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的原因”，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在交际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2)商讨性（negotiability），即语言的选择并不按照某种特定的程式或关系进行，而是有相当的灵活性；3）顺应性（adaptability），这是三个特征中最重要的一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各种语言项目中做出符合交际需要的选择，从而使语言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特征（verschueren，1999:173）。语言顺应论的核心是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ofadaptability），即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语境与语言结构互动从而动态地生成话语意义，语言的选择必须积极顺应具体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不管是口头话语还是书面语篇，语言使用者都应该有意识地将交际对象的接受能力考虑在内，才能成功地传达自己的意图。顺应过程中意识过程（salienceofadaptationprocesses）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廖晶，施红梅，2005:168）。

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翻译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从文本的取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相比于一般的语言选择过程，翻译这种双语间的转换活动涉及的选择层次更为复杂。“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语言符号之外的社会，文化，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宋志平，2004：20）。选择的目的是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翻译活动中的各种选择都与交际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译者必须能够从特定的翻译语境中选择一种具体的翻译目的，而翻译活动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顺应这个翻译目的做出的。宏观层次的选择要顺应于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微观层次的顺应则体现在译者可以根据交际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采用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的顺应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但由于跨文化交际中差异的客观存在，绝对的全方位的顺应是不可能在一次翻译活动中得到全部实现。译者在面对多种选择的前提下，只要能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目的出发，顺应具体的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有意识地选择文本和翻译策略，做出灵活动态的顺应性翻译，从而顺利地完成交际任务，就可以算是成功的翻译（宋志平，2004：22）。

二、鲁迅翻译文本的选择

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谈到翻译时曾明确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共译之例；三曰，善能译之才”（郭延礼，1998：227）梁氏所言“择当译之本”，指的便是译者的选材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加以介绍和翻译是翻译过程中一个最根本的选择。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译”，“译什么”更成为译事的头等要义（许钧，2002：63）。如何“择当译这本”，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而这种目的或动机通常会受到译语文化的时代，社会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大文豪，翻译家鲁迅身处风雨飘摇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的异化翻译的目的在于颠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更深远的目的则在于“启蒙”，在于“文艺救国”，在于唤醒国民的革命意识。鲁迅当时所考虑的问题是要用科学和文艺来“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2005g：318）。他指出：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这是互为因果的。（2005H：254)他在谈到他翻译爱罗先珂和江口涣的作品时，还曾说过：

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2005f:237）

所以由上可以看出鲁迅希望中国能借翻译来摆脱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和“天真的文化沙文主义”。

三、利玛窦翻译文本的选择

韦努蒂指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不相符的其他文本”（2001：359）。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末来到中国，在华28年间不仅将天主教正式介绍到中国，还完成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西学”译著十多部，其中不少在知识阶层广泛流传，与当时蔚为壮观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交融，在拓展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培养其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方面起到相当大的启蒙作用，并为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传教”思路。利玛窦的西学译著能广泛流传，与其选材顺应晚明知识阶层的内在需要有着极大的关系。他的十一部西学译著中，以数学，天文学居多，共有7部，占总数的2/3，成就也最为称道。之所以要翻译这么多数学，天文学著作，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科学到明末已暴露其基本缺陷，即“行而下器用之学”的发达和“行而上数理之学”的薄弱之间的反差，开明知识分子已经发出要求变革的呼声。所以利玛窦译介西学的目的和动机在于“以学术收揽人心”，他所采取的自然是目的语文化立场，即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利玛窦在华期间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深知他们一方面渴求西方科学新知，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外来文化以打倒一切的方式摧毁有着很厚历史传统和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学术体系。要使译文能较为顺利地徘徊于传统和求新之间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就必须“以西政西，以中化中”（冯应京，2001b：98）在尊重和顺应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介绍西方科学知识。

四、总结

语言顺应论强调语言与交际目的，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之间的一致性。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者，要想成功地实现译作跨文化交际的功能，就必须顺应特应的语境条件和读者对象，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只有这样翻译才会在现阶段我国的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1

[2]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4

[3]鲁迅：关于翻译的通讯，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