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暴力审美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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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美学范畴不仅使“美”与影视暴力的分级立法产生联系，也使“丑”、“崇高”与影视暴力的审美教育产生关系。“暴力美学”导致青少年观众的模仿、“脱敏”及“禁果效应”，使影视文化“按年龄”分级成为必需；而“丑化暴力”与“崇高暴力”则唤起了青少年观众的理性，使影视暴力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得以发挥。
周扬同志曾提出：文明行为、环境保护和清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范围内也与美育有关或属于美育：应该充分利用书刊、广播、电视、电影、舞台、讲座、展览、旅游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美育工作。但在影视暴力中，“美”没有与教育结合，暴力美学导致青少年社会行为失范，成为社会文化病，致使对影视暴力进行分级立法，而影视暴力并不是天生与审美教育“绝缘”，美的范畴分类也包括“丑”与“崇高”。开发影视中“丑”的暴力与“崇高”的暴力可以开拓出影视暴力的美育新途径。
一、“美”与影视暴力的分级立法
暴力美学是指发掘美学中强力审美形式的一个美学分支，它侧重强力视听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探索。由于过分强调强力视听审美形式，强调强力对人或非正义一方的安全及利益有害的“破坏性”展示。从而忽视或弱化了美学核心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应。根据乔治，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当电视传播暴力信息时，重度收视者将基于电视所提供的符号世界建构现实世界观。认为社会充满暴力。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从而对个人产生害怕犯罪，害怕变成犯罪受害者的认知心理。因此，许多国家的公共电视频道规定带有凶杀、暴力内容的电视剧放在午夜播出，并使用电视节目分级系统来禁止孩子看到成人节目。
在悲剧净化说中，亚理士多德称希腊悲剧有特殊功能即悲剧激发了怜悯与恐惧之情并使之得以充分宣泄，从而达到情感的平衡。与此类似，一些学者认为观看电视暴力场面能够宣泄观众的敌对情绪或满足他们的攻击欲望，从而减少其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而2004年6月，美国两个过渡沉迷于《侠盗飞车》的青少年抢劫并且杀害被害人，受害者亲属在伤心之余，对游戏公司提出2.4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获胜。专家认为媒介中的暴力渲染是校园暴力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古希腊学者德谟克利特在论艺术的起源时说：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鸟兽的小学生的……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现代社会中，电视就属于这种观察模仿的学习对象，它为儿童提供了大量的示范模本。按照学者班杜拉的观点：儿童普遍存在着媒介认同现象，无论媒介形象是否虚构，儿童都比成人更容易发生媒介认同现象。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高中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校园屠杀案，作案者16分钟内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23人受伤，然后疯狂地吞枪自杀。经警方查证，作案的两名中学生是过于沉迷《毁灭战士》的杀戮世界，因模仿游戏中的方式大开杀戒。
“老少皆宜”是电视对观众的诉求，而在大众媒介面前，儿童不可能与成人一样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媒介信息，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倡导以年龄为基础的媒介内容分级制。如美国电影协会1990年电影分级制将电影分为五级。在2007年的两会上。“限制暴力、保护孩子”成为代表们提及电影分级制的新出发点。在新加坡，《拯救雷恩大兵》因包含太多粗俗语言而于1998年成为分级制下的电影。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也曾被列入“儿童不宜”的影片。
美国传播学界对于电视暴力的一项大型研究——《国家电视暴力研究报告》指出：至少有40％的暴力行为中有幽默的成份。反复播放此类镜头，会使观众麻痹，产生“脱敏”。觉得这类暴力无足轻重了。如香港电影《无间道》以黑道人物或家族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都以幽默的角度切入淡化了暴力，被一些家长认为消除了青少年对之的模仿，这反映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的：发达工业社会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
分级不能走入误区，不能把分级管理误解为开放暴力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也不能出现如《国家电视暴力研究报告》对于电视评级系统提出的进一步修改意见中指出的：要防止出现的“禁果”效应。事实上电视的停播并为阻止青少年对《红猫蓝兔七侠传》的热衷，其图书更加畅销。奥古斯都在《忏悔录》中批判了自己昄依基督教前。从事物自身寻找美的做法：只看见低级的美，而看不见上帝的美。在“读图时代”，影视美学作为暴力文化自身的“低级形态的美”，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但基督教是通过劝人们认识罪恶的根源并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因此，“丑”自然会随着基督教原则被引进到艺术世界中来，而影视暴力也应引入“丑”的范畴。
二、“丑”与影视暴力的美育功能
国外的学者主要把媒介暴力分为语言上的暴力和心理上的暴力。中国学者把“媒体暴力”分为“真实暴力”与“幻想暴力”。而从美的范畴角度。不仅有“美”的暴力，也应有“丑”的暴力和“崇高”的暴力。在影视暴力的审美教育中，“丑”与“崇高”应该补充“美”，以便使影视暴力成为实施美育的新路。
索格尔认为：丑是平凡的实体使自身和美相对立的第一种形式。像恶一样，丑仅仅表现为理念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却以积极的形态出现，因为它企图取美的位置而代之。莱辛认为：丑经过艺术模仿，情况就变得有利了。这里的“有利”就是通过“艺术模仿”而重新建构出来的。“化丑为美”的审美机制就在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领悟和理解的审美观照过程。对现实丑的典型化目的在于表现丑、揭露丑，而否定他们的就是艺术创造的目的美。
黑格尔美学的中心议题是理念通过艺术达到自身的感性显现，Gunter(1980)也认为，媒介描写的人间利他行为与友善行为可能互相作用，从而冲淡对暴力行为的模仿。这样，丑化暴力自然成为反暴力理念的艺术化表达。美国《国家电视暴力研究》就是通过具体的影视作品来倡导这个主题的：一个17岁的少女在校园里的聚会上被一个少年帮派强奸了，那个少女孤零零地醉在一边，口里呕吐，最后死于窒息。两个参与此暴力行为的少年帮派的兄弟，痛悔自己的行为。其中一个中途辍学，最后自杀了。另一个害怕警察的调查和惩罚。受到心理上的煎熬，他告诉了他的父亲，一个律师，因为律师可以帮他们开脱罪责。但是，他看到他父亲同样陷入痛苦的两难处境：既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想保护自己的儿子。他父亲一直犹豫是否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母亲，当他母亲最终得知后，观众们看到了他母亲的震惊和痛楚。最后，他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能到警察局去自首。在这部电影中，没有一处暴力行为是被美化的，相反，暴力带来的是极度的痛楚和让人厌恶之极。
法国作家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说：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国家电视暴力研究》称：“一个电视节目可以借用暴力镜头教育观众，而不是危害观众。比如。暴力行为对被害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或者用非暴力的镜头来提供给观众以教益。在此项调查研究中，有少于5％的暴力节目中有反暴力的信息出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批判科学和艺术，主张“回归自然”，但他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艺术，而是该提倡什么样的艺术，艺术该表现什么的问题。如果是以“回归自然”为旨归的科学与艺术。则是应提倡的。而反暴力主题在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结晶的影视艺术的永恒主旋律的出现。会对暴力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也应加以提倡。
观看“反暴力”影片，可以形成意向性，而意向性作为一种给经验以意义的结构和人的意识的核心，可以构建“我们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的想象性参与”，并且这种想象性参与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塑造和改变自己。塑造和改变生活的能力。日本的佐藤忠男认为：在所有的艺术样式中，电影是稀有的能超越年龄、性别、阶级和教养的差别而给人共同感受的样式。加拿大卑诗省的“电影分级办公室”也指出，在制订分级原则时，要考量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社会发展因素。要参考民众观览媒体的行为反应研究报告。要经常察视全国的相关立法、措施以及法庭判例。“丑化”的暴力可以通过青少年观众情绪与行为的社会反馈给分级制原则以影响。
三、“崇高”与影视暴力的美育使命
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的照片曝光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之后，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成为恐怖分子招兵买马训练的幻灯片。英国美学家博克认为崇高感产生的基础是维持个体生命本能，美感产生的基础是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以及一般社交愿望或群居本能。恐怖主义者把影像暴力放在了种族自我保存的层面上来认识，致使恐怖主义文化具有很深的号召力，自然会使很多穆斯林以所谓的“崇高美”加入到恐怖主义活动中来。
席勒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仅仅是那种完全自由的人。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手段。就在人的天性中拥有了崇高感。荣获2006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南非电影《黑帮暴徒》正是这样一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黑帮头目在一起冷酷的抢劫行动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婴儿，婴儿稚嫩的哭声唤醒了他未眠的良知，他决定抚养这个孩子，走一条向过去告别的痛苦之路，实现灵魂的救赎的故事。这样。暴力遇到了“良知”。使暴力实施者产生了“崇高”的行为，从而获得心灵自由。
媒体真实暴力也具有特殊的“崇高”效应。据《时代商报》2006年4月29日，沈阳市苏家屯区83岁的王贵连老人为保护—11岁女孩，而与歹徒搏斗。成为国内年龄最大的见义勇为者，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一种的“悲剧美学”。而2003年初。北京市修改了《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只是要求小学生“对坏人坏事要主动报告”，要求中学生在“敢于斗争”的基础上更要“善于斗争”和“学会自护自救”。实际上，“见义智为”的前提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之“勇”。讲的是一种大无畏精神。内中既包括敢于斗争的精神，也包含善于斗争的精神，而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勇”也并不是单纯建立在体力基础上的匹夫之勇，而是与智慧、仁义联系起来的智勇、义勇。作为栋梁之才的大学生，他们身上缺少的更不是智慧，恰恰是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同志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如果这种媒体真实暴力转化为媒体幻想暴力，青少年观众可以产生“崇高感”。博克认为，“凡是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既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对象的。或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在对英国观众的影视暴力调查中，作为被调查者的观众对传媒暴力的知识使得参与讨论者根据我们所谓的“危险承受者”(比如说年轻男性)和“危险产品”(例如动作片)的关系来做出自我归类。
在媒体暴力中，见义勇为老人能够让青少年观众在影视娱乐中受到“崇高”的审美教育，并形象地获得“荣辱观”的感性印象，其教育原理在于通过确立传统“耻文化”的环境，明了该做的不做是耻。不该做的做了亦是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康德认为：崇高是主观的，来自主体的心灵。崇高判断是反思判断力的判断，崇高的东西在内心里使理念复活和兴奋起来。儒家美德也始终让道德主体处于适当的环境压力中，这构成了它的外在动力机制。它启发了个体的道德智力。让人们对道德目标的实现产生较高的期望率。
对于电视中暴力内容的研究通常首先与社会认知和榜样的理论以及大众传播的有关理论有关……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个人性格中的什么因素，比如自尊使某个观众选择这样的节目?(个人传播层面)看过这样的暴力节目后，这个人将如何解决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人际传播层面)如果学校的学生都经过这样的暴力宣传，对老师如何组织教学和学校活动意味着什么?(网络和组织传播层面)最后，可能产生学校教育方式和体制的改变，对于有关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宏观社会传播层面)。十七大报告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更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面认识影视暴力美育的历史使命。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人们为了在经验界解决那些政治问题，就必须假道于美学问题。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到自由。中国审美教育的提倡者蔡元培先生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在“粮缺饷乏”的不利条件下之所以能够进攻比利时和法国并取得胜利，在于鼓舞德国军队的是“崇高”精神而鼓舞法国军队的却是“美”。在此，崇高的教育作用要高于美的教育作用，而崇高教育也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进程中，需要对青少年进行“崇高感”的审美教育。而影视暴力文化可以成为一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