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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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模式；翻译研究；翻译过程

一引言

翻译研究往往侧重探讨翻译结果，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更是避而不谈；翻译评论、翻译理论始终拿着“忠与不忠”的尺子来衡量所有翻译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被引入翻译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翻译研究的讨论如火如荼，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翻译的本质，而且有效地解释了那些“不忠”现象。这样也有利于提高翻译工作者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可使翻译批评家和研究者从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诸角度客观地审视译作，深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特点，而不是简单地对比原作和译作，匆匆做出“忠”与“不忠”的草率结论。

翻译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首先，翻译不是单纯的抽象思维，而是一种包括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内的错综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全过程，但方式不同、角度不同，效果也各异。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却是隐性的，不易觉察。翻译研究要考察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类人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活动规律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其次，翻译研究还要涉及文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等诸多学科。最后，应该了解片面地强调某个方面是不科学的，翻译研究要在语篇环境下进行全面研究，因为语篇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批评语言学以功能语法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作者创作、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会有意识、无意识或者下意识地从各自语言系统中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的语言形式会发挥不同的语言功能，不同的语言功能也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方法论，旨在揭示：意识形态在翻译全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作用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以便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歪曲的性质，不是某个思想家任意所为，而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现实的虚假观念；这种反映具有实在的、客观的内容，虽然这种内容是被歪曲地表现出来的。

尽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词典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但是经历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洗练之后，似乎难以做出一个公认的适当定义了。由此看出，这一经典已经被人篡改或淡化。从另一个角度讲，说明意识形态也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深化的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涵盖了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藏在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式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所以，我们要全面、客观地认识意识形态，不为某种观念所左右，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

翻译操作学派的A.Lefevere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那么，译者首先要服从的不仅仅是原文，更多是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等。译者作为社会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受到一定上层建筑的控制，因此其翻译行为是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再者，译者实际上还担负着跨文化交际的使命，在其翻译过程中将一种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引入本土文化。除此，翻译也受到社会单位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译作还要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否则就不得不对其进行加工处理。

批评语言学认为，“意识形态”一词并无“虚假”或“歪曲”的含义，是指“人们安排或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或“人们生活和向自己表现其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的方式总和”。批评语言学主张，语言分析要和社会分析相联系。然而，意识形态表现得非常多样化，而且隐蔽性较强，不易被觉察。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意识形态的这些特点，这样有助于我们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对翻译的影响。21世纪是个多极化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将会更加全球化和信息化。任何封闭的思维或措施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等都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在变，当然对翻译的要求也要随之变化，否则那种不合时宜的翻译就必然会被淘汰。批评语言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意识形态、语言以及翻译的新视角。

三翻译模式研究

苏联翻译理论家L.Barkhudarov认为，翻译包括两个层面：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在翻译过程中，决定着翻译策略、翻译结果的是译者所选择的翻译模式。所谓翻译模式，就是对整个翻译过程所作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对翻译活动规定的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翻译理论家一度提出种种翻译模式，目的是为了描述真实的翻译过程，弄清楚翻译的实质。但往往比较重视对翻译结果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过程不仅涉及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还涉及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个性、生理、心理问题、意识形态的活动等，因而显得十分复杂。而人对自身的了解，尤其是对大脑机制的了解十分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对翻译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深入研究，这也是目前许多翻译理论对翻译模式构造的不够完整的原因。

翻译模式发展初始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E.A.Nida认为：首先译者应该从语法和语义层面对原文的表层结构进行“分析”，以便进入原语的核心层次；然后将分析后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将其从原语“转换”为译语，并弄清原语与译语核心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译语可能出现的各种表达形式；最后译者根据译文的需要，把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重组”，以一定的译语形式将其固定下来。Nida模式显然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是从信息等值角度考虑翻译问题，将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分离，只注重语言对比，忽视了非语言因素、使用语言的人以及其思维活动的研究，因此难以全面解释翻译过程，但是此模式引入表层、深层结构分析语言转换的过程，为建构翻译模式奠定了基础。巩固阶段的代表W.Wilss首次提出：翻译的第一个阶段是“分析”，即译者对原文文本的主要意图和修饰进行仔细思考，然后是第二阶段用译语“重现”原文意图。此模式说明，该理论比前人有所进步，Wilss认识到翻译时译者的思考活动与翻译结果密切相关，并将分析原文看作翻译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提出要考虑原语的语义和修辞，但却没有考虑文化、语境等因素，也没有深入探讨思维活动的过程。深入阶段R.T.Bell根据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借用了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分析、功能语法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翻译的心理模式：“原语语篇分析过程”(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语义表达)；“语义表述综合过程”(语用综合－语义综合－句法综合)。该阶段翻译中多学科分量加重，对翻译过程中大脑的思维活动做了有意义的研究，从而使得对翻译模式的描述和规定也进一步接近翻译的实质。该理论涉及翻译本质、翻译心理过程、译文评价标准等方面，是一种理论基础扎实、内容完备的多学科理论。这是贝尔对翻译的最大贡献。

翻译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考察作者、译者、读者这三类人，要认真分析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四个环节。翻译研究不仅要研究原作和译作而且研究人，因为人的社会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翻译中语言形式选择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那么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也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传达策略。批评语言学主张，语言研究要在语篇、语境环境中进行，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人和人的意识形态。这是语言研究的进步，也给我们探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四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一)意识形态的建构

原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过程，是意识形态建构并发挥作用的重要阶段之一，然而这一阶段却一直被翻译研究所忽视。根据Sapir-Whorf假说，思维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可能歪曲现实，从而影响并控制思维，控制人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一方面，文化不同，思维不同，语言结构也就不同(语言相关论)；另一方面，语言不同，思维、文化也就不同，语言结构就影响人的思维结构(语言决定论)。所以，翻译仅仅研究作品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考察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因为作者身处一定的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思想内涵、写作方式等都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在写作中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有时候也许作者自己也浑然不知。写作过程中的素材选择、人物刻画、遣词造句、篇章布局等都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无关系。

从篇章结构而言，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语篇结构和其中的语言形式是作者在其交际目的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模式都有一定的定式，无一例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摆布。作者有意无意间选择了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这些语言形式一旦出炉就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了，就会发挥一定的语言功能，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当然，原作中作者选择的某种语言结构孤立来看也许并不带有任何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频繁地出现于特定语篇和语境中或者当它与其他结构相结合时，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

就语篇体裁而论，一种语言中的各种体裁都具有特定的意义潜势，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主体位置、修辞方式、使用规则和惯例等；它们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和机构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作者实际上无形中运用了语言的适当形式向译者和读者灌输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然而，原作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并不一定都是作者有意识表达的，相当一部分源于语篇体裁和语篇类型的意义潜势，这种意识形态意义往往是由于说话人的文化背景、所受教育、所处社会阶层和地位、所从事职业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所不由自主地或无意识地表达出来的。这也恰好反映了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强大威力，而这种威力首先和主要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语言和语篇发挥作用的。所以，考察作者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如果我们仍然忽视原作者的意识形态活动，那是不负责任的。

(二)意识形态的解构

批评语言学吸收了法国哲学家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认为意识形态在语篇中普遍存在。“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目的决定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即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决定性)。”因此，翻译中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要研究多个层面，考虑许多因素。不能单纯地分析语言形式，要在语篇、语境条件下分析语言形式，断章取义就会产生误解，出现错误。

翻译的解构是以语篇环境为基础，以语篇分析为渠道。语言的使用是从音、形、义等方面的代码特征系统中做出选择，创造出可以传递意义的语篇。关于语篇分析的复杂性，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的初步设想可以提供佐证：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可按等级(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和层次(表层、修辞层、深层)纵横切分成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二十一个语言平面。对于译者来说，了解语言特征(方言特征和使用标记)，尤其是了解语言的使用标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语篇分析，而语篇参数是分析的重要依据。译者首先要辨认出语言使用的各种标记，其次要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1)交际者的身份及其之间的关系；2)根据语篇的目的(功能)选择语篇的表现方式；3)语篇所涉及的(发生在社会上某个领域的)事情。此外，译者还要对两种语言的(音、形、义)特征了如指掌，才能在语言的特征系统中做出选择，创造出一个和原文基本等值的语篇来。

传统语言学模式指导的翻译只研究语言，其重点在句子，认为词与句决定意义，把翻译对等的概念简单地建立在词、句层面上。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生产出来的译品，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语篇语言学主导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对传统语言学途径的发展，侧重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种模式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或类型以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个的语言结构体现预定的语篇。其分析方法是：以整个语篇为重点，认为意义通过语言结构来体现，把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主张在翻译实践中建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并不是依赖表层结构(句与句)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解构原文并为重写整个语篇做准备。

批评语言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方法论主要建立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之上，但也不排斥其它语言理论中适用的概念和方法。其基本原则是：语言有三个主要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那么，译者在分析语篇时，可以把其中的每个语言形式和过程与这些功能相联系；在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时应该特别注意考察及物性、情态、转换、分类、连贯性等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Fowler认为，原文语篇的结构和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作者在各种社会因素和话语目的指导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遴选出来的，因此它们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或意识形态意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结构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固定联系，但它们的出现在特定语篇中，并与其它结构相联系，便可产生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不是说作者在写作中总是故意利用各种表达形式来歪曲事实，欺骗译者和读者，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在通常情况下，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中含有某种意识形态意义，译(读)者对此也浑然不觉。事实上，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必须借助的头脑中带有阶级烙印的图式知识和意识形态成分，大多已经自然化为非意识形态的模式了。这正是意识形态的效力所在，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它，强化它。Fairclough指出，“意识形态通过伪装自己的性质，装扮成它不是的东西发挥作用”，其作用方式是最隐蔽时才最有效。批评语言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篇分析来揭示语言中这种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

(三)意识形态的重建

意识形态的重建过程是翻译目的的实现过程，意识形态从此获得新生。翻译就是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重建一个适用于目的语文化的语篇。毫无疑问，原作语篇被译者解构得支离破碎，要是符合目的语的意识形态要求，就有可能保留下来；不符合就会摆脱原作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样就使得改写成为必然。在此期间，译者要依靠一定的意识形态将两种文化的碎片整理出来，要改变原有的词序、话语顺序、逻辑结构等，为形成一个崭新的语篇做好准备。由于译者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建可能反映出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再次发生碰撞。译者要将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需要对原作意识形态进行本土化改造，其手法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

翻译过程是译者与作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对话，语篇翻译的条件就是在译者与作者达到某种“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二次“写作”或“创作”。这种“理解”的基础是，两者在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创作风格，甚至在天赋、人生体验和情感世界上的共同点；共同点越多越容易沟通。只有具备了与原作者这些相似条件，译者才会选择某个原作者的作品，也容易表达出类似的情感；译者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够站在整个语篇的高度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创作动机、写作风格、言外之意等等。此时，译者既要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也考虑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Neubert&Shrevet认为，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虚构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受控于译者脑子里的‘虚构译本’；目的语中的资源为虚构译本转变为真实译本提供了材料”。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势必会进入一种类似创作的状态，充分发挥使用母语“写作”的才能，对原作进行“二次写作”。译者的写作以准确再现原文语篇交际价值和转换整体艺术效果为最高使命，绝不会拘泥于原文个别字词之间，甚至会脱离原文的形式。而译者的写作最终为原作语篇交际价值和整体艺术效果在译语文化中的重现增添新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中译者的“写作”颇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语篇翻译把翻译对等的概念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并非词、句层面上的表层结构转换，所以翻译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作文本，译者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改写，而在此过程中文化是突出或掩盖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方式。英国翻译家D.Hawkes为喜爱小说的真正读者而“写作”《红楼梦》的做法，也证明了语篇翻译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的合理性。Hawkes所译《红楼梦》(AStoryoftheStone)一经企鹅出版公司出版，顿时成为经典译著。译界称道Hawkes运用译语的高超及其文体价值的传译手段，普遍认为该译本达到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获得接近阅读原著的享受。

(四)意识形态的解读

任何翻译作品，只有迎合了读者趣味才算是成功的，因为读者才是译作的最终检验者。然而，读者对译作的欣赏以及对作者和译者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相比而言，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更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之间有种特殊的亲近感，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功效使然。如果译者选择了原作、读者接受了译作，那就说明：读者与译者以及作者的意识形态达到某种程度的共鸣；译作不仅促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赋予原作一种新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原作不仅产生了效果，而且获得了第二生命。

任何译作的出现都要经历两次“叛逆”：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及其翻译是第一次“叛逆”，而读者阅读译作又经历了一次“叛逆”。原作经过这种“创造性叛逆”获得了“第二生命”，扩大了其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被贬低为“叛徒”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一语却是对译者的一句赞语，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又是原作生命的延续者——译作的作者，他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化传播中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读者。所以，有人把翻译看作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消亡”，从而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这种文化传播中的地位。译者在选择需要翻译的作品时，除了受时代背景、读者的需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自己的喜爱及艺术风格等的借鉴有关。这就是译者对原作的一种“选择性共鸣”。这种“共鸣”为读者提供了研究这些作家的思想乃至所受影响的种种可能，也为目的语输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新的文体、新的语汇等等。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不能单纯地研究译文，还要研究文本以外的东西，与翻译有关的原文和译文的语境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的意识形态活动都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尤其是我们要通过语言现象，透视这些人在与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为意识形态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作者的写作、译者的翻译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

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体现了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三元关系。其过程是：作者←原著←译者→译著→读者。可以看出翻译是一种从译者到作者又到读者的活动。原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译文读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译者则是以译文为载体向读者传达信息的传递者，译者是主体。译者既要忠实于原作者又要服务于译文读者，所以有人说译者是“一仆二主”。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型的变异，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语言外型，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目的语语言模式，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准确无误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在充分理解了原作之后，译者下面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原作品用译语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译者要把得之于心的形象用译语重新再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把译文读者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在进行判断和作决定的思维活动中，要把读者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翻译是戴着脚镣手铐跳舞的尴尬角色，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和语篇翻译法使得翻译得到了解放。这样一来，使得译者加深了对原作的理解和更好地把握对译作的处理，也使读者更加理解译者的被动处境。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不可能与作者写作时的意向完全吻合；同时由于语言不同，译者的表达方法也不可能与作者的表达方法毫无出入。即使语言相同，但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译者手里，译文差别会很大。译作不是一面镜子，也不是原作的复制品，不可能把原作所反映的内涵和外延一板一眼地反射过来。翻译如果能够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写作时的感受达到近似或酷似的程度，就可视为成功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