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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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醒觉和关注，正使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成为可能在世界文化地理版图上，汉学（Sinology）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古老的、并且具备重大的文化功能和影响力的学科。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学也日益进入国人的视野。

在国际学界，关于汉学的定义，历来较难统一。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福兰格（OttoFranke）的定义最为宽泛，故也从者众多。他将汉学诠释为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此外，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比较约定俗成的定义，则是倾向于以对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界标。这种倾向多少意味着在“永恒”的静态中国的想象背景上，把汉学作为一种考古性的学科来对待。作为对这种倾向（古典汉学）的反动和发展，才有了后来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导向的所谓现代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勃兴。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汉学学科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深具意义的难题。

如果从日本的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计算，那么这段地区性的历史已足有七百年。如果从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计算，那么这段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已有四百余年。这一非学院化的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来华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了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而且还引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这些无疑都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计算，那么，学院式的、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英、美、德设立汉学教席。在西方拉丁国家中，除法国外，意、西、葡的大学汉学相对不是十分强大，可它们拥有过传教士汉学家的庞大队伍。北欧国家虽然相对而言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的传统，一方面结合既有的和平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虽然在专业汉学的教席设立上晚于欧洲学界，但美国汉学的兴起却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视野。正因此，汉学研究在这种语境中再也不一定是学院式的纯粹从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出发的研究，进而汉学概念进一步拓宽而成为了“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从这段时间算起，在“中国研究”宏大概念的覆盖下，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逾半个世纪。

简括地说，在西方世界，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17世纪之前）、传教士汉学（始自17世纪）、学院汉学（始于19世纪初）、中国研究（始于二战之后）诸种阶段，其中每一种早出的形态，都还在后起的不同形态中不断地延续其身影。

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观念乃至国家政策时，中国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起，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这一代的中国学者，便对海外汉学投以巨大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注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自觉。自90年代以来，各种以国际汉学为主题的杂志、丛书、丛刊、译著相继问世。

所有种种，充分展示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学术大趋势——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这也正是汉学在今天的中国精神语境中成为焦点话题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新一轮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过他者（不管是东方的邻国，还是西方的异质文化）所构建的中国图像来进行的。这里，随着中国学术界的主动介入，国际汉学的研究有望进入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互动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的兴起。

汉学，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一门西方的关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特性”（Chineseness）的学问。而数百年的汉学史，究其实质，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是一部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和中国文明的漫长曲折的对话史。西方学界在汉学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折射着西方（或“东洋”）文化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这部对话史，客观成为近代世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醒觉和关注，正使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成为可能。在此，“中国”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我个人认为，具备这种醒觉的汉学研究，才能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研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此，域外的汉学和中国语境中的汉学省思，才能一道融入对人类共同命运保持醒觉的精神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