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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层不明、层次不清、定位不准是造成我国高等院校数量快速上升而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相应地,人才培养势必出现知识结构雷同的情况。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进行分层。明确区分各高校所处的不同层次,使各高校在不同层次合理定位,展现自身的特色和个性,避免同质化。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分层;特色化
Abstract:Theindecisivestratification,indistinctadministrativelevelsandinaccurateorientationarethemaincausesthatmakethenumber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reasequicklybuttheeducationalqualitydecline.Thetalenttrainingaccordinglyappearsidenticalknowledgestructure.Inordertoimprovethequalityofhighereducation,wemustdifferentiatedefinitelyvariousadministrativelevelsofeachcollege,orientatethemreasonably,exhibittheirfeaturesandindividuality,andavoidhomogeneity.
Keywords:highereducation;talenttraining;stratification;characteristic
一
作为高等教育来说,随着其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水平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分工必然越来越细,分层越来越明确,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都以追求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为荣。特别是在美国,有名闻全球的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或是一些名声稍逊的州立大学,或是一些社区学院。由于它们各自明确了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分层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特色。各高校对自身特色的不懈追求,恰恰体现了全美高等教育的特色,那就是趋异性越来越强。反过来,这种分层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克尔十分中肯地指出:各高校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模仿将是毁灭性的”[1]。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分层将越来越细,不同高校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定位于某个层次并尽显自身特色,形成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也许是美国高等教育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明确指出:在许多国家,除大学外,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其中有些院校参加挑选优等生的过程,另外一些院校建立的目的是提供为期2至4年的针对性强、质量高的职业培训。这种多样化的做法无疑是符合社会的需要以及国家和地区一级经济的需要的[2]。
在如何发挥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特色方面,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潘懋元先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基本观点便是明确各高校的定位,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他特别指出:如何引导全国高校分类发展,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类型划分是高校定位及确定发展方向的前提[3]。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先生就已经认识到不同层次高校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他说:它们都各有长处和短处[4]。而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看,特色正是任何高校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要求。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卢晓中博士甚至将其称为“特色化”。他认为,特色化有利于构成各高校独特的人才市场体系;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对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色”的自觉追求[5](P199)。而特色化的前提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各高校在分层基础上的合理定位。
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我国高等教育仿照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细化专业,大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则以西方(主要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习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大趋势。学习是深入领会其内涵和实质,并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前提。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不顾国情、校情去竭力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由于政府主导了高校自身的定位,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出现了多者越多、少者越少的“马太效应”。相应地,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出现严重倾斜,各高校只有“力争上游”,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
这种“赶超”现象也是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情结”和“赶超思维定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在国内一流高校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中,国内许多二流、三流高校也忽视了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办学水平,同样地追赶国内一流高校,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追赶潮,因而出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偏差,概括起来便是追求“高、大、全”。
所谓“高”,就是不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仰头望高,以北大、清华为追赶目标。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分层:首先是处于顶尖水平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985工程”大学;其次是“211工程”大学;第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大学;第四是省市共建、以地级市为主的地方性院校。这种分层是办学水平、投资方向、学校特色和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特色体现,都能够在符合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办成名校,成为一流,相互不可替代。
然而,在求“高”的影响下,许多高校放弃了自身之长。例如,一些刚刚升本的学校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加大投入,在若干年内争取拿下硕士学位点,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建设拿下博士点,导致最重要的本、专科教育质量急剧下滑。当这些目标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时,许多高校便期望通过开展大规模的考研活动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办学层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考研基地”。
所谓“大”,也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的目标。这种“大”,一是体现在校园面积大。许多高校想方设法多征地,多盖楼,建造具有标致性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超大型广场,建设豪华型校园等。为此,他们不惜大规模举债,美其名“超常规发展”。二是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师资力量匮乏,许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是若干个班级合在一起上课,甚至连专业课也是如此。这种“外延式”而非“内涵式”发展思路以外在数量的增加掩盖了内在质量的下降,数量越多,质量下降越快。
所谓“全”,就是不论哪个层次的高校,都以学科门类齐全为荣为乐。第一、二层次的高校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和国家的行政干预,形成“名校+名校”的“强强联合”,迅速地将学科门类整合齐全,而第三、四层次的高校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这一方式,短期内变成了综合性高校,反正学科门类越多越好,越全越显得气派。一些过去颇具专业和学科特色的高校因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即综合性,变得面目全非。
有的理工农医院校以为开办一些人文社科专业就成了综合性大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就会相应提高,这是一种误解。由于专业和学科之间的疏离与隔阂,并不能真正实现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与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相互融合。一些以农学、林学、工学、理学或医学见长的高校,新增了法律、新闻、艺术、经济等热门专业,而这些专业的师资却并不充足,水平也不高,培养的人才自然缺乏竞争力。不但如此,这些文科专业也很难对传统专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对理工农医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并无切实提高。所以,“全”的结果是面面俱到,但样样不精。
正是因为处在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往“一流高校”这条“单行道”上行驶,并未各归其道、各安其位,从而造成严重“阻塞”,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混乱,出现了同质化趋向,导致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失调,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三
如果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一种整体雷同的格局中,各高校不能迅速转变自身角色,不能够准确定位的话,各个投资主体都会转移投资目标,这对高等教育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目前,这种层次不明、同质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培养了越来越多“雷同”的“产品”。自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高等教育逐步从过去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并逐渐形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格局。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些学者和大学生将其归咎于扩招,即“多收了三五斗米”。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我国毛入学率为19%,处于世界上第60多位,大体相当于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大学生在校人数和毕业人数与整个社会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就更低了。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不同层次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趋同、趋高,特色不明显。
以我国现有的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中低端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量很大。而趋高、趋同教育所培养的“产品”,面对市场多样化需求时无法找到匹配的工作岗位,只得被迫挤占更低职位的岗位,使求职者的满意度降低,进而出现广泛的不正常流动,频繁“跳槽”,导致用人单位不满,进而导致整个市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的薪金期望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上涨,使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明证。
社会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人才。研制“神五”、“神六”的是人才,生产锅碗瓢盆的也是人才;设计汽车的是人才,在汽车工厂第一线进行操作的同样是人才,两者不可相互取代,也都不可或缺。只有前者而缺乏后者,人才的“链条”就会断裂。当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时,社会便会“持币观望”,高校的作用和影响就会逐步下降,无法彰显其足够的张力。
那么高校与社会如何衔接?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纳伊曼把它称为高校的“第三个危机”。他警告说:“人们往往很满足于通过大学生和年轻教师或多或少地参加高等学校的管理来解决这个困难。实际上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参加管理,而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所遵循的目标,涉及到高等教育要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要适应一个就业市场。这个就业市场开始对大学,甚至对最著名大学里出来的‘产品’表现出不满。”[7]进而言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导致数量的增长无助于发展。当大量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时,他们极易聚集起来,形成一股“亚文化群体”和反社会的力量。韩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是前车之鉴。
所以,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同样要走向多样化的道路。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作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所处的层次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一味地以他校的标准为标准。特别是各地方高校应该努力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对接”,人才培养要充分考虑当地的需要,成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发动机”[5](P200)。
当不同层次的高校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时,其办学效益才能真正体现,自身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也只有当高校自身准确定位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才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具有“人无我有”的专业特长;各高校的毕业生才能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准确定位,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取向,进行错位就业,最终,人尽其才的局面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5.
[2]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3.
[3]潘懋元,吴玫.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3):11.
[4]朱九思.高等教育刍议[C].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74.
[5]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原春琳.我国高教毛入学率世界第一?教育部:纯属误谈[N].中国青年报,2005-01-15.
[7]蓝劲松.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