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技术主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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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大学正在遭遇技术主义的深度控制，这大大束缚了大学人的个性和大学精神伸展的空间，其结果就是大学的工厂化，即大学成为人才批量生产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大学对追求知识与真理和锻造人格双重大学使命的背离。技术主义背后的支持是官本位的大学制度，我们需要重建大学制度，确立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中心的大学体制，以超越当下大学中越来越突出的技术主义倾向。

［关键词］技术主义；官本位；大学制度

Abstract:

Modernuniversitiesarebeingdeeplycontrolledbytechnologism,whichlargelytiesthepersonalityofuniversityandthespaceofuniversityspirit.Asaresult,universitiesarefactorizedandthenbecomeaplaceofbatchprocessing,which,toagreatextent,causedirectlythedeviationfromthedoublemissionsofuniversityincludingthepursuitofknowledgeandtruthandtheforgingofpersonality.Thesupportbehindtechnologismisgovernmentbaseduniversitysystem.Weneedtorebuiltuniversitysystemandtoestablishtheuniversitysystemcenteringpursuitofknowledgeandtruthinordertosurpassthemoreandmoreoutstandingtechnologisminclinationinmodernuniversities.

Keywords:technologism;governmentbased;universit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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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期里,忽然接到电话,又要出中期筛选考试的题目,而且还要三套备选,加上标准答案等，各项命题相关表格一个也不能少。从小到大，考试都考怕了，所以走上教师岗位，就有一种新鲜感，从小到大我一直被别人考，现在可以考别人，总算不用再胆战心惊害怕考试了。大学教书，原本教学比较自由，所以我尽量在我的考试中把学生从考试中所受到的压迫感减到最低，包括题量减少，尽可能出活题目，减少死记硬背。终于，我的考试形式得到了学生的欢迎。自从学校准备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对试卷的要求提到了无比重视的高度。一门课程教下来，要从头到尾完成考试的各项任务,非得脱一层皮。要求命三套题且不说，关键是对命题的题数、主客观题的比例、题目的覆盖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还要填上4～5张相关表格。最麻烦的是阅卷，怎么打分，打小分，分数如何写，评卷人和复查人要签名，还要签全名。评卷完了，再算平均分、试卷难易程度，做试卷分析。然后等待上面检查，不合格再改正。一旦查出有毛病，简直就象犯了罪的人突然被警察抓住一样狼狈不堪。考试到这份上，早已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甚至，说得不好听一点，是难为老师——其实就是难为教师。我于是又重新害怕考试。

考试是这样，平时的教学又怎样呢？一样让你没好过。不仅要有整齐的教案，最好还有多媒体课件，而且对教案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每节课要有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前面还要写清楚，哪月哪日哪个班上的课。当大学教师当到这样，对教学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就完全成了教学的机器。我不想做机器，我害怕做机器,我于是害怕教学。但不担任本科教学是不允许的,我于是茫然,十分钟爱大学的我只有在当下各种大学制度的夹缝中小心谨慎地生存。实际上，在今天，一位大学教授面对强大的体制，几乎是无能为力，只能积极地适应，否则他就寸步难行。

二

大学原本是一个充分展现大学人的创造性智慧与才华的地方，正是因为大学人自由个性的徜徉，才使得大学生活的精神空间得以无限地敞开，从而引导大学人的精神品格不断超越世俗生活，获得尽可能充分的提升。思想的界限也就是人格的界限，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世界的界限"。思想之所及，就是大学人人格之边界。大学人之人格的发展正在创造性的大学知识生活、大学精神的不断敞开与大学陶冶的无比丰富中。

梅贻琦说，大学是大师之谓，而不是大楼。梅贻琦的话可谓深得大学的精髓。大师思想与人格的高度实际上就是大学精神的高度。大学的使命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充分发育和提升创造性人格。正是在无条件地坚守着追求真理、提升人格这一大学精神命脉的过程中，在文化与人格双重意义上的大师才可能涌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北大、清华,包括20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虽然遭逢时局艰难、环境恶劣，但学术依然昌明、大师成群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条件虽差，但这些大学依然守住了大学存在的核心命脉。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大学会大师稀缺？除了中西文化素养与社会大转型中个人见识的差异，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学的高度技术化。从科研到教学，从职称晋升到各种评价机制，从各级各类课题的与评审到的级别评价，从工资晋级的规定到津贴发放的要求，花样繁多的各种规矩使得大学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时不处于一种有形无形的钳制之中，大大缩小了当下大学人精神自由的空间。年轻教师在经历了中小学一直到考研、升博这一整套应试型教育体制的磨砺后，原本创造性的生长就受到阻碍，走上大学教师岗位后，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对诸种制度的适应与应付上，为了适应体制，非得心急火急地（最好是所谓高级别论文）、申报课题、出版著作，把自己一步步制作成为高职称的大学教师。即使是大学教授,同样也免不了受各种急功近利的评价指标的牵引，而陷于应付、制作的泥坑。几年下来,如果没有著作、获得课题项目和成果奖励，一般是拿不到津贴的，还难免遭至体制内的诟病，十年磨一剑成为遥远的梦想。

三

大学教授的精神高度其实就是一所大学其存在之精神的高度。实际上，评价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那个学校的教授在干什么。古希腊有一句至理名言：“闲暇出智慧"。当大学人心无旁骛、执著真理，黾勉而诗意地游走在真理之河畔，因为心仪真理而给自我人生平添一份自信与宁静、从容与洒脱，这就是大学校园里行走的大师或者说潜在大师的身影。当大学校园生活为各种表格、数据而占据，大学教授自身的生命姿态就变得无关紧要，各种急功近利的指标迫挤、消解了大学教授执守真理时应有的一份从容与闲暇。陈平原先生提出大学故事的命题，并一度着力于搜罗过去大学（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故事。“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1］（P62），陈平原对大学的理解可谓别有幽怀,他看大学看重的是大学的人，大学人的生命姿态。“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1］(P61)。今天的大学为什么没有教授的故事，或者故事不再重要，一是因为技术化的大学制度大大消解了故事可能存在的空间，一是数字化的标准看重的不是教授本身，不是教授的个性化存在，不是教授作为真实个人的性格才情，而是教授制作出来的教学与学术产品，是教授对各种评价指标的符合。大学无故事，实际上就是大学人生命空间的紧缩与大学个性的漂逝。说得直白一点，大学无故事，就是大学存在工厂化的标志；大学无故事，就是大学人物化和工具化的表现。“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人。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1］(P62)。陈平原先生对当下大学的境遇有着清晰的自觉意识。

我想起希腊神话中“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见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就拉长，以便让其符合床的标准。结果被他丈量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命呜呼。我们的大学教授正是在这种裁剪中失去了在大学想象空间里作为真实个人的存在，而成为物化的人，成为学术生产、学位生产流水线上的机器部件。李零先生撰文“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们今天的大学却有意无意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当前大学教育中无所不在的技术主义倾向对大学教育的伤害简直是致命的。技术主义宰制大学的结果是大学生活的毫无个性与大学创造性品格的沦丧。

四

大学既然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大学存在的主旨，大学教授就理当是守护大学精神的核心，以确保大学生活围绕追求真理这一核心主旨而展开。正因为如此，作为追求知识与真理代表的教授参与大学治理就成为现代大学的通则。发挥大学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正是要抵挡世俗权力对大学的过度侵蚀，从而确保大学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作为至高目的，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长远的知识与智力的支持，成为引领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风向标，而不至随社会风尚之波逐流。所以，教授治校乃是确保大学自身逻辑在大学运行中展开的根本保障。反过来，正因为教授在大学治理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才可能使大学教授的才情和智慧成为大学存在的根本标识，才有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就是大师的宣称，才可能使得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追求知识、真理与人格的卓越。

今日大学何以成为技术主义的天下？因为大学的存在与发展遵循的不是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外在的权力支持，说白了就是官本位的大学制度。技术主义乃是世俗权力在大学的实践样式。正因为大学的运作不是来自内在的法则，而是外在的支持，所以大学的治理便是社会治理模式在大学的移植，其中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把大学运作变成各种去个性化的、可控制的技术性手段，让大学人削足适履，去适应这种体制，而不是接纳几百年大学历史中发展博弈生成的基本规则，适应大学人的创造性知识生活。大学人的发展首先是对这种外在性的大学规则的适应，而并不是自由地追求知识与真理，或者说大学人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必须首先纳入这种格式化的模式之中。这就是大学教授的个性才情被淹没于各种统计数字之中的根本原因。

丁学良先生曾说中国内地大学教师的普遍水平很低［2］，撇开其批评中的意气，客观地说，内地许多大学的师资水平确实不敢恭维。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大学教师天份不够，或者努力欠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教授的才情与智慧很多时候被体制消耗太多，而渐渐磨逝。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大家同步出发，我们的教师发展水平也会因为才智的磨损而逐渐落在后头。正是大学给大学人创造出来的自由、宽容的环境，才会给大学人的自由发展提供足够开阔的精神空间，而不至于在技术主义与官本位的双重紧逼中踯躅前行。

五

创建国际或国内一流大学乃是时下无数中国大学的梦想，也许除了那些宏大的建设计划，我们更需要的是越过不断强化的技术主义倾向，用心去触摸一流大学的脉搏与精神气度。约翰•纳什被看作经济学界最不幸却又最幸运的人。22岁创建博弈论，重构了经济学的基础；8年后，却突遭精神分裂症的打击长达30年；将近60岁时，他奇迹般地走出疾病的阴影，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的复苏不仅是他个人的奇迹，同样是他的爱人与周遭师友的耐心、等待和希望的奇迹。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出不了纳什，因为我们的大学缺少了普林斯顿那样的宽容气质。宽容和自由，正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品格。是普林斯顿大学成就了纳什，反过来纳什也成就了普林斯顿大学。抗战中，苏步青因为身体和家庭多方面的原因，想跟其日籍夫人一起离开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一句“你是我们的宝贝"留住了苏步青。对大学教授的尊重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竺可桢成全了苏步青的生活需要，反过来苏步青也成就了竺可桢的大学情怀。

如果说，我们的大学正在遭至官本位与技术主义的双重困境，那么走出这一困境的路径无非就是尊重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凸显大学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尊重学术，张扬个性，为大学人提供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以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知识与真理的爱为基本原则来引导大学知识生活的展开。我们今天的大学发展不应该仅仅建基于当代社会，建基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同样应该置身我们自己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大学历史，建基于人类大学发展的历史，建基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惟有拥有深厚的根基、宽广的视野、坚定的情怀，我们的大学才能逐步发育出自身独立、成熟的品格，成为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提供持久的动力资源，我们的大学才会真正一步步“大"起来。

我们时下的大学改革，从扩招、并校到加大投入、走向市场，各种招数都一一用上，效果怎样恐怕还一时难以评价，但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遥远。也许，我们的改革更多的还是治标，而非治本。那么，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也许就是回到起点，回到常识，回到大学的根与本。孔子说：“本立则道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让我们在喧闹之中，聆听那大学之“道"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J］．教育学报，2005，(1)．

［2］龙希成．丁学良谈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N］．21世纪经济报道，200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