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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托尔斯泰；哥萨克；琉森；复活；人性魅力

【论文摘要】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折射着一种精神的洗礼，闪耀着一个伟大作家的人格魅力。本文通过分析托尔斯泰的三篇作品——《哥萨克》、《琉森》和《复活》中的人性表现，来透视作者坚持人性本善的精神探索。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oTolstoy，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创作非常勤奋刻苦，最主要的作品有《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哥萨克》（1863）、《战争与和平》（1869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复活》（1899年）等。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在这里，笔者仅以《哥萨克》、《琉森》和《复活》为例，来看看这位伟大的作家的魅力。《哥萨克》写的是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大城市里的生活，来到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中寻求新的生活，作品深深地蕴涵着作家鲜明的人文生态思想。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为了摆脱他所在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扭曲人性、摧残人的生命意气的生存枷锁，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了执著的追求，在高加索美丽自然的怀抱中逐步尝试建构他的诗意人生。奥列宁来到高加索，大自然的气息就浓浓地扑面而来。远离了“文明”的毒雾熏染，哥萨克俨然像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一切显得那么的和谐自然。活在其中的人，没有一种活得虚伪的做作感，不必为了迎合他人他物而戴上“文明社会”惯有的面具，十分的惬意自我，人性自由欢快很少受到约束。文中，奥列宁有关于幸福的思索，使他对从前的生活产生厌恶感，只有看到被阳光穿透的绿荫，看到落日和明朗的天空，才又觉得幸福起来。他体悟到“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活”，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合乎情理的欲望根本不是幸福的所在，那只是人性污垢的浮尘。他渴望融入哥萨克人民，“象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但是一个哥萨克的外来人，真的那么容易进入这种生命程式吗？答案被奥列宁自己和他的所属阶级给否定了。家人和亲戚朋友因为他如此习惯哥萨克的生活而把他当作一个近乎毁灭的人为他悲伤。一直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奥列宁对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还有留恋，内心的欲望还在不时地冒泡。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人的本能，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即使是道德净化后的奥列宁也难以免俗。当他在哥萨克住久了，新鲜感慢慢消失，一切归于平静后，人性的恶疾慢慢地浮出水面了。尤其表现在他对待玛丽亚娜的爱情上。他一开始告诉自己，“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他把她让给卢卡什卡了”，可是当他发现自己没有玛丽亚娜几乎就活不下去时，便不顾一切地追求玛丽亚娜。虽然奥列宁认识到不应当把玛丽亚娜变成一个庸俗的贵妇人，而应当把自己降到玛丽亚娜的水平，使自己成为一个单纯的哥萨克。但是他的爱情观在本质上

已经前后对立起来——前时期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后时期认为在爱情中，利己的才是幸福的，充分暴露出奥列宁一直以来压抑着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不出意外的，这种举动遭到了美与自然的化身的玛丽亚娜的唾弃。爱情是检验一个人灵魂高下的试金石，虽然奥列宁一方面努力去追求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无法摆脱原先都市贵族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影响，注定了他的平民化理想的失败。于是，他的内心更为彷徨，虽然知道“他所生活过的和他现在要回去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也无处可去，只能重新成为一流污水潜进那肮脏的异化文明的圣地。这时候的托尔斯泰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何其之大。作者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苦苦探索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贵族的出路问题。《琉森》这部短篇名作是托氏在游历瑞士卢塞恩时的见闻，描写了一场“文明人”欺辱“下等人”的场景，篇幅虽短却蕴藏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不断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温情与真爱，不断地宣扬他的人道主义。他寄希望于人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不提倡以暴力抗恶，宣扬基督教的宽恕和博爱，他幻想通过这些人性的升华来消灭社会的罪恶。虽然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这似乎显得有些天方夜谭，但这种艰苦的思想探索令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直活到现世，感动了并正在感动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们的心。黑塞曾经说过，真正的文学是一定永远有读者的，因为它们包容了人间的基本真理和真相。阅读此文，可以看见作者灵魂深处迸射出来的震怒，可以感到他内心深处的苦苦挣扎，可以听见他无可奈何的深深叹息。瑞士旅馆门前，一个矮小的流浪歌手演奏悦耳甜蜜的音乐很久，三次求听众赏他一点东西，可是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却白白享受了这美妙的艺术,谁都不愿意给他任何东西，甚至带着冷漠的微笑嘲讽他。看见这一幕，“我”觉得十分的痛心与可耻，想补偿歌手点什么，就邀歌手去喝酒，却又在喝酒时受到了各种歧视待遇，令“我”十分震怒又苦惑。

文章对人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令人感觉大自然也有了生命似的。如瑞士旅馆门前的晚景，作者描写的是那样的美轮美奂：湖水的颜色是“燃烧着的硫磺”，湖岸又“芳草芬披”，大气是“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变幻离奇，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在充溢着和谐与美的大自然面前，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不谐和的东西，应该荡然无存才对。可是后文中就餐时绅士淑女们的故作高雅与骨子里的冷漠让“我”难以忍受，破坏了好心情。就像文中那座人工的堤岸一样庸俗不堪，粗暴地破坏了无拘无束的那种大自然的美。迷人的大自然和“文明”的教化就这样突兀的对立起来，刺痛读者的双眼，让人看到了异化文明的丑陋可笑与装腔作势。

当“我”为此而抑郁失落时，流浪乞食歌手的歌唱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感觉生活也重新有了意义和魅力。美妙的音乐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可是瑞士旅馆里的人们却这样傲慢无礼的对待这神圣的美，还去嘲笑践踏歌手的劳动，无视“下等人”的尊严，不肯把他们口袋里千千万万个钱币扔给歌手一个半个。他们个个自命不凡，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平庸的生活已经把他们弄得头昏脑胀腐化堕落。“我”为他们感到羞愧不已，不顾他人把“我”当作疯子，接近歌手，力图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这群人平等。可是，不但是那些上等人如此桀傲，连旅馆的侍者也盲目的自大起来，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就可以抛开侍者应有的礼节，慢待起客人来。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谁的社会地位高，就可任意欺辱“下等人”。人生来已是不平等的，文明社会用“阶级”来把同一质的人硬生生的划成三六九等。事实上，不但是欺辱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连被欺辱者也认为命该如此。歌手三次恳求人们赏赐时，都因为自惭形秽而胆怯踌躇，面对嘲讽，更是以笑来掩饰自己的失落，不敢表现出一点点地不满。

在重重的社会矛盾面前，哪条才是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长长的思索也不能理出一个答案，只能寻找超乎人类力量的存在。此时的托尔斯泰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只能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仁慈的上帝既然容许矛盾的存在，就是宽广的怜悯，人就该从自身反省，找回自己身上的原始的人性美，皈依上帝，接受上帝的净化与救赎。这就是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前期的要义。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主要情节围绕主人公马斯洛娃和聂赫柳多夫展开：马丝洛瓦在16岁时被聂赫柳多夫诱奸,怀上了小孩被东家赶出家门，最终走投无路,跌入了妓院的火坑。十年后，马被诬告为杀犯，受审时聂恰巧是陪审员，他明白马的堕落是他一手造成的，决心以行动赎罪，为她的案子到处奔波。最后，两人都懂得了生活的真正意义，精神走向复活。

男女主人公的堕落是不良社会环境腐蚀的结果。聂赫柳多夫受了当时俄国贵族地主阶级普遍的浮夸糜烂的风气的影响，若不想成为局外人，就不得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评估下，浑浑噩噩的一次次否定“自我的灵魂扫除”，从一个诚实、高尚、把自己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心安理得的享受荒淫无度的生活的利己主义者。用一百卢布买断对马斯洛娃的愧疚，私通有夫之妇的同时准备向公爵小姐求婚，为拥有大宗家业而感到“愉快”……社会阶级的特权怂恿促使他去这样做，似乎有人在耳边不断告诉他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于是在与马斯洛娃相逢前，他的断断续续的“灵魂扫除”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每一回,人世的诱惑总是降服了他，不知不觉地他又堕落了，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女主人公就更是她的屈辱的社会地位的悲剧演绎了。当怀孕的马斯洛娃淋着雨追赶在火车上舒适地靠着丝绒椅饮酒取乐的聂赫柳多夫无果后，在受尽雇主的欺辱后，在店员的负情后，她不再相信善的存在，一步步沦落为麻木不仁的妓女。此外，作者还通过对法庭、宗教、特权阶级的诠释全面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无公理，庭长、法官、检察官都拿犯人的生命当儿戏，枢密院又不问案情的是非曲直，冤狱遍布全国，监狱人满为患。官僚机构腐朽不堪，官吏草菅人命，在这种情境下，马斯洛娃成了荒谬的法律和昏庸法官的牺牲品。

这是一部关于宣扬人性美、批判现实罪恶的作品，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艺术解构。作品通过聂赫柳多夫和马斯洛娃的人性中的善的复苏来成全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民和乌托邦梦想，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无情地撕毁了统治阶级的假面具，毫不留情地、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腐朽。

通过以上三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托尔斯泰不断进行着精神的洗礼。他始终坚信人性本善，在探寻社会出路的时候，寄希望于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在人人自爱相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的仁心仁德，他的孜孜追求，他梦想中的乌托邦都表现了一个伟大作家光辉闪耀的人格魅力。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