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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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救亡图存、文学自身现代化建构，都意味着文学不可能作为单纯的超功利的艺术存在，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一些社会、政治的烙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与时代特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治力量的领导而失去了其本身品质和特点。从革命文学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学与革命一词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美学是20世纪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从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影响到一部分从事文艺和文化宣传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要是: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⑤文学是革命宣传的“最有效的工具”，一个革命文学家要投身于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服务;提出文学的阶级性与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都有阶级性，并且要求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启示下提出的新见解，是中国的革命者、革命文艺家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文艺上的运用和发挥，它们促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萌芽。①而这些在梁实秋看来都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因为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人性的展现。因此他展开了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与左翼的文学工具论、贵族与大众化、普遍人性与阶级性几个方面。
3.2.1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与左翼的文学工具论
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认为文学本身就是目的。首先，梁实秋将文学批评与人性紧密相联，认为它只与人生、人性有关，只履行关怀人生与人性的精神使命。其次要求文学批评的反功利性质，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因此他赞同一种沉静的态度:“阿诺德说莎福克里斯之所以伟大，即因他能‘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01e’)。”②这一句话道破古往今来的古典主义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惟其能沉静的观察，所以能免去主观的偏见;惟其能观察全体，所以能有正确的透视。故古典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而且“诗是人生的批评”，文学家应沉静地透彻地观察人生，作品应表现人生，文学批评也就自然是人生的批评。所以文学只为本身而存在，并不是什么宣传或者是阶级的工具。梁实秋强调:“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更与阶级观念无关”，“所以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并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③这种独立便是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美”的特点，文学是独立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可沦为阶级宣传的工具。作为另一面，左翼作家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受到生产力的制约，文学是有阶级性的。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带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左翼作家十分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文学的任务就是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宣传革命事业，歌颂革命精神，追求的就是时效性，他们热切希望作品能够即时起到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而并不致力于追求作品具有永久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负载着敏感的社会内容，并带有鲜明的时代情绪和社会心理的印记。因此文学染上了深重了社会性色彩，至于其他方面的特性，如审美性、道德性等都被淡化、弱化，只是看重文学革命宣传的作用。
但是左翼文学批评过分看重了文艺的工具性作用，产生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不是歌颂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了服从革命的需要，在作品质量上也相对欠缺，梁实秋就批评左翼文学总是“‘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的空喊而不出“货色”来，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艺要真正有益于社会人生，发挥激情导欲、移风易俗的作用，不达到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标准，那么，“为人生”、“为革命”的口号还是一句空话。而那时看重文艺，并不在于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是在于它能为政治所用，能激发爱国热情。也因此，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反复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而较忽视文艺的特殊性和自身规律。它强调作家缩短、甚至抹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审美化过程，忽略作家的创造性，因此很难创作出完全成功、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作品，大多数作品随着某个政治运动的结束、某项中心任务的完成，它们的“生命”亦就告终。①梁实秋对于左翼文学的工具论是有意义的补充，凸显了文学作为本体自身的意义所在，即拥有审美的特性，具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单纯的作为宣传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打跑了。”文学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作用，它必须具备自身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与世界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②当然，梁实秋并没有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更注重文学批评展现人性的一面，也是对于左翼作家片面工具论的一种反驳。3.2.2贵族性与大众化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本身就含有贵族性的特点，认为文学是天才者所享有的。“世界上一切知识和同情都只是为至高无上、与众不同的人的选择行为做准备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是在同情上有选择的人—这样的人仅仅因为他生来如此而归属于少数睿智的人。”③因此文学批评的标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欣赏趣味，而是少数人的判断，所以白璧德强调文学批评中的贵族因素和少数睿智者的判断。而当时的社会的“文学正处于被粗俗化、商业化和新闻化的危险之中。有些批评家所获得的相当大的名望就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平庸和读者的平庸之间的关系上。”④这样，重新呼唤文学批评的贵族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加上梁实秋又接受了卡莱尔英雄主义的批评观念。卡莱尔认为诗人也是英雄—“在这种原始形态的英雄品质中存在着非常动人之处……它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我认为对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类生命的要素，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的灵魂。”⑤所以梁实秋非常推崇文学的贵族性，进而反对诗的平民化、简单化:“诗是贵族的，决不能令人人了解，人人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他认为“现在一般幼稚的诗人，修养不深，工夫不到，藉口诗的平民化，不惜降减诗人幻想神思的价值，以为必人人能了解的方得是诗。”梁实秋的文学贵族化一方面是由于左翼创作的粗浅及其组成人员文化素养不高，与自身出身富裕、接受中西文化良好教育的梁实秋是不可相比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大众化，鄙夷“一切艺术作品，无论怎样的完美，总是很难博得大多数人的赏鉴。反转来说，大多数人所赏鉴的必非最完美高尚的作品。‘曲高和寡’是当然的事;‘对牛弹琴’那有何必呢!”①因此梁实秋不屑左翼作家所谓大多数的概念，认为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创造文字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一般的劳工劳农只需要一种“逢迎的”、“俯就的”、“浅薄的”、“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他们没有能力去鉴赏“好的作品”，因为“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②这里虽然表现出他蔑视大众、摒弃文化的民众性，但是在另一方面，面对文学批评越来越强势的社会维度倾向，作品内容日趋平民化、大众化、粗俗化、单一化的形式严重影响着作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文学自律和人生价值的要求，必须给予文学以崇高的品质和地位，因此对于文学批评贵族化与大众化的矛盾，突出了梁实秋文学批评精英性的诉求。另一方面，革命文学为了服务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贴近人民大众，创造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作品。自马克思主义传播以来，文艺大众化运动使“大众化”等同于“普罗化”这一历史趋势赋予了大众意识一种“双重”的意义空间。一方面在根本上它是一种抱有“平民主义关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左翼阵营”的文化政治目标和判断标准。正如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的“刊辞”中认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③然而革命文学过度的注重为革命形势服务，认为“无产阶级的通俗化”是大众文艺的标语，甚至“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④。大众文学要求民众与无产阶级紧密相联:“要紧的是要看你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⑤文学与大众相连，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为革命、战争而服务的。于是，文学变成了时代的传声筒、革命的宣传机。这种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工具，严重忽视文学本身的属性，必然遭到梁实秋的反驳，他认为文学大众化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的高贵性，把文学低俗化，造成一种普遍同情的心理，失去了文学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判断。其实“在国统区，‘与抗战无关’论中梁实秋那些经过调整的、以普遍人性论为基准的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念，是极有可能与宽泛的大众意识衔接上的;同时，他的上述观念……构成了对已经‘左翼化’的大众意识的一种有意义的反思与纠正。”①但是双方只是注重论争而忽视了彼此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