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语言文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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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关于东北地区“心尚清文”的历史情况，由于清朝官书“别无记载”[1]，几乎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

天命六年（1621年），满族进入辽沈地区，满语文也随之成为辽东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满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辽东地区，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必然居于主导和支配的优越地位。二是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地死于战乱或外逃，仍留居当地的汉人多数沦为八旗官兵的奴仆，不得不顺从其主人的语言文字。三是以努尔哈赤及其子侄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讨论军国大政时，虽然吸引投降后金的汉官参加，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当时汉官因不通满语，经常遭到满洲贵族的岐视甚至侮辱。如有的汉官回忆说：“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4]皇太极继位后，采取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政策，重视发挥汉官的作用，但汉官因不懂满语，收效甚微。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说：“臣不通金语（即满语），在别部尤可，而刑部时与贝勒大人讲议是非曲直，臣一语不晓，真如木人一般，虽有若无。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5]

汉官们为便于参政和仕进的畅达，就要掌握满语文，并且很快做到了这一点。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设置六部，以贝勒管部事，每部分设满、汉、蒙古承政和参政。为了解决语言隔阂，每部设启心郎一员充当翻译，清皇族出身的昭槤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6]清初许多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褄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或在文馆任职，或担任启心郎，可以说都很精通满语文。清政权入关初，“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7]，他们因精通满语文被委以督抚大员，为清政权的巩固起了关键作用。

皇太极重视文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译书的办法，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8]。在这些人中，以达海成就最大。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9岁通满汉文。他自入文馆起，到病逝为止，全部译完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翻译未完的有《通览》、《六韬》、《孟子》、《三国志演义》、《大乘经》。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满文主要用来记载档案，政令，并没有写成书籍供人们阅读。皇太极组织达海等人翻译汉文书籍，从中汲取汉族统治者的施政经验，使后金统治集团获益不浅。“初我国未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9]达海的译书活动虽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客观上也推动了满文普及。

大量译书的结果，还促进了满文的改进与完善。厄儿得溺和刚盖创制的满文，因系借用蒙古文字拼写满语语音，本身很不成熟，又经常与蒙古文发生混淆。皇太极曾对达海建议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艺，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10]达海根据皇太极的想法，采取在原满文字母旁边加圈加点，增加新字母等办法，使满字成为发音清楚、表意准确的文字。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故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由于新满文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遂成为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达海因增定满文，“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社，女子不选秀女”[11]。

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去世，译书活动仍继续进行，并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及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皇太极组织其他人译完达海留下的书籍外，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不仅弥补了满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本族文化的热潮。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礼部举行考试，满族有4人中举，刚林和敦多惠为“满洲习满书”举人，查布海和恩格德为“满洲习汉书”举人[12]。皇太极很注意让八旗将领从这些书籍中汲取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文皇帝（即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3]由于清初战争频繁，所以满文《三国志演义》倍受八旗将领青睐，被当成军事教科书来学习。

二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定鼎北京，绝大多数八旗官兵从龙入关迁移北京及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虽然把满语文带到了关内，但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实施有效的统治，必须尽快地掌握汉语文。乾隆帝明确指出，“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14]，充分肯定了满族人入关后就开始的语言文字汉化历程。清政府于关外陆续设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满语文的使用并没有因满族人大批入关而削弱，反而由辽东一地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

东北是满族的故乡，但清初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满族因明末大量迁居辽东和从龙入关已经人数甚少。居住在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是：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两岸的赫哲、奇勒尔和费雅喀人，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上的库页人，珲春河两岸的库雅拉人，嫩江流域的锡伯人。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和满族关系十分密切，如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15]，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当作本族人看待。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对出征黑龙江的入旗将领霸奇兰等人说过：“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16]因此皇太极把征服的当地少数民族人编入满洲八旗，崇德时期编入旗的称为“新满洲”[17]。吉林、黑龙江的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满族相同，就为满文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重点加强了与沙俄毗邻的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设防，并大规模地将当地各少数民族编入满洲八旗。《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吉林将军辖区仅有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吉林乌拉（吉林市）两城驻防，又增设伯都讷（吉林省扶余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和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四城；黑龙江将军辖区原有瑷珲、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两处驻防处，又增设齐齐哈尔、布特哈（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呼伦贝尔（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和呼兰四城。到雍正末年，吉林、黑龙江八旗驻防达到12城。新增设驻防城的兵源基本来自各少数民族，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于蒙古科尔沁王公进献的14458名锡伯、封尔察和达斡尔壮丁中，挑选可以披甲当差的11850余人编入满洲上三旗，分别驻防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18]。乾隆初，吉林、黑龙江驻防八旗兵由顺治末年的430人增加到2万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各少数族兵[19]。

从康熙中期起，清政府相继在吉林、黑龙江各驻防城建立起八旗官学，使新编的各少数族兵纳入满文化系统。设立八旗官学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东北各少数民族多以打牲为业，“生长山河，肆意游居，不知律例者多”，故清朝统治者认为，设立八旗官学，对新披甲人“教以礼义，最关重要”[20]。其次，新设各驻防城亟需大批官员管理地方事务，而八旗将领入关后贪图享受成风，“南方各省，人人愿往，至宁古塔，则不愿者多”[21]，至于比宁古塔更艰苦的黑龙江地区就更无人赴任了。吉林、黑龙江只能建立官学，就地培养官员。最后，编入八旗的锡伯、达斡尔、索伦、封尔察、赫哲和鄂伦春等族人，文化相当落后，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发展阶段。设立八旗官学，有益于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事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吉林将军辖区首先于吉林乌拉城设立八旗官学，到乾隆年间，宁古塔、伯都讷、三姓、打牲乌拉（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鄂摩和索罗（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乡）、珲春、阿勒楚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乡）等地，“均有官学”[22]。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在墨尔根城八旗左右翼各建一学，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斡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嗣是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四城均设满学官一员，有同额缺”[23]。

八旗官学以学习满文为主，辅之以骑射。吉林各八旗官学“生徒俱于二月上学，习清文骑射”[（24）]。黑龙江地区“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多至百有余人”[25]。八旗官学生成为东北各驻防城官员的主要来源。清政府明文规定学好满文是升迁的基本条件，官学生中“有清文通顺字画端楷者，准按名记档，如遇各堂司办事乏人，挨次顶补。不堪造就者，除名”[26]。八旗官学生1年毕业，大多担任与文字相关的职务，如旗营帖书，官庄驿站领催，各旗署衙门的笔帖式。官学生“资性略慧即超出群类入司行走，额员虽仅十一，额外行走如委笔帖式，委官皆是也”[27]。能熟练运用满文的八旗官学生成为各驻防城低级官员，源源补充到八旗驻防各级机构，不仅满足了对文职官员的需求，也使满文得以成为畅通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惟一的官方文字。

从康熙中期起，东北各地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清代人称吉林地区是“满洲故里”，满语文通行各驻防城，连本来讲蒙古语的八旗蒙古，讲汉语的八旗汉军，“亦皆习为国语”[28]。从关内流放到宁古塔、吉林乌拉等城的汉族文人，为了谋生的需要，也有很多人学会了讲满语。如流人钱德维“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称为“掌柜”，一年可得银三四十两[29]。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工部满主事一职缺出，吏部掣签结果应由宁古塔驿站官萨哈那升补。萨哈那却奏称：“不识汉字情愿在本处效力。”[30]清朝统治者把“国语骑射”作为满洲旧俗，但乾嘉年间北京城内的满族人已经汉化了，工部官员和顺、恩骑尉常恩均因满语骑射平常，受到嘉庆帝的痛斥。嘉庆帝认为：“吉林地方，清语骑射俱好。”他把这些不会讲满语的官员交给吉林将军秀林管束，让他们向当地人学习满语骑射[31]。

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土著居民分为满洲、汉军、达斡尔、索伦、巴尔虎、鄂勒特、鄂伦春、毕喇尔八部落。嘉庆年间，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西清任职黑龙江期间，对当地盛行满语文的情况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黑龙江外记》中有如下记载：

“土人于国语，满洲生知，先天之学也。汉军等部学知，后天之学也。然以都人视之，士人皆生知也。”

“官员岁领清文时宪书，由钦天监十月颁发，明年春始至省转送诸城。亦有汉文时宪书，商贩在都购买，至省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为重。”

“幕府章奏文移例用国书，而凡奉到谕旨、部复，系汉文，皆译出存案。近日工翻译者推四品官果君德兴与佐领崔君达兴，崔尤习汉文，有战功，后致仕，果亦物故，今遂无能为继者。”

“余尝见土人家清文一帙，叙奇三上书始末甚悉（指布特哈副总管奇三到木兰围场向乾隆帝状告齐齐哈尔八旗官员敲诈勒索事）。且言奇三将上书，请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汤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也！’此文疑即奇三作，亦达呼尔巨擘也。”

“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国演义》，国初盛行，非陈承祚书。原注），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

“满洲曲，类古乐府。如云：阿穆巴摩萨齐斐图门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既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长篇短句，意皆类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随以火不思。”[32]

从上述西清本人亲眼所见可知，无论黑龙江各驻防城八旗官员的公务活动，还是当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全是满语文。

三

清初关外地广人稀，“各村庄满人多，汉人少”[33]，这是满语文得以通行东北的客观条件。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相继在盛京将军辖区设置州县等民治机构，以安置出关种地的汉民。这次汉民出关并没有给满语文带来多大冲击，除了人数有限外，还因为清政府在盛京和吉林部分地区修筑柳条边，限制汉民进入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又在盛京地区实行旗民分界。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还对整个东北实行封禁。这些措施都为满语文的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

乾隆中期后关内人满为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纷纷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种地谋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北大旱，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弛禁，允许饥民出关求存。北方各省流民得以大规模进入东北，满语文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逐步被汉语文取代。

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盛京地区是清在东北最早建立民治机构的地方，气候适宜农作，海陆交通方便，成为流民较理想的安家之地。乾隆六年（1741年），奉天府尹所辖民人数约有36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79万人，嘉庆末年已达到175万人。流民除自己开荒种地外，也有很多人为八旗官兵佣耕，从而打破了旗民的界限，并使汉语文渐占主导地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盛京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补放户部，由吏部引见时，乾隆帝因果尔敏是满洲旗人又考取专事翻译满汉文的笔帖式，就用满语同果尔敏交谈。然而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其他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实出意外”[34]。到乾隆末年，连盛京的满族官员都不会写满文了。清政府规定，盛京官员写奏折要使用满文，如实在有困难，可以满汉文兼用。尽管乾隆帝对此三令五申，盛京将军“琳宁奏折仅用汉字，而所奏报盛京并无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汉字”[35]。虽然乾隆帝痛斥了琳宁一番，却不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文的趋势。

道光年间，吉林地区满语文也出现了危机。乾隆末，清政府被迫对东北弛禁，吉林将军恒秀奏报，“上年直隶岁欠，蒙恩听求食流民出关，计到臣所属地方者万五千余人”[36]，而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嘉庆时，吉林汉民已达30多万人。吉林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多用汉文”[37]。将军富俊特地在吉林八旗左右翼官学内添设满汉文翻译课程，以适应满文向汉文的转变。吉林地区的满族官员强烈地感受汉语文的影响，据当时人记载：“近数十年来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38]

满语文在黑龙江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黑龙江位于东北最北部，气候严寒，交通不便，鸦片战争以前，种地汉民甚少。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招民开垦，河北、山东农民陆续前来。黑龙江各城汉民渐多，只是满语文废弃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汉语文取代满语文已成大势所趋。曾经竭力倡导“东三省以骑射清语为重”的清政府，到光绪初年“于满文概不收阅，例行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39]。光绪四年（1878年），任奉天学政的王家璧竟称：“奉天、吉林人才彬彬日盛，而黑龙江二百余年尚未设立学校”[40]，视黑龙江各城专学满文的八旗官学过时无用。光绪七年（1881年），黑龙江将军定安始提出设立汉官学，两年后建成。汉官学“学舍宏阔，视满官学为胜”[41]，以后各城汉学兴起，满学终废。

如果从1599年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时算起，截止到光绪中叶，黑龙江地区“语言文字俱从汉俗”[42]，满语文在东北地区几乎使用了300年之久，对满族及东北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首先，满文的创制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达海等人译书活动和这些书籍满文版的刊行，不仅迅速普及满文，而且使满洲贵族集团从中学会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经验，为清政权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其次，清入关后在东北各驻防城建立的八旗官学，在许多地方是当地惟一的教育机构。八旗官学既为东北军政衙署解决了人才缺少的问题，扩大了满语文的使用范围，还满足了东北各民族学习文化的需要，使东北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局面。第三，满文作为清政府在东北使用的主要官方文字，真实记录了清代东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清政府对东北的管辖、封禁及开发的活动，是我们研究清代东北史的珍贵文献。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满族使用汉民族语言文字，使满族纳入更先进的文化系统，这是满族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结果。

注释：

（1）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卷3。

（4）（8）（9）（10）（12）（16）（17）《清太宗实录》卷10；卷5、卷12；卷11；卷18；卷21；卷52。

（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6）昭槤：《肃亭杂录》卷2《启心郎》。

（7）《清史稿》卷239。

（11）《清史稿》卷228《达海传》。

（13）《啸亭续录》卷1《翻书房》。

（14）（26）（30）（34）（35）（36）《清高宗实录》卷443；卷195；卷229；卷983；卷1427；卷1440。

（15）（29）杨宾：《柳边记略》卷1。

（18）（21）《清圣祖实录》卷155；卷112。

（19）详见乾隆元年版《盛京通志》卷19。

（20）《吉林通志》卷51。

（2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7。

（23）（25）（41）《黑龙江述略》卷2。

（24）萨英额：《吉林外记》卷6。

（27）（39）《黑龙江述略》卷3。

（28）（38）《吉林外记》卷3。

（31）《清仁宗实录》卷64、卷169。

（32）西清：《黑龙江外记》卷4、卷5、卷6。

（33）吴桭臣：《宁古塔记略》。

（37）《清宣宗实录》卷97。

（40）《黑龙江志稿》卷24。

（42）民国《呼兰府志》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