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大学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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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学文化，主要凝聚在大学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文化底蕴之中；二是中国特色，必然受到中国历代社会文化，特别是中国历代社会主导文化的深刻影响。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开创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任务。
［关键词］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Abstract:UniversityculturewithChinesefeatureshastwomeanings:oneisuniversityculture,whichisgatheredintheculturecreatedandaccumulatedinthelongperiodofeducationandrunninguniversities;theotherisChinesefeatures,whichisaffectedbytheChinesesocialcultureofalldynasties,especiallybythemaincultureofalldynasties.ThefollowingareimportanttasksforChinesehighereducationinthecomingyears:tobeguidedbyDengXiaoping''''stheoryand“Threerepresenting”;tosummarizeconscientiouslythedevelopinghistoryandexperienceofChineseuniversitycultureinthepasttowthousandyears,especiallythepastonehundredyears;toholdfasttothedirectionofadvancedculturewithChinesefeatures;intheexchangeofworldmulticulture,todeveloptheuniversityculturewithChinesesocialistfeatures,whichisfacingmodernization,worldandfuture,andnational,scientificandpopular,andpeopleorientating,scienticdevelopingandselfinnovating;toopenupanewprospectofhighereducationanduniversityinnovation.Keywords:advancingdirectionofadvancedculture;universityculturewithChinesefeatures
人类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主要可以分为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两大门类。科技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有先进、落后之分，人文文化注重的是历史的积淀和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基础上进行的自主创新。人类社会先进文化，指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能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延续和发展的文化，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通过正确的文化选择，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和引领文化不断前进，既是人类文化也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变革的基本规律。
一、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大学文化，主要凝聚在大学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文化底蕴之中，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根本；二是中国特色，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绵延了几千年，说明它的文化传统非常优秀。因此，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发展、变革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教育、大学发展、变革的内在规律；二是中国历代社会文化，特别是中国历代社会主导文化发展、变革的深刻影响。二者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
1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之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一部经典著作《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开创了我国探索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历史的先河。对于《大学》这句名言的科学内涵，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有独特的注释。根据朱熹的注释，《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就是“大学求学之道”，即要求一个15岁以上的“大人”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然后还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之去其旧污，做一个新民，进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服务并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对“大学之道”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做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过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
2孔子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大学的传统文化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有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做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化选择以后，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它后来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经历过多次变迁，但是，孔子儒学的精华“贵仁”和“重礼”却是一以贯之的，它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培育着她的人民和精英，并且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与此相适应，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翰林院、国子监、太学；二是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有一定学术自由的书院教育。它们的文化传统都是以孔子儒学养成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为核心的，都对维系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的血脉和根基。但是，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过于闭关自守和因循守旧，特别是固守宗法制度和忽视现代科学技术，因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和我国大学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相应的科举制度、书院教育，我们应当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态度，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荡交融中使其与现代化相结合，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和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建立与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这一百年，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我国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了，迫使近代中国进行新的重大的文化选择。这次新的文化选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完全排斥到“中体西用”，试图用西方文化维护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试图通过会通中西创建新儒学，通过变法走资本主义改良派的道路，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第三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掀起了反孔批儒的热潮，促使我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第四阶段，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唤起了人们“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在文化上消亡了的民族，或是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拒之于外的民族，都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从而确立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
这个“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在教育界和大学的杰出代表是一批留学回国、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及由他们主长的近、现代大学。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我国近、现代大学的生长，并不只是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之二、三人，北大、清华、南开之二、三家，而是有一个较大的群体，如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罗家伦和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她是“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的突出代表。这些教育家和学术大师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试图把孔子儒学中注重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奋斗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养成、西方的科学、民主相衔接，探索一条独立自主、振兴中华的发展道路，对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与变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大的历史角度来说，其根本着眼点是为了追寻中国的出路，探求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最后终于逐渐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最杰出代表是，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精辟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中进行新的重大的文化选择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开始走向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进一步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本方向。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和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的探索
由于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在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提出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夺取全国政权，在文化建设上只是指出了方向，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和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上，又经历了一个新的重大的文化再选择过程。经过艰难曲折，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近一个时期以来，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内涵，并相应地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方针。这是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一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开辟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和新时期我国教育、大学创新的道路。
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两次重大的文化“断裂”现象
在从总体上回顾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必须指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变革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文化“断裂”现象：一次是晚清实行“废科举，兴学堂”造成的；另一次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对孔子儒学和西方理念全盘否定造成的，因而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科学内涵的许多误解和疑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是专指5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还是特指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大学文化”，或是自先秦时期以来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总称？这是我们在探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发展道路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始建于“隋”完善于“宋”的科举制度，以孔子儒学为核心，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曾经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使之与现代化相适应，为什么一定非“废”不可呢？我国近、现代大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初创于“唐”鼎盛于“宋”的书院教育。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由学术大师主持，二是倡导多种学派的争鸣，因而成为官学的有力补充，与西方近代大学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后来这种书院教育已经逐渐失去其在鼎盛时期所具有的基本特色，日益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但是，文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可以效法西方，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革，实际上晚清时期兴办的许多学堂大都是从书院改制而成的，为什么非要另起炉灶呢？这一“废”一“兴”实际上就把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晚期已经形成的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大学文化”（包括“科举制度”和“书院教育”）的血脉割断了，把它同后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大学文化完全割裂开了，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遗憾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我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并基于这个认识制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后来，虽然吸取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方针，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科学文化艺术的方针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观和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1957年到1976年这一段比较长的时期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国政府仅仅把文化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性、政治性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对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强调改造，忽视继承，后来还进一步从文化教育战线开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在“造反有理”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对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使我国教育战线，特别是使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受到严重的破坏。
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大学百年》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这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地道的舶来品”。顾明远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现代大学是移植生长在中国这块历史土壤上的，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建设好现代中国的大学。”由此可见，两千多年来我国大学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既不是专指近5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也不是特指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国近、现代大学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应该是自先秦时期以来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总称。
三、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上述两次重大文化“断裂”现象的史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主要通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人的生命的自然繁衍，二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政权的更迭不应该造成文化的“断裂”，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应当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推动和引领人类社会不断延续和发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下四个“辩证统一”：
1文化指导的一元性与文化个性的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中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取代一切，而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现代大学的文化个性，促进我国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繁荣昌盛。
2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的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必须对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既要继承孔子儒学“贵仁”和“重礼”的精华，注重养成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发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又要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与现代化相结合，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
3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为人民服务的辩证统一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文化教育工作，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为人民服务”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把“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的本质，促进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人民大众的。
4文化归属的民族性与文化联系的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和创造的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应当具有一种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坚持会通中西自主创新的方针，既把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重要基础，又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努力使我国大学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和发展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四、开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
回顾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其根本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创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全局，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荡交融中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开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1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正确的文化选择。“有社会主义觉悟”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根本方向，关键是要让大学生懂得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观；“有文化”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核心和重点，其实质是以“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为指导，坚持“文化育人”的科学理念，促使大学生实现从有外在知识的人向有内在文化的人的深刻转变，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球意识、较高文化品位和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创造性人才；“劳动者”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要求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应当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具有普通劳动者的基本素质，热爱劳动、诚信敬业、艰苦朴实、和谐相处，既不做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好逸恶劳的“精神贵族”，也不做听他人任意摆布的会干活的“工具”。这既遵循了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又符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进一步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创新的前进方向。
2继承和创新“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核心主要是回答大学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一部经典著作《大学》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深刻地揭示了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了21世纪，人们对现代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将现代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大学之道”。初步看来，这个新的“大学之道”就是“大学之道，在明德崇学、在亲民新民，在多元卓越，在止于至善”，在这里，明德、亲民是继承，崇学、新民是创新，多元卓越是新发展，止于至善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关键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帅大学办学的全局，全面实施“文化兴校”发展战略，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着眼未来”的超越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把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大学进行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途径。
3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下现代大学的文化个性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以“行政本位，忽视个性”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一直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大学的办学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结果导致我国大学缺乏主体意识和面向社会参与竞争、自主办学的活力。这种状况与现代大学的文化个性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进行体制创新，从“行政本位，忽视个性”向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下现代大学的文化个性转变，建立、健全以“政府宏观调控，教授治学育人，校长全面治校，党委监督保证”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只有这样，我国政府和党组织才能提高治国执政能力，现代大学的文化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才能在竞争中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道路，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
4在竞争中创建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相关，高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是在竞争中拼搏出来的。因此，在竞争中创建中国特色的众多高水平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的一项战略目标。基于“大学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和“国际化程度是高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的认识，创建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是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创建高水平和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因此，全面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加速实现国际化的进程，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高水平和世界一流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不断增强我国大学以“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为主要内涵的核心竞争力，是我国在竞争中创建中国特色众多高水平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经过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艰苦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和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路，但是，曾经长期困扰着我国的“世纪性难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就是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相结合，会通中西，自主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难题”必将在新形势下继续制约着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发展、变革和我国高等教育、大学的改革创新。当前，我们还要特别警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化霸权主义”逆流，即妄图把“全球化”的内涵由经济领域泛化到文化领域，进行文化渗透，为实现其全球霸权服务。必须指出，文化的本质是多元开放，在文化领域内根本不存在“全球化”问题，我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本土化”上，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和大学创新之路。这是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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