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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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问题概要

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

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

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

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

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发情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

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

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

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

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

三、人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这时,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的束缚后,又一次受到物质利益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逐成为人生之第一要义,人们生理官能上的满足成为人们生存的动力。这时期的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人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问题,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种对现实经验的关注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对生理体验的关注限制了对想象力的塑造;对生理官能的满足阻止了内在生命的激情;对个人、集团利益的关注阻碍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更多地贴近现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柴米油盐等生活的细节,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

一时间,经济的繁荣淹盖了社会悖论的客观存在,时代的尴尬充斥于社会之中,人们在无奈之中麻木了灵魂。正如希尔所说:“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在失去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人们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一直困惑着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复理想的和谐,这一责任又一次交给了理论界与文学界,我国理论界又一次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声。然而,这一呼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高声叫卖中,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听到了这一声音。文学作品大多流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描写,只有张承志、张炜等少数人,以他们的《心灵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扬传统精神与理想主义,要求人们抵御着世俗的一切,追求心灵征服的巨大冲动,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护着心灵的堤坝。人性的张扬在当代文学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状态,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又一次分裂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同,这次的分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们把感官上的快适,作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应该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质,也影响到文学对历史的宏大叙述。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歌颂,应永远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文学的振兴、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8.

[3]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54.

[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