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茅盾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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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学观；命运；叙事；指导人生；国民性
论文摘要:老舍和茅盾同为现代“为人生派”作家，而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认为是文学观的差异造成了作品内容的不同，并于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文学观，以此来明确二者在文学史中的参照。
茅盾与老舍俱为现代文坛上的杰出作家，二者又都把目光投注向当时的国民启蒙，表现二十世纪的城市社会、人物和历史。他们同样高举着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都曾经历过五四思想的洗礼，并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学的底子，又在中西思潮交会和激荡中对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独特而深刻的了解，然而，因为文学观的差异，二者的作品焕发出迥然不同的光采。
本文试图从二者作品的文本出发，由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来比较两者文学观的不同。
一、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
茅盾对个体命运的表现常常投射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往往关系着时代国家的命运。比如《子夜》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出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与帝国主义的——买办金融资本家的矛盾，吴荪甫一次次的抗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也就说明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时代的命运把握在更具有先进性的阶级手中。
老舍的作品则更多的表现北方市民尤其是北京老市民的命运。以时代生活的细节来展示时代大潮中传统文化浸淫的老派市民的生活。在《骆驼祥子》中，来自农村的祥子，年轻健壮，自爱好强，还有骆驼般坚韧的性格。他来到北京拉车，一心希望自己买辆车拉，当个独立的劳动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得到的却是来自各方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社会上的各色人物都任意讹诈、侮辱、摆弄他——比如孙侦探，他的命运也就如此可悲地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决定了他的任何抱负、多大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经过“三起”又“三落”，他整个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信心和追求，自暴自弃地堕落下去了。老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出多重意义的社会悲剧，可这是通过祥子的个人的悲剧来表现的：底层百姓连最卑微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而他们自身又无法找到走出绝境的正确途径，只能是堕落和毁灭，而这一切完全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造成的。
二、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
茅盾作品中常常表达着作者对时代做出的整体性注解。《子夜》便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大上海的纸醉金迷下掩藏着深深的危机。中国社会的三个方面在这里都得到了反映：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
作品整体展示了这座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灯红酒绿的客厅、冶艳奢靡的夜总会、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谈玄论道、太太小姐们的凄迷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并以吴荪甫的悲剧，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老舍从小就生活于北京的市民之间，“今天你借给我两个铜板，明天我帮你一点忙，真是和他们休戚相关！”通过这样的生活交往与精神交流，使他熟悉他们，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关心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还由此确立了老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态度，使他十分自然地从城市贫民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好恶，观察、评价和对待整个世界。描写当年的北京大杂院、贫民窟，聚居着人力车夫、手工业工匠、小摊贩、产业工人、低级巡警、落魄艺人、暗娼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所以他的笔也离不开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写娼妓：《骆驼祥子》小福子和《月牙儿》里的母女，情景之悲凄如在眼前；写旗人生活，《正红旗下》里的那个“我”，那个大姐夫，大姐夫的父亲，放炮玩鸟做风筝，死要面子穷开心的情景也是活灵活现。再如同样是婚姻和性的主题，老舍的《离婚》展示了底层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灰色无奈的人生命运，《蚀》三部曲中则更多的带有时代话语下的女性主义以及人的解放的色彩。
三、指导人生与改造国民性
不可否认，作为革命作家的茅盾，其文学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表现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以光明，指导人生，改造社会，鼓舞革命的勇气
踏入文坛起，茅盾就大力反对游戏的礼拜六文学，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指导人，改良人生:“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之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强调文学要传播新思想，尤其是苏联的革命文学。
老舍把文学的功用主要定位于国民精神的改造上，以文学揭露国民精神的劣根性，然后加以批判反思。《二马》里的老马先生，虽然从北京到了英国，但是他是一个老派市民，除了北京，看哪里都是乡下，即使是到了当时处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英国都市。并且他依旧带着老市民的官本位思想，非常小声告诉别人去古董店里——因为觉得经商是不体面的事情。有力的批判了是从满清到现在一直沿习下来的这种腐朽且妄自尊大的思想。再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北京城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他想的却是，“我的八十岁大寿别给搅和了……”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愚昧。而《正红旗下》也描写了旗人破产后颓废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在老舍的作品里写出了中国人因循、保守、善良、蒙昧、知足、要面子、畏缩、中庸、随遇而安等等，也表达了作者的反思。
尽管有文学观的差异作品，二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依然指向关注社会以及社会中“人”的命运，直到后期全都汇入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潮中。在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观的指引下，他们一个揭露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灯红酒绿下的衰亡，一个批判皇都京畿市井人物的国民精神的弱点，为后人铺展开一幅幅的时代画卷，其作品也成为了标志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参考书目：
《子夜》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94年版
《虹》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骆驼祥子》老舍著，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子夜·后记》,见《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