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散文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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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瞿秋白的散文具有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在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散文《多余的话》中他做了深刻的阶级自我、个性自我、政治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使瞿秋白的散文显现真诚严肃的品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堪称散文史上优秀的作品。与其他现代散文作家的作品不同，兼具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瞿秋白的散文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笔者称之为政治散文。瞿秋白散文的政治性体现在其散文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审丑意识和忏悔意识。本文讨论的是其散文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在西方出现了众多体现忏悔意识的经典作品，如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忏诲意识向来不强烈，对忏悔心理的描述也不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是“拿来主义”的功绩。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化接触、碰撞中，汲取和借鉴了外国文学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作家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将忏悔意识注入中国文学中，使中国文学开始了自我认识和自我审判的旅程。
瞿秋白的忏悔意识来自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联系在一起。瞿秋白的文学活动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浸润下进行的，不论其文艺思想、文学评论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摆脱不了俄罗斯文学的印迹。正如有人所说：“俄国和俄罗斯文学引导瞿秋白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奋然前行。”忏悔意识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正如赫尔岑所说：“在俄罗斯精神中有一种特征，能够把俄国与其它斯拉夫民族区别开来，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夹观察它，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自私，也没有为了获得别人的谅解因而归咎自己的伪善态度。”忏悔意识渗入到俄罗斯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作家的自我反省精神、自我批判的态度或深刻的自我分析。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比比皆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思考、追求和苦闷，显示出了贵族阶级自我反省和检讨的意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对自己虚度一生的总结和批判，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拷问，以及对自己每一个行为都作了无情的解剖，体现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反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更是被赫尔岑称为“现代俄国可怕的忏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是“无所顾忌地解剖自己”的最后的绝唱；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集中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在《我的生活》、《忏悔录》、《回忆录》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无情的自我暴露和深刻的自我忏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以“灵魂的拷问”为形式的忏悔。
对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瞿秋白特别留意。他多次论述到俄罗斯文学中“忏悔的贵族”，赞叹“忏悔绮年”的普希金，敏锐地注意到美海洛夫斯基在《转变中》描写的非个人而是“社会的自觉”的“贵族的忏悔”。体现忏悔意识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生思索和文学观念。在《饿乡纪程》第二至五节中，瞿秋白以自传的形式记叙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谋生、求学、思想变化的经历，在读者面前坦露真我，在《赤都心史》中这种自我认识、自我忏悔更加深刻和自觉。而其在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简直就是一篇自我剖析、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忏悔书”。
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瞿秋白自称“忏悔的贵族”，说自己具有小布尔乔亚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实际上，这种自我分析，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真诚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性格特点，李泽厚说：“知识者除了歌颂，便是忏悔”。瞿秋白对自我的忏悔是全方位的、彻底的自我否定与批判，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一、破产的士的阶级——阶级自我的忏悔
对阶级自我的忏悔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的否定与批判。瞿秋白在提到俄罗斯“忏悔的贵族”时，尤为注重的是他们“自己牺牲家庭的幸福，上等人的特权”而“往民间去”的决心。作为中国的“忏悔的贵族”，瞿秋白首先否定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他诞生于“士”的阶级的家庭中，旧时代在社会上享有特权，是所谓的“治人之君子”。对于这样的阶级，他清醒地看到了其丑恶、阴暗和腐朽的面目，因而他的批判便鞭辟人里：“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害，无所不至。”(《饿乡纪程二》)对自己的出身阶级，对自己的家庭，瞿秋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暴露出旧的封建官僚阶级的无能、空虚和伪诈。对本阶级的批判表现了瞿秋白封建社会“逆子贰臣”的叛逆心态。
对成长于这种家庭环境中的“自我”，瞿秋白是很不满意的，对自己的弱点缺点，他毫不留情地揭发披露并加以自责式的批判。他忏悔自己“绅士阶级”的死要面子，无能无为。在《多余的话》中，字里行间透露着瞿秋白对那段生活的忏悔，对自己“始终没有脱掉的绅士意识”的谴责：虽然家境早已破落，但“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士的阶级”的颜面还要维护。这一“必须”包含了多少辛酸、苦痛、无助、无奈，还有窘迫、届辱：家里没米煮的时候，还用着仆妇，积欠了她好几个月的工资；为了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40多元的裁缝债。而作为绅士阶级的“少爷”他自己“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面对这样的生活，瞿秋白倍觉心虚无聊：“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饿乡纪程三》)
瞿秋白毫不避讳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坦然地说，悲惨的环境，“家庭旧道德培植扶助”，将“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人’。”(《饿乡纪程三》)我心灵的“内的要求”与“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相矛盾，这种家族带给“我”的是与生俱来的“痛、苦、愁、惨”。(《饿乡纪程二》)垂死的家族制给“我”造成的痛苦深入骨髓，“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大家族之中道貌岸然的人际关系，使我感到人生的昏昧，怀疑人生的意义，导致“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饿乡纪程二》)
二、中国之多余人——个性自我的忏悔
对于自己的个性，瞿秋白作了深刻的自我分析，称自己是中国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些人厌倦了上流社会空虚乏味的贵族生活，希望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贵族教育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和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加之他们自身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以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最终成了一事无成、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在《俄国文学史》中，瞿秋白认为这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通病，他们“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英雄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人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
作为中国之“多余人”，瞿秋白把自己这种悲剧性性格特征的形成归结为“脆弱的二元性”。他认为自身的二元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无用的、多余的、矛盾的人：一方面是生就的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另一方面，内心却有坚固的现实派的倾向，明白“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制裁”。现实与浪漫相敌，浪漫是“无谓的浪漫”，现实是“抽象的现实”，两种性格倾向的互相牵制，相互抵触，“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漩涡——多余的人。”瞿秋白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人”》)。
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在瞿秋白身上表现为脆弱、游移、软弱、过多的自我分析而不能见之于行动等。瞿秋白对自己的脆弱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对自己的要求达到近乎残酷苛刻的地步，连身体的虚弱都要忏悔。他感叹到：“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啊!”身体的脆弱是一方面，精神上无端烦闷、感慨、脆弱的特性让在生活斗争中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斗争的勇气，“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他坦言，曾以为自己不凡，但回头看看实际也只“同于庸众”。思想上的脆弱则表现为思想摇摆、不坚定。他检讨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纯粹性：虽然“时时刻刻压制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把自己总结成一个矛盾、脆弱、一无是处、毫无激情的人，“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多余的话》)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因为自己的“多余”，他忏悔，悲叹，感伤。
三、历史的误会——政治自我的忏悔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瞿秋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在《多余的话》中，他沉痛剀切地反思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归结为“历史的误会”，“十几年的一场噩梦”，一句话完全否定了自己政治上的一切。因为感到自己有负于中国革命事业，应当对党内一些错误负责，《多余的话》时时流露着愧疚、惆怅的心情。对政治自我的忏悔和否定，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全面自我否定、彻底自我批判的态度。
瞿秋白怀着负罪的心情回顾自己的政治道路，每一次都是勉强而为之。走上领导岗位更是因为当时领导人犯了错误，陈独秀退出中央后，没有别人来主持工作，就“轮到”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看作历史误会的机缘巧合，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历史的误会”，便是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处于领导岗位上的瞿秋白可以说是诚惶诚恐，“‘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具有文人性格的瞿秋白坦言自己做政治家的不胜任，反复强调：“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被推上历史舞台，他感到力不从心，疲惫不堪，心里苦不堪言却欲罢不能，“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不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他这段坦白的话，使我们看到一颗饱受痛苦煎熬的心灵，在世人面前坦露自己的内心，暴露自己虚弱的一面，这是需要足够的真诚和勇气的。
瞿秋白时时刻刻都处在自省自责颓然追悔之中。真心诚意地承认并忏悔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自嘲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头衔，除了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为自己列了一长串错误清单。军事上：“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政治上：“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一连串的揭发显示了瞿秋白忏悔的彻底性。他的自我批评忏悔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赎罪意识。他近乎残忍地否定自己：“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深刻的自我剖析批判，真诚的自我忏悔是瞿秋白散文的深刻内涵，他把自己的痛苦无奈、忏悔自责毫不掩饰、痛快淋漓地全盘托出，没有任何掩饰和辩解。他心怀坦荡，“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瞿秋白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真诚和坦率，完成了一生的忏悔，这种忏悔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形象，相反，正是这种忏悔使他的人格得到最后的升华。真诚的忏悔意识使他的散文显现出严肃的品格，表现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深沉与哀婉的凄美，给读者以涤荡心灵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