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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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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教育

一、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提出的历史合理性

(一)适应了“学会生存”的国际大趋势

早在2O世纪70年代,毋冶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每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著名报告,疾呼生存教育的重要性;上世纪末,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就明确提出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其中“学会生存”就是四个支柱的核心。于是,“Learningtobe”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学会生存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来讲,学会谋取社会职业和工作岗位,无疑是其最紧要的生存能力;而这种生存能力又必然构成其就业能力的重要内容。显然,拥有“职业+技术”优势、被定位为以就业为办学方向的高职教育,在性质和政策定位上就与“生存”、“就业”等关键词紧密相连。

(二)由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也是社会和谐之基;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并且劳动力最多的中国,其就业问题又具有特殊性——青年就业、转轨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相互交织。青年就业状况映射国家经济成长的活力和发展空间;转轨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又事关城乡统筹以至一体化发展的成效。以培养数以千万计高技能人才、数以亿万计高素质劳动者为己任的、既“高”又“职”的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下称高职教育),如何将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深入的分析不妨回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国际危机和1998年的国内特大洪水,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拉动内需;正是基于这一政策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全面启动了——教育产业化俨然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自前几年开始酝酿而2001年正式全面推行的高校扩招,迅速并大规模地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相应地,这种“驼鸟政策”的“副产品”是:当时被延缓的就业压力(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不断累积,经过3.4年的学习周期,终于在2004年开始爆发。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2004年教育部以《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正式确立了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高职教育在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直面经济低迷的严峻性

(一)高职教育及其就业导向正走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当历史的脚步迈向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突变,使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遭遇最严峻的考验。其实,早在2007年4月,本次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已现端倪,然而,世界并不以为然。中国基于自己的国情,对于经济增长的困境及其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就业难题,提出了积极的应对方略一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创业带动就业,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新国策。

让世界始料不及的是,到了2008年8月,情势急转直下,美国次贷危机以致金融危机已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对实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三大世界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从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强烈的波及效应。作为最大的新兴体国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预警信号显示2008年10月,我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为94.7,与9月份的105.3相比,下降了10.6,是2002年1O月以来预警指数最低的一个月;而当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2.4,与9月相比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此外,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满意指数分别为94.2和89.8,也都呈下滑趋势。这说明我国经济受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从目前来看,到2009年,其深刻影响将进一步显现。经济的明显下滑,带来的是失业问题的空前严峻。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企业倒闭潮和一些艰难维持的企业的“员工长期休假行动”(一些企业迫于《劳动合同法》的压力,不敢公开大量辞退员工而采取的对策),造成了快速上升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失业。显然,那些非熟练甚至是半熟练的劳动力,在生产、建设和服务第一线底层的和中下层的工作者,无疑会首先进入这个失业大军;而直接面对并服务于这些现实的和潜在的受教群体的职业教育(当然含高职教育)无疑受到的冲击也是空前的。中国的高职教育及其就业导向正处在作出重大抉择的十字路口。

(二)实现从传统型到创业型的就业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社会和谐之基,那么创业就是经济活力之源、社会进步之翼、扩大就业的倍增器。高职教育实现从传统型到创业型的就业模式转变在于:

首先。提倡以创业带动就业,具有抓纲带目、事半功倍的效果。通常意义的就业只是个人行为,而创业形成的结果则可以是群体性的就业增长。也就是说,创业作为一种促进就业的手段,不仅产生一对一的就业效果,而且以一定的乘数创造大于一的就业机会。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资料,2007年上半年,我国私营企业总数达到520.5万家,吸纳就业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达到2621.4万家,吸纳就业5309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平均就业规模分别是13.31人和2.O3人,这意味着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分别是以13和2的乘数而创造就业岗位,前者和后者分别以一个人的创业创造13个人和两个人的就业机会。

其次。以创业促进就业更符合当前的就业特点。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青年就业群体越来越大,一方面,这个新生就业群体因缺乏直接工作技能和就业经验,在寻找就业岗位时常常遇到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下岗失业群体不一样,具有教育水平较高、知识新和思想开放的特点和优势,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越来越高。必须把对他们的创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业教育被称为“第三本教育护照”。我国的创业教育是伴随着创业活动的开展而兴起的,1998年,清华大学首次将创业计划大赛引入国内大学校园。2002年,教育部在全国9所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其后,许多高校陆续用多种形式开展了创业教育。相比之下,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虽比普通高校起步晚,但高职院校可以立足“职业+技术”的独特优势,同时将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创业意识融于他们的创新行动之中,定能使他们潜在的创业能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再次,把创业和带动就业相结合,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有效途径。单纯的就业通常只能使劳动者获得劳动收入,而创业还可以使他们获得其他投入要素的报酬。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指金融资产收入,也包括创业过程中获得的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鼓励创业不仅可解决一个人甚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还通过劳动报酬和其他要素报酬,使收入份额向普通劳动者一方有所倾斜。

三、从传统型到创业型: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模式转变的方向性

(一)高职教育面临构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新型关系的新任务

处在市场经济最前沿的高职教育及其具有深远影响的就业导向,如何回应时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是一个事关其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创业带动就业”全新诠释了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提出了“实现从传统型向创业型的模式转变”的命题,其基本内涵在于:基于这一政策要求,高职教育要构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新型关系;要转变社会服务方式,以教学和科研为支撑而全面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显然,这些有赖于高职教育能否从倚重教学转向教学与科研并举。

在传统型就业模式下,高职教育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往往是以教学的绝对的话语权甚至取代科研而得以协调的,从而使其仅以单一的教学活动服务社会;而受制于现行的考核制度并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高职院校为追求一次性就业率,将培养学生的应岗能力放在首位甚至是唯一的位置。在创业型就业模式下,高职院校单一的教学活动显然无法适应需要。高职院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将以“三位一体”的创新训练(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重要内容,其矛盾也在这一实际的进程中得以动态地协调;而两者这种动态的调适本身就是高职院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生动体现。

(二)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考察的历史宽远性

在当前社会转型(我国已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之际,正值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交织期)、经济走势已下行的关键时期,大学的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人们诉求于大学理想,寻找着大学的发展新方向;作为以发展技术见长而更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肩负应用型人才培养重任的中国大学的专门教育——中国高职教育,更是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战略抉择。回溯大学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高职教育就业导向从传统型向创业型的模式转变的更宽广而深远的维度。

大学的千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的不断冲突与协调史。经典大学理想鼎盛于l9世纪初而衰微于该世纪末,大学开始走向社会生活;20世纪中叶后,象牙塔生活一去不复返的大学,其理想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目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增加了服务社会的新职能,而且是生存方式和理念的改变:人才培养目的已从追求人的完善的终极目标转变到满足社会要求的现实需要,科研也从对纯粹知识的探求转变到对应用知识的更多关注。回到现实,正是大学社会理想和观念变化的缩影。

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学应该做什么、大学为什么而教、大学应该教什么[4]。“大学应该做什么”内含的是大学先后产生的三项活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矛盾及其协调。其中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最为尖锐。由于针对高深学问的教学本身就带有研究的性质,而研究学问本身就完善了人格。因而在大学的理想中,无论是基于人的发展还是知识的完善,两者是能够结合的;然而,社会的变革及其对校园越来越大的影响,终归打破了校园原有的封闭式的平衡,学校与社会的互动使得她与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大学加速了向社会的靠拢并具有了更多的实用价值,其经济社会功能日渐凸显——培养人本身的教学和为培养人本身的教学服务的研究以及纯粹科学渐受冷落,而能够直接产生效益的科研即社会服务型研究大受重视。科研的独立及其分化——分化出纯粹的研究与应用的研究或社会服务型研究,尽管是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但更是由于其在近代工业革命中展现的巨大力量。精神的东西一旦化作为物质的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与改变就会巨大而又难以逆转。“大学应该做干}‘么”的冲突与协调,又引申出“大学为什么而教”的问题:应该培养人的理性、个性而促进个体的发展,还是培养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技能而为个体的谋生做准备;其背后则是自南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差异及其整合。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别体现了大学与社会的主要的价值取向,前者彰显了精神发展需要,具有非实用性;后者则催生了知识的专门化和学科的分化,体现了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实用性。由于工业主义的发展以及生产领域中技术变迁的影响,一种专门的教育及职业的教育开始崛起并逐步从大学中分离出来。但过度的专业教育又会不断显现出其弊端,集中表现为仅为职业做准备的狭隘性。于是,通识教育,这个“现代版”的自由教育就诞生了。通识教育既是专业教育的延续,又是自由教育的现代再现,即强调以专门知识发展精神以及人作为国家公民的综合素质。“大学应该教什么”的问题,实为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协调。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就在于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中,学生能够进入到更广阔的科学与人文的发展视野。

可见,总是打上了那个社会烙印的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实为大学教育的“有用”与“无用”的千古之争;从历史长河中走过来的现代大学,痛并快乐地接受着一个难以逆转的事实:那些顺应社会现实需要和发展要求的大学教育活动被认为是有用的。

参考文献:

[1]葛道凯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职改革[N].上海证券报,2004-07—19(2).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7.

[3]高飞,杨冠宇.大学生刨业与.商情,2008,(2):13—14

[4]赵婷婷.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问的冲突及协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9.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危机传统创业

论文摘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高职教育在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与经济危机,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必须加快实现从传统型到创业型的模式转变。回溯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转变的更宽广而深远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