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象数易学对古代科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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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继承了孟喜的卦气说，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他创造了“八宫卦”，根据乾坤六子、阴阳变化的原理，重新编排了先秦易学中六十四卦的顺序。八宫卦各配以十干，因甲为十干之首，故此说称为“纳甲”;各爻分别配以十二支，称为“纳支”。此外，京房还以五行学说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吉凶，提出五星配卦说、五行爻位说、五行生克说等。孟、京关于象数的讨论，在形式上是将易卦与一年时、月、日、节气等搭配，本质上则是将天地自然阴阳运动变化和循环的规律还原为具体卦爻的阴阳变化。他们创造的这套融象数运算、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于一体的宇宙图景结构图式，目的十分明确———以天道说人事。在其看来，易卦即是自然与社会的缩影，象数爻辞体现着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法则。西汉末年，谶纬盛行。谶纬是今文经学派神秘主义与封建迷信结合的产物。谶为巫师或方士制作的宗教预言，即天启;纬指纬书，是依据谶对儒家经典进行的诠释。汉代象数易学名著《易纬》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形成的。
《易纬》是对《周易》经传文所推作的纬书。它成书的旨趣是，以卦气说为基础，沟通天人关系，通过象数图式结构，占卜人事。《易纬》拓展了卦气理论，提出四正四维说、九宫数说。其认为，八卦中的“乾、坤、巽、艮”四卦为“四门”，“坎、离、震、兑”四卦为“四正”。“四门”、“四正”构成了“四正四维”的空间图式，阴阳运行则是在这个图式中按“阳动而进，阴动而退”的逆行方向交错进行。“阳以七、阴以八为彖”，彖为爻之不变动者，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加起来是十五。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为变爻，加起来也是十五。因而十五即是“一阴一阳谓道”的数据，所以可以根据十五这个数架构一个九宫图，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2］49，由四正四维加上中央组成的九宫，横看，竖看，斜看，都是十五。与孟、京一样，《易纬》的象数推衍目的也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纯粹理性认识，而是强调认知图式的实践功能，所谓“理人伦而明王道”。正如《乾凿度》所言:“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渔，以赡人用。于是人民乃治，君臣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2］13受古文经学兴起的影响，东汉易学趋于扬弃今文经学的阴阳灾变思想。象数易学家们，更加重视追求卦爻象和卦爻辞间的内在联系，创造出“卦变”说。卦变是指，一卦之中的爻象互易，成为另一卦象，以此解说卦爻辞的意义。它是易学中《彖》、《象》传中“爻位”说的进一步发展。荀爽提出“乾升坤降说”，认为乾坤二卦是基本卦，卦中阴阳爻位变动互易，促使六十四卦形成变化。其中阴阳二爻互易所遵循的规则为阳进阴退，所谓“乾升坤降”。乾卦坤卦配合，阴阳爻互为升降而成为六十四卦，如同天地始生万物一样，故可用卦爻与所有天象人事一一相配。此外，虞翻用卦变说解释了乾坤卦如何变为六子卦，十二消息卦如何变为杂卦。［3］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以京房八卦纳甲次序为图式，杂揉当时天文学中有关月体运动的变化知识，以月体在时空中的盈虚变化，如月象的晦、朔、弦、望比附《周易》八卦之象，并阐述了其中的卦变现象。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象数易学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理路已经基本上框范在西汉象数之说所涵盖的各种模式化结构中，除了对一些结构细节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外，并无实质性的开拓和创见，其完成的只是对《周易》解释新的体例建构。这一方面，与东汉传易恪守家法有着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源自西汉的象数之说已将天道图式建构发展到极致，开始在易学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中沉淀下来，逐渐地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背景而被悬置。［1］38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终结即将来临。
一、汉代象数易学之特质
汉代象数易学迎合了占验灾异的时代人心，结合了天文星象之学，配合时节天候音声与五行干支色相，创造出十二消息、六日七分、纳甲、爻辰、飞伏、互体等一系列新的名目，将易学发展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以象征拟万物的象数模式，为自身取得了尊崇的地位;利用知识论与万物比附地配合，证明易道无所不在;通过推衍象的变化、数的推求配合与术的创造，让由天道明人事的哲理思想不断彰显。［4］总结它的特质，可以看到:
第一，学说的发展与时代政治关联紧密。孟、京所处的年代，西汉统治者需要借助“天人感应”保证新生的王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象数易学遂将气象历法的科学知识纳入《周易》的框架结构之中，根据卦爻的变化来推断预测卦气的运行流转是否正常，阴阳二气的运行和五行之气的生克成为世界变易的法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社会、宗法、个体间形成了复杂联系，进而编织出一张完整的关系网络，为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达成“神道设教”，作出了积极贡献。衰平之际，社会政治危机加重，谶纬兴起。为了重塑人伦秩序，《易纬》将谶纬融入卦气，将天地之数、卦爻数，与九宫数、五行生成数结合起来，建构出一套比孟、京之说更为清晰、严谨、更便于占验的象数形式，并编造出大量体现天神遣告的神秘预言，宣传天副人数、神化统治，进而确保封建政治存在的合法性。东汉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卦气说中的内在矛盾，开始否定卦气说中的巫术成分。同时，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政论———“清议”，大行其道。为了适应时局，象数易学明显加大义理的比重:荀爽把象数的形式与义理的内容视为同一;虞翻等则通过发明新的体例，企图把义理内容完全纳入象数形式之中。专于象数的“卦气说”走向了更易阐发义理的“卦变说”及“爻辰说”。
第二，象数易学杂糅科学与神学。理论层面上讲，象数易学是汉代自然科学与易学相结合的产物。《颛顼历》、《太初历》、《乾象历》等完善的历法，《周牌算经》、《九章算术》等精妙的算数，为象数易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著名的“六日七分说”即启发于汉天文学家邓平的成果;“纳甲说”是将历法中的干支和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纳入易卦。虞翻、魏伯阳等人的“卦变”思想，更是借助于月亮周期变化表象比附八卦，将象数易学与自然科学系统整合。这种科学与易学相互衔接，使得易学开始朝向科学、理性的路径发展，加大了象数推衍知识论的意味，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众所周知，《周易》原是宣讲卜筮之术的神学著作。在汉代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之说成为社会主要思潮之际，作为官学的易学首当共冲地将神学与自身所固有神秘性相融，成为统治者神道设教的重要工具。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将天文历法知识注入易学，创造了卦气说;京房用筮法注经，强调阴阳五行;《易纬》用象数预测人事灾异，对《周易》进行神学诠释;荀爽等虽不讲灾异，但亦用象数论证了人事变迁及时代政治存在的合理性。象数易学与神学交织的特质，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适时地调整了现实社会人伦秩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第三，以象数解易与文本训诂相结合。从本质上讲，象数易学是对《周易》文本的解释。它以象数为工具，考证和揭示《周易》卦爻辞，目的要证明易之内容非圣人随意而作，皆本于象数。通过八卦之象引申推演的“以象生象”与不断地改变取象方法的“象外生象”，从文本字句入手，明训诂，崇象数，以象数证易辞，发《周易》之“本义”。学者们以多元化的渠道运用象数解释易之经、传。孟、京通过扩大卦爻象数模式，卦爻象数所取物象的范围，阐明《周易》的世界图式;荀爽用乾升坤降说解释《周易》的基本原理等，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第四，理论体系存在无法回避的缺失。《周易》的象数框架结构本源于筮法，与自然科学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为了沟通象数与易辞之间联系，汉代学者专崇象数，以象生象，象外生象，以数衍数，夸大象数在治《易》中的作用，使象数易学呈现出牵强附会之弊。同时，他们强行让易学与天文、气象、历法相关联，将“天道”与“人事”对应，并进一步把其中的关联、对应关系详尽化、模式化、共识化。这样的努力，最终导致相应理论结构的机械与繁琐，在实证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概念预设的勉强并出现越来越多无法避免的学说缺陷:孟喜的卦气说只能让卦爻与历法简单相配，其逻辑推理粗俗、简陋;京房虽从理论的高度把术数与易学紧密结合，但却是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中，让“道”之变化与实际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易纬》编织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卦图式，但其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与主观先验预设，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种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而缺少科学实证特质;东汉象数易学虽有发展，却又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其对象数形式的研究，目的是为表现蕴含着时想的义理内容。但是，象数、义理方向迥异，象数是不可能完美演绎义理的，相反时常会损害义理，而且所要表现的义理内容越是丰富，二者的矛盾越是激化。所以理论中出现大量的无法自圆其说，也就不足为怪了。简而言之，汉代象数易学的特质既来自于易学自身所提供的对于世界的特殊理解形式，亦源自汉代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注重理性陈述的义理易学相比，象数易学突出了自身具体和直观思维的特征，更讲究观念的形式建构，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让人们通过图式重新认识了自己存在的世界。而这些也正是其在易学发展史中繁衍生息的动力所在。
汉代象数易学产生后，便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影响，以及自身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影响，辐射至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多个核心领域。一时间，两汉象数学大昌，几乎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学科。作为一种实用操作技术，一种理性思想意识，汉代象数易学尤其对古代科技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响之一:“卦气说”直接影响了古代历法的形成。《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了刘歆所著的《三统历》，此历法便深受象数易学中卦气说的启发。其以乾坤两卦配十二律、十二月，说明一年之中二气消长、万物盛衰的过程。在解释“三统”时，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并配以乾坤两卦象，加以解说。其中，十一月配乾之初九，六月配坤之初六，正月配乾之九三，这些均运用了卦气说的形式。刘歆还吸取《易纬》的八卦方位说，将四正卦配入时间和方位，配之五行，说明一年四时阴阳二气的运行和节气的变化。《三统历》中特别抬高了易数的地位，将易数视为一切数的本原。其认为，“八十一分历”的“八十一”乃黄钟(律长九寸)自乘。而黄钟又源于《易》的“大衍之数”，大衍之数又是“推历生律”的根据，故一切律、历之数皆可从易数中推得。比如十九年七闰，《汉书•律历志》言:“合天地终数，得闰法。”天、地终数分别为九和十，九加十等于十九，“得闰法”。此外，东汉末年的《乾象历》、北魏的《正光历》以及唐《开元大衍历》等中国古代的重要历法也都是卦气说影响的产物。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依据象数易学从根本的原理上阐明天地自然之道，阴阳二气之流转，作为历法制定的原则;利用卦气说中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模式，与历法的建构模式类比;借用“大衍之数”等概念范畴，用“揲蓍成卦”的“虚一、分二、挂一、揲四、扐余”的程式、数目及其自然哲学之寓意，以说明历法中相关数目的设定、安排及其象征意义等。
影响之二:象数推理启示了古代数学的建构。汉代象数易学讲究观象又显象，而显象的方法是以数字卦形式进行的。汉代著名的数学专著《周髀算经》，其原理明显受到数字卦的影响，它以易学中的三两说为基石，通过数的演算，发现了数目之间的相倚关系，创造出“高积矩图”。此图“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以方出圆”，不仅含有勾股玄和三角法则，还含有方圆演算规则，它们之间相互转化，以中五为核心推演出四方之数和六十四卦之数，而方圆勾股玄及开方等演算即在其中，总结了以前的易学数学，提出相倚说，是一种可贵的理论思维［5］101。可谓象数易学对数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前文提到，《易纬》中提出了“九宫数”，它以十以内的自然数进行排列，横行、竖行和斜行，其和都是十五。这实际上是数学上的幻方，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之感叹:“幻方在中国出现的年代至少可以说比希腊要早两个世纪。”［6］而汉代象数易学中对数学方式的构建更为玄妙:京房以五行六位的图式为基础，发明了一套推算卦气运转的公式，称为“月建”、“积算”;《汉书•律历志》推“大衍数”而得到二千三百九十二个“月法之实”等。当然，影响绝不仅止于汉代。在北周数学家甄鸾、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的著作中时常会看到“积算”、“九宫”、“四象会元”等概念范畴。至于将汉代象数易学的数及其图式与数学研究相结合的个案，更是屡见不鲜，如明程大位所著的《算法统宗》，方以智创立的代数学等。
影响之三:卦气理论示了后世中医学对于人体生理变化的认识。在此方面，《易纬•通卦验》的影响最具代表性。《通卦验》明确指出气候的变化会通过八卦之气的运行对自然万物及其人体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以坎震离兑四正卦，“每卦六爻，既通于四时、二十四气，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于期”［2］87，四时与四肢、二十四气与二十四脉得到了对应。而且它在提到人体十二正经脉时，明确区分了手足三阳三阴脉。这些思想得到了后世中医学家的充分利用: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即以三阴三阳为经脉的根据，以艮巽乾坤四卦为位，以定节气物候之变，来判断病症状况;金代刘完善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亦以十二消息卦分析病症的缘由，以乾坤泰否复娠六卦，论述阴阳寒热消长互变之理，并将关于“火论”的病机系统化和理论化，奠定了温热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古代中医学的诊断学、十二经络图、病因病机学说中，关于“卦爻象”的言说已成为它们对人体结构的探寻基础。其根据自汉代形成的象数易学中的方位图和六爻画的层次性，推衍出一套系统的“唯象医学”理论体系，让象数成为反映人体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与生命科学学说的重要方法。
影响之四:以象数学说形成的易学自然观为古代物理、化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毫无疑问，在以讲究直觉、感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影响下，古代学者对事物的本质与架构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象数易学从本质上讲，也并未摆脱此类局限。不过，其将阴阳二气变化法则与象数运转相结合的思路却对后人探讨世界本原与运动规律提供了重要启示。尤其在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中，作者充分运用象数易学的纳甲法、坎离为易说、十二消息卦等论述了炼丹的器皿、原料、火候、效果，在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化学史、冶金史和药学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周易参同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同类中异性物质结合方能产生新化合物，一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开创了古人对物质组成部分及其结构变化新的认识。五代的陈抟便以这一认识，借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说明炼内丹的过程，期望通过时空方位与气的结合达到改变人体的细胞组织结构，增强细胞组织活力。［5］102而明代的方以智以象数学探讨自然规律，运用阴阳五行的性质及七要素的关系改造自然规律以利民用的思想，亦发端于此。
综上可见，汉代象数易学对古代科技产生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影响。但若总结这些影响中最为关键之处，其答案并非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一种象数思维的构造。做学问，从象数入手，将宇宙理解为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逐渐成为古代科技工作者的思维定式。自汉以后，客观的历史现实是:凡象数思维居于主流，科技就十分发达;凡象数思维的被边缘化，科技发展中除医学和农学善于整理前人经验外，其他学科均无太大进展。汉宋科技的进步，魏晋科技无大的拓展，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上述结论。当然，汉代象数易学中也存在一些理论误区，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但这绝不可抹杀其对古代技科技进步的价值意义。
作者：康宇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