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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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二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导读：7-10.
［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5］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J］.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70.
［6］严耕望.怎样学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67-68.
［摘要］《科举学导论》是刘海峰教授十四年致力于科举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心血力作。全书约四十九万言，共分十八章，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而且对这一综合性较强的专学进行了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其特色可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2005年8月出版的《科举学导论》为科举制百年祭献上了一道文化飨宴，也为科举学这一学科确立了“原点”，更为科举学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关键词］《科举学导论》；刘海峰；科举学；综合性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