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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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中美创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所涉及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方式、支撑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所存在异同点的基础上，结合两国创业教育兴起背景与现实环境因素分析中美创业教育存在上述异同点的原因；然后立足于中国实际，借鉴美国经验，提出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现阶段的优化改进建议。

关键词：中美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兴起背景；现实环境；优化建议

进入21世纪后，人才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知识素养的竞争，更是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竞争，高校创业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2002年教育部从9所高校开始进行创业教育试点，我国创业教育正式起步。随着创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创业教育虽然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毋庸质疑，但与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创业教育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有文献总结了中美高校在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的一些异同点（如黄兆信和赵国靖（2015），许广永（2016），骆方金和宁昭棠（2018）等），但是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且没有具体分析出现这些异同点的原因。另外，也有文献根据美国经验对中国创业教育提出了改进建议。但是，中美两国国情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中国高校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能一味学习复制美国，而应是考虑如何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结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之路。本文将在系统总结相较美国，中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联系两国创业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现实的政治管理体系、经济融资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情况，从理论上总结出现这些问题的可能原因；并结合中国实际，借鉴美国经验，探索提出促进我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意见建议。

一、中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指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或手段，包括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支撑体系、师资队伍、评估方式等。因此，本文主要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支撑体系、师资队伍和评估方式等方面来分析相较美国，中国高校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功利色彩过强，目标体系不够健全

美国创业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为未来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朱飞，2015）。而中国创业教育始终肩负着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目的，具有浓厚的“感性功利色彩”（林磊、陶思亮，2012）。因此，中国创业教育难以突破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教学目的更多停留在培养能创造就业岗位的企业家方面。这种功利性的特点直接带来了高校学生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追寻，相比过程更加重视结果，也导致了一种过度浮躁的社会现状。另外，中国创业教育还存在目标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中国多数高校对于大学生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不够明晰（许广永，2016），目标体系中有关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的课程占比很少这一问题也比较突出（陈强胜、高俊，2018）。此外，美国创业教育涵盖了创业心理素质培养的目的，而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对这一方面的涉及凤毛麟角（林磊、陶思亮，2012；骆方金、宁昭棠，2018）。

（二）课程模式单一，课程内容实用性偏低

黄兆信和赵国靖（2015）将美国创业教育的课程模式分为两类：聚焦模式和全校性的创业教育课程模式。其中，全校性的模式又包括磁石模式、辐射模式和混合式。我国现有模式主要源于对美国磁石模式的模仿（黄兆信、赵国靖，2015），即集中在某个学院，如创业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开设针对全校学生的创业课程。特别是在2016年，教育部要求国内所有高校必须对全体本科生开设创新创业课程之后，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开设创新创业类相关课程。创业教育在我国更倾向于一种基础的普适性教育，这有助于培养全体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但是，我国创业教育与专业课联系不够紧密（黄兆信、赵国靖，2015），学生无法将专业知识融入到创业实践，这也导致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创业行为附加值低，培养的不是洋买办就是只会卖饼干、卖水的小老板（朱家德，2018），难以进行以专业背景为基础的较高水平的创业。课程内容设置上，美国创业课程实践性突出，整体内容更为详实充分；而中国创业教育更多地还是偏向于理论知识的讲解，理论与实践结合度不够，课程内容与市场契合度偏低、而且对政策环境的介绍也不是很充分。这与中国创业师资大多是“半路出家”、缺少创业实战经验的现实是分不开的。

（三）社会参与不足，支撑体系不够完善

中国创业教育是由政府推动主导，带有一定的“运动色彩”，难以保持长久动力与活力（朱飞，2015）。在这种配合政府政策的环境下，一方面，多元化社会主体全程性参与创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高校参与创业教育也比较被动（黄首晶、杜晨，2017），很难形成美国“政府引导、社会主导、高校辅助”的责任格局（余国宇、徐德平，2015）。另外，中国创业教育也缺乏配套稳定、健全的金融、法律系统支撑（揭上锋、林亚楠，2015）。

（四）课堂教学具有局限性，课外实践多限于模拟式创业

课堂教学方面，中国创业教育重视“结果”而非“方法”。很多老师仍停留在知识的灌输和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上，既没有将创业实践落到实处，也存在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等问题（陈强胜、高俊山，2018）。课外实践方面，中国多数高校采用模拟式的创业形式，如实践演练与计算机模拟等，而美国创业教育方法则是围绕有效的创业项目展开，会为一些拥有较好创业计划的项目提供导师指导、天使资金援助、免费法律咨询等一系列配套服务（许广永，2016）。同时，美国还引进资深创业者与企业家参与大学创业教育，促进创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学生提供多方位的学习体验（黄首晶、杜晨阳，2017）。这方面中国创业教育较美国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五）师资力量薄弱，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美国高校拥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团队，此外还非常注重对创业师资的培训，既要求专业师资力量拥有扎实理论功底，也强调对于社会经验、创业实践的体验。而中国这方面和美国比存在着师资数量、质量的不足，以及师资培训跟不上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等问题。以创业实践型师资为例，美国一方面，鼓励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高校教师进入社区开办公司，以实践丰富创业经验（刘振亚，2013）；另一方面，引入具有资深创业经验、能力的企业家，以短期讲学的形式强化高校师资力量（黄兆信、赵国靖，2015；黄首晶、杜晨阳，2017）。中国则多以聘请创业者、企业家举办几场讲座的形式弥补师资力量中实践型人才不足的问题。在配套资金、教师评聘等方面，中国高校也存在诸多限制（陈强胜、高俊山，2018），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各行业专家对高校创业教育参与度不足的问题。由此，高校学生难以了解社会高新技术行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再加上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不紧密，最终大学生创业行为附加值普遍不高现象突出。中美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的总结见表1。

二、两国创业教育兴起背景与现实环境对比

（一）兴起背景：被动的问题解决型创业教育与主动的需求拉动型创业教育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力压大企业，占到了美国新就业机会的80%以上。甚至80年代之后，美国95%以上的财富都由中小企业创造。以中小型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创业教育日渐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硅谷的发展催生了诸如雅虎、谷歌、惠普等一批高科技企业，随之而来的是以比尔•盖茨等为代表的一些成功创业者成为了众多青年学生模仿学习的典范。创业教育需求也由此越来越大（邓汉慧、刘帆、赵纹，2007；郭丽君、刘强、卢向，2008）。可以看出，美国创业教育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自然催生的结果。与美国创业教育顺应社会需求、自然而然的诞生有所不同，中国创业教育更偏向于问题解决型。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需要寻找刺激经济增长、跨越经济新常态的发动机；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2012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改革发展规划；2014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同年底，教育部发文《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郑刚、郭艳婷，2016）；2016年，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都要对本科生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可以看出，我国的创业教育主要是政府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鼓励学生“以创业促就业”从而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选择，更多的偏向于被动的问题解决型创业就业。正是两国创业教育兴起背景方面具有上述差异，导致我国的创业教育更多的为政府主导，而社会参与动力不足。美国企业界既愿意为创业教育提供大量实习实践机会，也愿意提供实践指导人员，而我国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短期利益，认为教育是高校和政府的事情，参与大学创业教育意愿不强（许广永，2016）。由于企业参与高校创业教育意愿不强，我国创业教育只能局限于学校课堂的理论讲授，学生缺乏课外实践的机会，高校教师也缺乏创业实战经验，多属于理论派。另外，除了政府，美国的创业企业家、公益性基金、校友等都会大量捐钱支持高校创业教育，而我国还主要是以政府出台政策为主。而且，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大量鼓励政策，但是事实上很多都流于形式，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郑刚、郭艳婷，2016）。这也限制了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被动地问题解决型创业教育带来的是带有促进就业、解决经济发展缓慢问题等功利性色彩，而在培养青年人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等创业基因，为未来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等非功利性、更长远的创业教育方面相对不足。

（二）管理体制：教育部一体化管理的应试教育体制与联邦-州府-学区三级管理体制

美国高校教育实行联邦、州府和学区三级管理制,其中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具体实际管理不负有责任,而中国高校是教育部统一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属于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杨晓宏、党建宁，2014）。由于这种教育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各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缺乏自主性，多元化进程受到制约，高等教育出现了同一化、同构化和同质化情况（骆方金、宁昭棠，2018；武世兴、杨亚鸿，2011），各高校课程模式单一雷同。与此同时，中国创业教育承接于基础教育下的应试教育。这种全国统一推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形成了“受教者缺乏表现机会”的情况，进而造成施教者越来越忽视师生互动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王斌，2018），这也间接导致了高校创业教育中创业实践课程缺乏、课堂教学过于理论化等问题的存在。

（三）融资环境：相较美国，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2017-2022年中国企业经营项目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与美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相当。中小企业数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占据着绝对优势。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虽然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并一直在想办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但在我国，中小企业仍然发展短板明显。由于实力相对弱小，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缺平台、缺渠道、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难。而美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问题大大低于中国。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建立的企业、银行、政府三方共同分担信贷风险的体制（浦文昌，2019）。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风险高，这也是降低年轻人创业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高校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基本没有资金积蓄，又缺乏渠道资源，创业起步非常困难，再加上创业过程中失败的高风险性，学生对创业行为普遍持负面观点，创业动力不足，或者是有心无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高校学生对创业教育兴趣不高、参与性不强。在目前自主创业率仍然为高校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下，这又相应地引致各高校、师资队伍不太重视创业教育的问题。

（四）社会环境：安分守己/谦虚谨慎的文化背景与求动求变/勇于创新的文化背景

中国人从小就被告知“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们要固守善性，这就带来了中国人普遍安分守己、安于现状的心态。而美国文化更偏向于“人之初，性本恶”，所以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忏悔以改变其恶的本性，这样才能最终获救到达胜利彼岸，这就造就了美国人求“动”求“变”的心态（余倩，2008）。同时，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无我主义，所以养成了中国人谦虚谨慎、大度忍让、崇尚权威，但缺乏标新立异和竞争意识、羞于表达不同见解、个体个性丧失的特点。而美国文化崇尚个性自由，尊重个体差异，所以美国人追求与众不同、开拓创新（余倩，2008；杨晓宏、党建宁，2014；李桂，2016）。再加上中国应试教育对个体个性的抑制，中国人普遍创造力不足。同时，中国整个社会存在排斥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极端行为的倾向（杨晓宏、党建宁，2014）。中国的中庸思想强调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对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征和行为存在明显的排斥。而美国尊重各种个人差异，所以美国人追求个性化。安分守己抑或求动求变、谦虚谨慎抑或勇于创新、不偏不倚抑或追求个性化本无好坏优劣之分，但是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都需要一定的创新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中“安分守己”、“墨守成规”、“枪打出头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很多高校对创业教育涉及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评价体系等方面仍然持观望态度，不愿大力变革、做敢吃螃蟹第一人，突出表现为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度低、课程教学方式单一、师资力量薄弱、评价指标单一等。同样地，缺乏标新立异和竞争意识的特点也致使很多人倾向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流通服务业创业。

（五）简要述评

从上述中国创业教育兴起背景与目前的现实环境来看，本文认为，中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对创业教育目标的认知存在偏差。只有目标正确，努力的方向正确，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如果目标不合理，那么结果只能是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有效的效果。目标的设定决定了行为措施的合理性和结果的有效性。目前大部分人还停留在创业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认知阶段。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政府通常以学生自主创业率、创业参赛率等标准来衡量各高校的创业教育办学水平；高校则通常以讲授基本的创业理论知识和指导学生撰写创业计划书参加各种创业竞赛为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我国创业教育功利色彩过强，过分强调“以创业促就业”的政策效果，课堂教学以创业理论知识的传授为主，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不够等问题。第二，大部分人的创新精神不够。有了目标，要实现目标就得靠实现目标的人。创业教育目标的实现既依赖于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也需要高校外社会人士的广泛参与。在中国，由于“与人为善”、“集体主义”、“枪打出头鸟”等文化的熏陶以及自小就接受应试教育的现实，整个社会创新意识不够，大部分人墨守成规、社会责任感缺失、注重短期利益。高校领导在教育部大政方针的政策规定下，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免惹祸上身，所以中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出现了同质化的特征；教师倾向于安分守己，维持现状，不愿积极探索进行创业教育课堂教学变革，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可能的风险，如创业课外实践带来的学生安全问题、邀请社会人士进课堂举办讲座需要学校层层审批等；社会人士不愿参与创业教育，社会责任感缺失，注重个人的短期利益，认为教育是高校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殊不知教育是关系未来的大事，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事情。只有教育质量上去了，中国的年轻人素质提高了，中国才有未来，中国未来的每个人才有未来。既然我国国民自小接受的文化教育使得大家主动创新意识不够，在中国政府具有强大政策驱动力的国情背景下，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培养大家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创业教育。

三、中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改进建议

根据上述部分关于我国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面临主要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美国经验，我们提出如下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改进建议。

（一）转变思想观念，设定创业遗传代码

创业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资源条件的限制，使得自主创业，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创业，天然的就应该是少数人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创业教育”誉为除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之外的国民教育“第三本护照”，目的是要各国国民通过接受创业教育以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的挑战。所以，创业教育不应该被定位为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应更偏向于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素质教育。创业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新性人格、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并为未来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这也就决定了创业教育具有长期性和任务艰巨性的特点，不能用各种短期的创业指标来简单衡量。由此，政府在评估各高校创业教育成效时，不能简单以学生自主创业率、创业成功率、参赛获奖成果数量和等级等功利性过强、具有鲜明短期色彩的指标来衡量，也不适合用创业课程开设数量、创业实践平台数量等只能反映数量无法保证质量的指标来衡量。建议政府建立更加综合、更加全面、更加长期性的指标来评估高校创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二）制订政策措施，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创业教育

我国国民行为除了受自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受市场力量的驱动，还与政府部门的政策驱动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政府可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虽然目前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创业教育的政策，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执行也还不够到位。目前政府的政策多集中于要求各高校要开展创业教育相关课程，但对于如何保障开展的顺利进行等没有配套的指导政策。这就导致由于创业教育没有形成学科化的教育教学体系且创业教育师资没有职称评审通道而缺乏专任师资、各高校对课堂教学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而施教者没有动力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社会人士参与创业教育不会带来多少利益而不愿提供创业实习实践岗位等各种问题。因此，除了要求高校开设创业相关课程之外，还应配套出台各类保障措施，确保创业教育落到实处、出成效。比如，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对向学生提供实践岗位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奖励措施，鼓励全社会参与创业教育。

（三）明晰受教者主体地位，充分开展素质教育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承接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造成了受教者被动接受知识等思维惯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晰，没能充分发挥其整合资源、发现并利用机会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学生在创业教育中主体意识不强烈，实践能力被削弱。这一点美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其明显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提高受教者主体地位，或提倡以翻转课堂为主和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扭转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惯性。

作者:张春香 张文怡 张睿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