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社会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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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建国初期我国就逐渐出现了贪多求快、急于求成，茫然困惑、矛盾反复，盲目遵从、个人崇拜等群众特殊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不仅没有及时得到正确的疏导和纠正，反而在以后的“左”倾建设时期急剧膨胀，成为“”和“”运动得以发动并持续发展的重要群众基础。对这一问题的探析，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建国后的许多重大社会运动发生、发展及其走势的深层原因，具有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即1949-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调整旧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各方面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在取得这些胜利的背后，也潜藏着一些问题，一些群众特殊社会心理逐渐形成。
一、逐渐显现的贪多求快、急于求成心理
在一个个胜利面前，急于求成的心理也在人民群众中悄悄滋长。在这一阶段，人民群众的热情极其高涨，纷纷主动提出各种口号，例如“我们要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努力增产节约加速国家工业化”、“把手工操作全部改成机械化”、“绝不空着手到社会主义去”。广大群众对国家各项建设予全力支持。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不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而且在党内也普遍存在。如由于内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有效改造社会，加上外部的强大压力，促使在1952年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把这条总路线称为“一化三改”，又把工业化比喻为鸟身，把“三改”比喻为鸟的两翼。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会议确定“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亿吨。”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总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占了上风，各项指标被大大的提前了，仅用三年时间，在1956年就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鸟身才启动，两翼却提前飞到彼岸了。“俄国原有工业基础远比我国强(约42%，我国只占10%)，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用了19年(1917-1936年)，我国只用了7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开始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市场，其危害性还没有明显的暴露。
产生急于求成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和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压力，是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贪多求快、急于求成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多数社会成员一直处在一种缺衣少食的生存状态中；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人们生存于生产率十分低下，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的物质环境之下；连绵不断的征战杀伐，使得人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掠夺，使中国的老百姓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并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企图在经济上扼杀中国，中国人民又面临着特殊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生存下来。因此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改变中国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起强大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是当时这种强烈愿望真实写照。
其次，一切向苏联学习，努力赶上和超过苏联是产生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另一个国际背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吸引着一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更是成为中国人民学习和模仿的典范。“苏联轻工业各企业提前完成年度计划”、“苏联工人扩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规模”、“苏联新五年计划头两年生产目标超额完成”、“苏联共产主义规模更加扩大”。这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建国后苏联在贷款、物资、技术、管理、人才等多方面给中国予大力援助，苏联模式适应了新中国发展的要求，成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对苏联模式自然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在建国之初，中国提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的口号。一切基本上照抄照搬，又要学习，又想超越，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渐次形成。
再次，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现状，赶超发达国家，争取各方面主动，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形成的现实原因。“我们是在遗产很少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家业的”。建国初期中国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与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对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富裕而不息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能容许长期存在的，这无疑是积极的。可也由此使我们党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同时，大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历史责任感和国际社会的尊严感。特别是有较长文明历史的大国，还有一种光大其璀璨文明的历史使命感，更使我们党感到一穷二白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些驱使我们党要尽快地改变落后现状，赶超发达国家。赶超发达国家这一较高的期望心理，如果能够对它正确地加以认识和利用，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心理动力，可是由于我们党没能对它很好的加以认识和引导，结果走上了他的反面，导致了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和行动上的急功近利。
二、新环境下的茫然困惑、矛盾反复心理
首先，从农民方面看，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场伟大斗争，其实质，就是使农民在封建地主所有制下同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向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转变。后，我国农村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开始过上了前的中农的生活和拥有了与其相当的生产条件，出现了普遍中农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贫富差别和分化。这种变化相应地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普通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来看，他们希望发家致富，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贫农希望上升为中农，中农希望上升为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希望上升为新富农，新富农是许多人的目标。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存在着矛盾心理，他们想致富冒尖，但是又担心将来“掐尖”、“拉平”，落到旧富农的境地。因而也表现为他们的两重性：作为劳动者，宁愿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愿意资产阶级专政，有在无产阶级引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作为私有者，他们又希望保留自己的土地，并将劳动成果积累起来，发家、致富、立业，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其次，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来看，他们对于总路线的提出感到茫然，思想上极其混乱。商人们一般的反映是：“怕还未过渡到岸就垮了。”小户的顾虑是：“怕上不了船，没有条件就过渡。”有些人提出是“利用工业，限制商业”、“利用农业，限制工业”。对于“改造”有的人认为就是“劳改”，有的认为是“思想造改”，更有的说：“利用高级，限制中级，改造低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次，从知识分子来看，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从事教育、文艺、宣传等工作，因此党要使用他们，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认为在世界观上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要求过急、方法简单粗暴，挫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感情的偏差，因而也使知识分子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他们在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同时，又惧怕被纳入到资产阶级当中去而遭到批判。
人民群众迷茫困惑、矛盾反复的社会心理的产生，与党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模糊，某些问题认识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建国之初，党中央、在部署新区工作时，吸取大革命以来中对富农政策的经验教训，决定新区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在研究如何实际执行这项政策时，党内在动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富农的土地一般的都分为两部分：一是富农自营土地，包括雇工经营土地，即富农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对这部分土地不动，意见比较一致；二是富农的出租土地，即富农的封建主义性质的土地，对这部分土地，党内意见不一。1950年6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征收富农的半地主式的出租土地；保护富农自耕、雇工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全国农村中地主、富农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身份被长期混淆，成为所谓的“地富阶级”，而且“地富”不分，政治待遇一样，都是“阶级敌人”，都成了农村中的“专政对象”。当时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的政策，而这项政策从根本上讲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当然是倾斜于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建国前的中也是如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还特别重申了过去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所以，新区实际上没有执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以说问题出在处理这个矛盾上。各地动富农土地的理由，几乎也都是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论富农的土地是出租地还是自耕地一起动；有的地区在“三套锣鼓一起打”的形势下，随意用划“反动富农”的办法，动了富农；还有的说自己是法所指的“某些特殊地区”(按常规需省级批准手续)，动了富农
在20世纪50年代乃至此后的20余年，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是对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的改造，党的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必须纯而又纯”的认识误区，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模式，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把过渡时期看成是迅速彻底地消灭一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过程。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中国历史发展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它的种种危机、诸多社会矛盾及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惨遭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恨，不会赞成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曾明确宣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要绝种”。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纯粹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使许多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时都感到不能理解和无所适从。
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党内存在“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因此，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并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中去。
三、初露苗头的盲目遵从、个人崇拜心理
在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和巩固后，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也逐渐被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在由衷的钦佩和感激中产生了对的个人崇拜。早在中共七大把思想确定为全党指导思想时，党内就存在着明显的对个人的颂扬。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在七大的开幕讲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同志身上。”“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党内对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党内都把的话当圣旨一样信奉，对的指令一概执行。广大人民群众对的崇拜更是激烈。他们都把当作领导他们翻身，使他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的活菩萨，许多农民甚至把“做领导的爱国农民”当作自己的行动口号。广大群众对于提出的指示至上而下纷纷热烈响应，并投入极大的热情。
人民群众的盲目尊从、个人崇拜心理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是皇朝历史延续得最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因此，小生产者的依附心态和观念有着广泛的市场。脆弱的小生产者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因而把摆脱畏惧、恐怖、恶劣遭遇的希望，把过一种天下太平、安居乐业日子的命运，都寄托在某个“好皇帝”或者“青天大老爷”身上，对他们过分夸大、极力赞扬、顶礼膜拜。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虽然翻身做主，但小生产者的个人崇拜心态和人身依附观念并没能很快清除，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人们思想认识上普遍存在着英雄史观的错觉，他们把胜利仅仅归功于伟大人物，把成就只挂在杰出人物的名下，把领袖当作救星加以颂扬和感激。当人们的思想认识普遍存在这种不良的社会心态时，是极容易造成发展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土壤的。
的权威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胜利使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成功以及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经济建设的成就，被逐渐地不恰当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直觉告诉他们，是正义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是胜利的象征。这里，无须倡导崇拜，就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本人的原因来看，此时的，固然还比较谦虚谨慎，但他毕竟允许别人称颂他为“英明的领袖”、“救星”、“天才”；允许“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甚至允许别人对他喊“万岁”。如此表明全国人民对的崇拜是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的默许渐渐的助长了这种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