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学人文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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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各种语言都是以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如何结合。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又决定了语法分析的特点。汉语缺乏西方语言那种把语法意义交代得清清除楚的形态变化。就是说汉族人习惯于词与词的意合不习惯于靠词的形态变化来组词造句的形合。

汉语语法学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汉语的语法分析不应以形式为纲。而应从意义表达人手。例如：确定汉语的一个句子。不是首先看它在形式上有什么特征。而是看它是否完成了某种表达功能。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应该总结汉语自己的语法范畴。

汉语的意合特点，就是汉语的理解和表达不依据某些客观的标记(形态变化)来确认语言组织，缺乏“客观性”。比如，我们请十个人来标点同一篇文章或口语，就会有十种标点法，因为每个人对句子的“意尽为界”语感不同，客观上我们又找不到可以确定界限的形态标记。由于客观标记缺乏，语言结构的确认上就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依靠人的逻辑为基础的推理。因此汉语在结构安排中，也就尽量顺应自然的逻辑事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铺排语词。这种以逻辑事理显示语法结构和脉络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观感受来体认语言组织的方法，都说明汉语语法是一种需要人的主题意识积极参与的语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那样可以对之作客观、冷静的形式标记分析的语法。汉语的这种主体性强，人的因素突出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汉语的人文性。汉语句子的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都体现出这种浓郁的人文性。因为这些特点都是既简单又灵活，没有刻板的规定和硬性的标志作“非此即彼”的划分。因而需要充分凭借人的语文感受来驾驭和把握。中国现代语法学就在于用西方的形态语言硬性规定的形合语法来解释非形态的汉语的软性，弹性的意合语法。与西方语言相比较，汉语在表达和理解上有哪些特点呢?

一、意合与形合

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语词的组合在词的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逻辑意义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逻辑问题。我们分析一个联合词组，不是考虑并列的成分在词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虑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等级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们分析一个偏正词组，不是看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在性、数、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语和中心语、状语和中心语、中心语和补语之间是否正确，恰当地表达了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确。我们把一个短语组合成句子，考虑的是推理正确。例如用“因为”“所以”联系的两个分句必须是因果关系。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制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汉语的意合还表现在汉语的组合往往不顾语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语”里，随意地用几个意义支点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从语法上看说不通。“病”说“治”怎么能养呢?“火”该“灭”。怎么能“救”呢?应该太阳晒我。怎么我晒太阳呢?再如“一个电话我就赶来了。”可是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却很清楚。而在英语里，这些例子的意义往往要说几句话才能说清。但汉语在表达和理解时只需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块儿。

当然。说汉语重意合。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而是汉语缺乏西方形态语言那种以形合为主的语法，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洪堡德所说：“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所谓“隐藏”的“设想”的语法，就是约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汉语语法规则的基本依据是意义。

二、流动与限定

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主－动－宾”或“主－谓”是西方语言句子的常态。汉语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根据我们从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的语言调查“主动宾”型的句子占全部句子的9％。大量的句子都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有单个句读内多动词的流动，如“何同礼听完了录音便皱眉头。”

有多句读的流动。例如“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叫。”且大部分是宾语句。如“你看她在电视里那种样子多风流!”所谓“长宾语”不是宾语内部的扩展，本质上依然是句读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事理顺序进行的，而不是依靠某个动词作中心来抑制的。它很像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句子构造的散点流动之形和逻辑事理铺排之神是汉语造句区别于西方形态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张志公曾说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汉族人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软化说法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前一种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个英语句子：

Hedidnotrememberhisfatherwhodiedwhenhewasthreeyearsold.

译文：①他不记得他三岁时死去的父亲。

②他三岁上死了父亲，记不得他父亲的样儿了。

英语原句是以动词“remember(记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译文①也是如此，以“记得”为中心，就难以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译文②是汉语的习惯。不以某个动词为中心，而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多句读的流动展开的。我国目前的“主动宾”或“主谓”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适用于译文①类型的洋腔洋调的句子，不适用于译文②类型的有汉语味儿的句子，就是因为这种句法忽视了汉语注重句读流动的基本样态。

三、虚化与写实

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意会的，所以只要能够意会，语词就可以“虚化”；又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流动的。所以为了使句读流动起来，就不必每个句读都主谓俱全，显得臃肿。因此汉语的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问的。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里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如果把这些“虚化”的主语都补上，一个个句读主谓俱全，实是实了。却使每个句读都死板笨重了。我国语法学界争论过“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之类的句子。说它们是缺乏主语的病句。这实际上是用西方语法的“实”的眼光来衡量汉语句子，没有考虑到汉语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是虚实相间的。这种习惯很有点像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而西方语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戏剧布景和油画一样，都是填得满满的，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虚实相间和流动转折。使汉语的句子句读简短。音节铿锵。例如：“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周立波《暴风骤雨》)。用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我国现有的仿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也只好说这种虚实相间的句子组织是“省略”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主谓宾成分俱全的。可问题是。把被“省略”的成分补上去后，句子反而不自然了，而且许多地方根本补不出被“省略”的成分来。那么。凭什么说这些句子原来是主谓宾俱全的呢?语法分析是要说明事实呢?还是要圆说自己呢?问题的实质正如启功先生所问的：“汉语的‘语法’是什么?”他说：“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小时候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也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就像小孩唱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启功先生的疑问反映的正是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在汉语语法的“疏通”写意样态面前深深的困惑。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语义因素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拿西方那些句法规则来分析汉语，往往可以发现它们的控制能力很弱。只要提供一定的语义条件、环境因素，某些句法规则就会让步。这正应黎锦熙的那句话：“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我们常说汉语语法使用“意合法”。汉语的语词意义往往是发散型的。一个个词像一个个具有多面功能的螺丝钉。可以左转右转，以达意为主。只要语义上搭配。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连在一起，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于是可以说，汉语词的组合，有一部分是语法组合。有一部分是语义组合。所谓语法组合，就是综合西方语法关系模式的语义组合。如果丢开西方语法先入为主的模式，也许所有汉语语词的组合都是语义组合。而谁又能说这种语义组合模式不就是汉语的语法呢?以往的西方汉语学家说汉语没有语法，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汉语没有西方形态语言那般的“语法”。汉语语法的真实面貌，也许我们受困于西方语法的巨大影响，至今还很难想象得到。然而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再也不必为证明汉语有西方人那样的“语法”，而拿西方语言模式来肢解我们的民族语言。中国现代语法学在开始建立时之所以模仿西方的语法体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共性的，就好像人类的物质现象是有共性的一样；其实，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一种“公约数”。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共同的衡量尺度。人类的共性只体现在人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活动上。语言也是如此。对于汉语来说，它在世界各种主要的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即它的缺乏形态变化的面貌和浓郁的人文性。因此汉语规律的概括更应避免世界其他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的先入为主的影响。而摆脱这种影响的最科学的途径就是在民族文化特征上认识汉语的基本精神和结构面貌。在中国文化通观下进行汉语规律的探讨，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才能建构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法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