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派和太宰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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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二战结束后，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个重要且特殊的作家流派——无赖派。其主要成员包括太宰治、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等人。他们带有极度的忧郁和对传统价值的嫌恶之情，呈现出一种自我嘲讽和否定一切的特征倾向。在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战后那个特殊年代，无赖派的出现可以说添补了战后的文学空白，对读者特别是试图否定过去知识体系的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无赖派指的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活跃于日本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流派。但是严格来讲，这一派的作家并没有像其它派别的作家那样组成文艺团体或出同人杂志，只是因为在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战后那个特殊年代，他们的作品风格正好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和倾向，才被日本评论界和文学界统一冠上了无赖派的头衔。
因此要想明确划定属于无赖派的作家到底有哪几位并不是一件易事。太宰治、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三人勿庸置疑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其他还有田中英光、石川淳，有时也把现代派作家伊藤整、三好十郎等人包括在内。当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写下《丧失为人资格》《斜阳》《女学生》《晚年》等无数脍炙人口佳作的太宰治。津轻首屈一指的大地主之子、左翼运动的参加与转向、四次自杀失败、最后与一名女性投河自尽、中毒、巨额的借债、围绕芥川奖的古怪行为、情妇和私生子，这些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无赖”行径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独自上演着，直至死亡。因《堕落论》而闻名的坂口安吾，虽然流行程度不及太宰治，但追捧者亦属于同一系列，他在《堕落论》中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理念：“人没有变，人原本如此，改变的只是世相之表皮”“人生活着，人堕落根本不存在其它拯救人的捷径”，并发出“活下去吧，堕落下去吧”的呼声。与太宰治、坂口安吾相比，织田作之助只能算是二流作家，比起他的作品来，毋宁说他自暴自弃的短暂一生更加受到世人关注，但他关于大阪平民生活的数篇文章至今仍受到部分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对于伊藤整等人是否应该划入无赖派行列，至今仍有争议。作者窃以为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无赖”气息，虽然人生与作品不见得同步，但仍应视为无赖派。
总的说来，无赖派的作家多是良家子弟，但他们却专门与下层阶级为伍。这里的下层阶级指的不是工厂里的工人或农民等，而是所谓的人生落伍者。这一派的人常常因好喝大酒、做出一些有违常规的举动而著称，并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曾在某段时期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但最后却又都以幻想破灭而告终，这种破灭之感并不是针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来自于对共产党党员活动的失望之情。他们带有极度的忧郁和对传统价值的嫌恶之情，呈现出一种自我嘲讽和否定一切的特征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无赖派的领军人物如太宰治、坂口安吾等人早在战前的昭和十多年就已经差不多自成一家，并且他们的“无赖”姿态在当时就已凸现，只不过由于战前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等一直占据着日本文坛的主流位置，使得这些旁流作家的作品和文学实力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流派认定。但是随着日本战败，所谓的“正统”文学失去权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和活跃，以及当时由于受到战时大概念的欺骗，人心比较倾向于他们的缘故，这些作家和他们的文学理念才迅速得到人们的追捧，一跃成为文坛的宠儿。
昭和二十三年即一九四八年太宰治自杀，无赖派也宣告幕终。虽然他们的活跃只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但无赖派却添补了战后的文学空白，对读者特别是试图否定过去知识体系的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赖派开创了战后日本文坛的一个新的文学时期。
二
太宰治是最早提到无赖派一词的作家。这要追溯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他写给井伏鳟二的信中：“最近杂志的新型机会主义者们做了很多令人讨厌的事，虽然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但还是觉得太过分，弄得我想借喝闷酒消愁了。我是无赖派，所以我反对这种风气，我要加盟保守党……”。同年五月在太宰治写给贵司山治的回信中也可看到他的无赖派宣言。贵司原来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他在战争期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战后又开始拿笔写作，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太宰的小说《惜别》进行了批判。太宰反问说：“……政治小说是不是又要流行起来了。虽然没有战争期间的右翼小说那么夸张，但就胡搅蛮缠这点来说两者不相伯仲吧。我是无赖派。我反抗束缚。嘲笑得意一时的人。所以我总也无法出人头地。”另外太宰治还就无赖派的自由思想进行了阐述：“其本来姿态为反抗精神，或许也可以称为破坏思想。它并不是在摒除掉压制和束缚之后才开始萌生的思想，而是作为压制和束缚的反作用与之同时发生并具有斗争性质的思想。”由此可见，无赖派的称呼与太宰治的数度宣言紧密相关。
稍微具备一点日本文学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无赖派一开始并不叫无赖派，而叫新戏作派，初见于林房雄的《小说时评》。当中他这样说道：“日本现在的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流派，上村晓为‘私小说派’，丹羽文雄、高见顺为‘正统小说派’，石川达三为‘新社会派’，坂口安吾为‘新戏作派’”。不过很快，因为太宰治的多次无赖派宣言，使得这一派又被称为无赖派。新戏作派的命名着眼于他们的文学方法，无赖派的命名则侧重其精神姿态。这两个称呼在当时几乎可以完全划上等号，不过现今人们一般使用无赖派来称呼这一派的作家，并在谈及这一派的特征时，也多优先使用无赖派一词。由此可见无赖的称呼方法比戏作更加具有概括性，更一语中的，更能展现这一派的特性。
三
那么这些作家为什么被称为无赖派呢？无赖在文学上的表征，即无赖派文学到底有哪些特征呢？
“无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史记》。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上如是记载：汉王高祖为庆祝未央宫竣工而举行宴会。当时高祖忆起从前，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无赖，既不懂得如何继承家业，也不如哥哥刘仲那么勤奋。另外，新明解国语辞典中对“无赖”一词的解释为“没有固定职业，所作所为无视法规的人”。由此看来无赖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无视法规、放荡不羁、具有破坏思想”。那么对应的文学上的表征可以总结为“反对权威、否定传统文学、破坏与革命”。以下笔者想以无赖派的灵魂人物太宰治为对象，具体考察无赖派的三个特征在其文学作品中和文学理念中是如何体现的。
四
反对权威可以说是无赖派文学的最大特征。而战争期间从没有赞美过天皇的太宰治在战后的某段时期（反皇风潮流行的时期）内却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可以说是他反对权威的最好体现。例如他在战后的第一部小说《潘多拉的盒子》（一九四五年）中借登场人物之口阐述了他的天皇观：“在日本到现在再来攻击昨天的军阀官僚，已经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而是机会主义。真正的自由思想家此时此刻不管时势如何都应该大声呼喊。（中略）天皇陛下万岁！”如此大声呼喊。“直至昨天这思想还很古旧，但今天却是最新的自由思想。十年前的自由和今日的自由内容不同指的就是这个。它已经不再是神秘主义，而是人之本性——爱。今日真正的自由思想家应该为此呼喊而献身。听说美国是自由之国，相信其一定会承认日本的此等自由呼喊。如果我现在不是有病的话，一定会站在二重桥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紧接着第二年六月发行在《新文艺》第一卷第三号上的《苦恼的年鉴》中太宰治的天皇观更加明了。“最近说天皇坏话的人突然多起来了。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发现原来迄今自己是多么深爱着天皇。我宣誓我以保守派为友”“十岁的民主派，二十岁的共产派，三十岁的纯粹派，四十岁的保守派。”“我完全期待着新思潮的兴起。但说这话，首先需要的是勇气。我现在梦想的境界是生活在可以自给自足的无政府主义桃源，以法国的道德家的感觉为基调，以天皇为伦理的仪表。”当时日本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着新旧权力的交接剧，共产党高呼着打倒天皇，在这种情况下，太宰治发出保守派宣言，以及“以天皇为伦理的仪表”等言论，的确是需要比在战争期间表明反战立场更大的勇气。由此可见他的反对权威的特质。但问题是在战争期间反对体制，怀着艺术的良心，潜心创作，紧守了心中的那盏明灯的太宰治何以在战后突然反对时势，发表拥护天皇言论呢？实际上在这民主宪法的草案业已拟定，即将踏出新生日本第一步的时期，对于太宰治敢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举动和保守姿态，如获至宝般地进行声讨和谴责的人大有人在。太宰治传记研究学者相马正一认为这一声讨将太宰治的言论政治化，曲解了太宰治的本来意图。因为太宰治在谈及天皇的地方都有基督教作为引证。他推测说“战争期间像太宰治一样征兵体检为丙等而被视为‘非国民’的家伙，等到战争一结束就轻易地改变立场，叫嚣着和平论、战争责任论。面对这些人的丑态，想来就连太宰治也忍无可忍吧。”
笔者对此推论表示赞同。一些在战争期间拥护天皇的战争指导者、特权阶级，或通过保持沉默以求自保的人一旦战败，就急忙修正自己的立场，为了显示自己的和平取向，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到天皇的头上，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天皇，所以当时反皇风潮甚是泛滥。太宰治对这种机会主义者有一种特别的嫌恶之情，出于这种生理上的排斥，所以才会高呼反对权威的“天皇陛下万岁！”。而且当一九四七年这股反皇风潮过去之后，太宰在其作品或书信中再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真的保守派，而是借此讽刺那些机会主义者，讽刺他们见风使舵的本性和拿天皇当挡箭牌的恶性。这在他的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发表于《苦恼的年鉴》之前的《十五年间》中他充满讽刺地如是说道：“……我在这里不会像某某那样战争结束后，就突然说‘我其实本来不赞成战争。我是日本军阀的敌人。我是自由主义者’之类的话，大骂东条，讲战争责任什么。我并没有打算发挥这样的新型机会主义。”
五
无赖在文学上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对所谓的正统文学，或用太宰治的话来说沙龙文学的否定。所谓的正统文学就是指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等大家代表的既成文学，或志贺直哉等代表的私小说性质的写实文学。太宰治对这些长期占据着文坛的主流位置的既成文学、传统文学进行了彻底的攻击。从初期“俗人中的俗人夏目漱石”的言论到对岛崎藤村“有如离乡背井出去打短工的人的特性”的批判再到最后对志贺直哉的漫骂。在太宰的文学理念中，特别是战后的“所谓的‘文化人’叫嚣着的某某主义，某某主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散发着沙龙主义的气息。表面上若无其事，随波逐流，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或许也能成为所谓的成功者。但是我是个乡下人，知道羞耻，所以做不到。我无法做出欺骗自己感觉的事情来。”“我否定沙龙艺术。嫌恶沙龙思想。总之我无法忍受所谓的沙龙。”“那是知识的店。不，在店中有时也会发现真正的宝石。那是知识的小偷集市。不，即使是小偷的集市有时也会发现真正的金指环。没有与沙龙可相比的东西。干脆这样说吧。那是知识的‘发表大本营’。那是知识的‘战时日本新闻’”“请至少让我说这句话：我一直在与沙龙的伪善战斗着。并且我一直是个卑微的醉汉。没有一个沙龙的书架上摆放过我的作品。”这里的沙龙如果换成正统文学或文坛，太宰治的意图就更明显了。即对所谓的正统文学的反驳、否定和嘲笑。也正因为如此，他为文坛所排斥，一直没有得到承认。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并不后悔，反而带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自豪自己能够摆脱旧道德旧传统的束缚，拥有自己的自由思想。
六
无赖派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破坏与革命。既然对旧道德旧传统予以否定，那就要对其予以破坏，破坏的手段之一就是革命。《斜阳》中最有名的一段当属太宰治借直治之口所说的革命宣言：“既未憧憬过革命，亦不知恋爱为何物。迄今为止，大人们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革命和恋爱二物是世上最最愚蠢和令人作呕的东西。战争以前，战争期间，我们都听信了他们说的话。但是战争失败，我们无法再信赖大人，并开始觉得他们所说的反面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革命和恋爱实际上是这世上最美好和最甘甜的东西。太过于美好了，以至于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大人们是不是吃不到葡萄才故意使坏说葡萄酸的。我确信，人是为革命和恋爱而生的！”不止《斜阳》，在战前、特别是战后的很多其它作品中太宰治都流露出了他的“革命意识”。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十月开始到第二年一月为止，太宰治的小说《潘多拉的盒子》在《河北新报》上连载。在这篇小说中太宰治借其中一个登场人物之口对三百年前的法国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讴歌了他们通过革命和无视社会因袭来宣扬自由思想的行为。而《阿桑》中的“无赖”丈夫在听到法国国歌后泪流满面地说的一席话更是将这种破坏与革命精神讲述得淋漓尽致。“各个地方的民众们都响应起来，从此以后，法国春日鲜花功劳宴就永远地，永远地哦，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必须对其进行破坏，虽然人们知道永远的新秩序、新道德的再建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进行破坏。孙文临死前说过‘革命尚未成功’，但或许革命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即使如此，还是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悲伤又美丽。（中略）那悲伤、美丽、还有爱……”。
七
以上四五六三章具体讲述的无赖派文学特征“反对权威、否定传统文学、破坏与革命”其实不止在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和理念中可以考察到，其他作家如坂口安吾等人的文学特征与此也是相通的。对旧道德、旧秩序高举反旗的叛逆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受到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们的欢迎，特别是在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战后那个特殊年代，无赖派更是深入人心，对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其独特的文学特征和文学理念也可以说开创了日本文坛的一个新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