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道德论文：宋元间道德生活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古代道德论文：宋元间道德生活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鲁芳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屠城与民本的对抗

汉民族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十分久远而且流传深广。孟子就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认为要“王天下”，就应当行仁政，得民心。荀子则认为君和民是舟与水的关系，“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至唐朝太宗之时，宰相魏征也多以“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来警示皇上，让他不要忘了对于百姓的安抚及惠泽。可以说，争取民心，是历朝历代圣王极为重视也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虽然汉民族统治下屡有战乱，而且汉民族的战争也不乏武力和血腥，但是汉族统治者重视对百姓的安抚，重视获取民心。所以，武王伐纣，杀者无数，但是百姓认为他是仁义之师。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蒙古在灭宋之前，仍然处在封建生产关系尚未成熟的阶段，其奴隶制时期的对人口的掠夺和屠戮的传统一直沿袭。他们缺乏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力”的重视，更是缺乏“以民为本”的道德观念。正因如此，与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的征服相伴随的，是汉族百姓对蒙古军队的惊恐与畏惧。蒙古人骁勇善战，他们的战争充斥着大量的烧杀劫掠，其破坏力令人胆战心寒。蒙古军队素有“屠城”的惯例。如果被攻打地区的人们奋起抵抗，蒙古军队破城之后，则不管老少美丑、贫富逆顺，一概予以诛杀。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攻陷保定之后，将城中百姓尽数驱赶出城，下令先杀老人;过了两天，再次下令，无论老幼，一概杀死(《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孝子田君墓表”)。就这样，保定城内数十万百姓死于蒙古军队的屠戮之下。不仅如此，蒙古军队还砍下了他们的头颅，仅堆放在城里的头颅就差不多与城墙等高了(《陵川文集》卷三十五)。此等惨状，让汉族百姓畏惧不已。显然，这样的屠戮使汉族百姓很难将蒙古统治者与“圣王”联系起来，这样的屠戮也很难使蒙古统治者得到受征服地区汉族百姓的“民心”。深谙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朝廷大臣们都深知这个道理。于是他们纷纷提出建议，强烈要求蒙古军队放弃屠城，以获取民心。耶律楚材主要从“利”的角度对窝阔台进行了劝谏。窝阔台时期，蒙古军队攻克了南京，率军将领要求屠城。耶律楚材急忙去见窝阔台，晓之以利害，他说:“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想要获得的无非是土地和人民罢了，如果大肆屠戮，将人都杀尽了，要了土地还有什么用呢?”(《耶律楚材传》，《元史》卷一百四十六)窝阔台听取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禁止屠城，这样，城中的一百四十七万百姓才得以幸免于难。在蒙古军队中，有一些征战中投降的宋朝官员，他们对于屠城也非常不满，纷纷向蒙古统治者提出建议。与耶律楚材的劝谏不同，他们主要从“义”的角度，从一个王者应有的道德品质以及为政之方的角度，婉谏蒙古将领注意安抚民心，放弃屠戮。史天倪是木华黎手下的汉人将领，他曾对木华黎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史天倪传》，《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刘亨安也曾向木华黎建议:“自古建国，以民为本”(《刘亨安传》，《元史》卷一百五)。于是木华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下令:如果胆敢剽虏，一律以军法处置。自此以后，蒙古军队的屠城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我们看到，当蒙古军队的屠城传统与汉民族的民本观念发生对抗，其最终结果是，蒙古统治者在众臣的劝谏下摒弃了自己的传统，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道德观念的妥协，以及对汉民族道德生活的接纳。元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并未真正地坚持和实施民本政策，他们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而百姓的赋税徭役仍然十分沉重，生活困苦。

孝道观念的契合与差异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宋代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孝道，甚至使孝道走向了极端:“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宋史•孝义传序》)。不仅汉民族有敬老之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都崇尚孝道。只是他们的孝道观念较为朴素，缺乏一套像汉民族一样丰富、缜密的礼制来保障孝道的实施。宋元时期，随着民族间交往的频繁，民族之间的孝道观念也开始相互影响，其中虽然不乏少数民族对汉民族孝道礼制的借鉴及尊重，但是也有他们对于汉民族孝道观念的选择性否定。少数民族不乏孝道、孝行。辽建立以前，契丹族就有自己特有的孝道观念。由于契丹族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所以其孝道主要表现为敬母。辽建立以后，社会生活中仍然保留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道德观念，因此在辽的社会生活中，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据《辽史》所载，以“孝”治天下的辽统治者都十分敬重母亲。辽太祖在征战过程中，听说母亲生病，竟不顾军务繁忙，一天之内骑马狂奔六百里，回家照看母亲。辽太宗听说母亲身体有恙，也是马上赶到母亲身边亲自侍候，母亲不吃饭他也不进食，汤药一定要亲自尝过之后才端给母亲;为了母亲的病尽快痊愈，太宗“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辽史•太宗纪》)，为母亲祈福并大行善举。在他的悉心照顾和诚心感动之下，母亲的病终于痊愈。不仅身份显贵的君主能够践履孝道，契丹的普通百姓同样懂得孝敬之道。据说当年“楚公”来到契丹，在饭店吃饭，将没有吃完的夹子送给店中小二，小二授而不吃，楚公问其原因，小二告诉他说要带回去给自己的父母吃。其对父母的关怀与惦念之情可见一斑。金朝世宗皇帝也是个崇尚孝道之人。他“性仁孝，沉静明达”(《本纪第六•世宗上》，《金史》卷六)，号为“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他曾教导自己的儿子，不要忘记祖宗的醇厚之风，要勤修道德，做一个谨守孝道之人，做一个明信赏罚之君。世宗十四年四月，世宗来到垂拱殿，对皇太子和亲王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际，多因妻妾离间，以至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乎。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本纪第七•世宗中》，《金史》卷七)，再次宣明孝弟乃为人之本。元朝的社会生活中也不乏行孝之人。畏兀儿人布鲁海牙就是个大孝子。他在燕京盖了所宅子，把母亲接来和自己共同居住;俸禄“不入私室”。布鲁海牙年幼的时候经常遭到叔父阿里普海牙的欺负，财产也被叔父霸占。然而，布鲁海牙显贵之后，不念旧恶，在自己的宅子旁建了一所宅子，把叔父接来居住，尽力服侍。(《布鲁海牙传》，《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其孝行堪比舜帝。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这股行孝之风与汉民族的孝道观念完全契合。辽、宋虽然战事频仍，而且宋还不堪一击、屡屡求和，但是对于汉民族的文化和制度，辽统治者还是十分欣赏、乐于学习和借鉴的。例如圣宗在母亲去世之后，为母亲守丧三年。辽统治者还通过制度保障孝道的实施。“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辽史•圣宗纪》)而不孝敬父母者将会遭致惩罚。兴宗就曾下诏，如果“倍父母”，就“不得举进士”(《辽史•兴宗纪》)。可见，是否孝成为了辽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基本条件。汉民族有“丁忧”之制。朝廷官员的父母如果去世，无论他担任何种官职，都必须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27个月。但是，元朝官员是否遵循此制，起初并无规定，以至于一些朝廷命官长达十年都无法回家省亲。于是大臣僧家奴上书文宗:“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朝廷五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元史•文宗纪》)。公元1291年，元政府对于官员奔丧做出了正式规定:“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愿依上例者听。”(《元典章》卷十:《吏部四•职制一》)仁宗即位后，又特别宣布:“官吏丁忧，已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实27个月)，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元典章》卷十:《吏部四•职制一》)。可见，蒙古统治者的“丁忧”之制主要是针对汉族官员制定的，蒙古人、色目人都不受此约束。这同时也说明了，蒙古统治者制定这一制度并非是意欲宣扬孝道，而不过是对于汉人行孝之风的尊重罢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元朝统治者对于孝的认识和理解与汉民族存在有差异，因此对于汉民族所倡扬的某些孝道观念，他们或者无法接受，或者完全相悖。蒙古人起初对于孝道并不十分重视，直到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孝道才多少有所接受，并且加以改造。早在成吉思汗时，全真教道长丘处机就劝之行孝:“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动以警之。”(《释老》，《元史》卷二百二)这应该是较早的蒙族统治者所接受的关于孝道的宣传。蒙古统一中国后，汉人有行孝之风，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有所重视。但是对于汉人的孝道观念，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宋代所极力提倡的诸如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感天动地的孝行，蒙古统治者则命令加以禁止。《元史》载:“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志第五十三•刑法四》，《元史》卷一百五)而且还规定:“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及同宗有服之亲，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寄食养济院，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亲疾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志第五十一•刑法二》，《元史》卷一百三)也就是说，子女可以抛弃父母，不尽赡养之责。可见，蒙、汉对于“孝”的理解的差异之大。正是在元统治者并不十分重视孝道的影响之下，汉人的行孝之风也有所衰败。

收继婚与贞节观的矛盾

汉民族的贞节观念历史悠久。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贞节观念的强弱有所不同，但是它已然成为女性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要求。宋朝时期，朱熹更是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将贞节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从一而终、不事二夫是女性保守贞节的应有选择。汉民族的这种守节观与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在民族间交流的过程中，婚姻家庭生活领域的道德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中虽然出现了收继婚对汉民族贞洁观念的冲击，但仍然以少数民族对贞洁观念的接受为主体。收继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婚姻习俗。一般是指妇女在丈夫死后，可以由亡夫的亲属收娶为妻。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说明收继婚主要有兄收弟媳、弟收兄嫂以及子收庶母等形式。这种婚俗虽然在汉民族中也存在，但是在少数民族中为多。宋元时期，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中就仍然保存着收继婚的习俗。辽朝时，哥哥死后，弟弟有收娶嫂子的权利和义务。所以，道宗的女儿在丈夫死后，其小叔依照本族习俗想要收娶公主为妻。女真族亦有收继婚习俗:“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妃传下》，《金史》卷六十四);“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金志•婚姻》)。这种情况在蒙古族也是如此。随着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的斗争中交往的增多，人们逐渐受到汉族贞节观的影响，一些人对于收继行为开始采取反抗的态度。元朝时期，有人对于收继婚的道德性提出了质疑。乌古孙良桢，天资聪颖，喜好读书。至治二年，因父祖之功而在朝中任职。她为人正直，多行惠政，而且深明大义。她曾多次上疏皇帝，指斥国政。对于儒学，她推崇有加。她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因此皇帝如果能够多任用一些像许衡一样的儒臣，效仿唐、虞三代之道，日修其德，“实万世无疆之福也”。这样一位深喜儒家思想的女性，对于收继婚持完全的批判态度。她指出，依照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这与伦理纲常相对立。可是依照国家法令，汉人、南人需要遵守纲常，蒙古人则无须遵守。这名义上是对蒙古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侮辱。所以她谏言皇帝，“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列传第七十四•乌古孙良祯》，《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至正十五年，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建指出，国家应当摒弃蒙古本俗，重新制定礼义制度。不行三年之丧，还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本纪第四十四•顺帝七》，《元史》卷四十四)虽然这些主张并未引起元朝统治者的重视，收继婚的风俗依旧，但是也有不少蒙古妇女由于受到了汉族贞节观念的影响，开始反抗收继婚。例如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丈夫死后，小叔想要收她为妻，她拒不再嫁，依靠自己的力量抚育孩子。(《文宗纪二》，《元史》卷三十三);弘吉剌部人脱脱尼，丈夫之后拒绝丈夫前妻的儿子“以本俗制收继”的要求，并且苛斥道:“汝禽兽行，欲妻母邪，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列女传一》，《元史》卷二百)与少数民族在贞洁观念影响下反抗收继婚相反的是，一些汉族人因受到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影响，开始实行收继婚;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下层贫民中，收继婚尤为盛行。然而元朝政府对汉人的收继行为严加限制，只有“弟收兄嫂”成为元代汉人唯一合法的收继婚形式。同时还规定:“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果“年甲争悬”(年龄差距太大)，也不准收继。(《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夫亡守志•收嫂》，《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收继•不收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