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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白人强烈的身份意识首先通过R.P.W.表现出来,R.P.W.是诗歌中最重要的叙述者,他在重访事件发生地的途中以独白的形式描述自己的旅程。R.P.W.频繁地使用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黑鬼”一词指代所有的黑人。例如:斯密斯兰小镇“看上去像是塞缪尔•克莱门斯/成长的小镇,不会比它更糟糕。/河流与鲶鱼,黑鬼在树荫下”(14),②“黑色的手抓住石块,黑色的汗留下/黑鬼不怕热,至少不那么怕”,“落基山”大宅是“可怜的黑鬼堆砌的石头”(23)。可以说“黑鬼”是R.P.W.对所有黑人社会身份的认识。在R.P.W.的描述中,黑人的每一次出场几乎都是失语的,没有人所具有的语言能力,“他们不说话”,或者只是“悲哀的呻吟,靠着墙蹲坐”,被打的约翰“躺在那里,黑鬼般的沉默着”,而看着约翰的黑人们“呆在他们的角落里,像害虫一样蜷缩着”(82)。可见,在R.P.W.眼中黑人不具有人的伦理身份。诗歌中,R.P.W.被赋予双重叙述视角,他对黑人的身份认识也因此被构建成诗歌的伦理语境。当R.P.W.以有限的叙述视角讲述自己回到南方小镇斯密斯兰的见闻时,他和其他叙述者一样,是诗歌中的虚拟角色。这个角色是南方白人的后裔,家在肯塔基的“托德郡”。
作为南方白人的一员,R.P.W.对黑人身份的认识是整个南方白人的共识。在叙述过程中,R.P.W.常常会转变叙述视角,成为具有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他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回到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洞悉所有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并对他们做出评价。希恩(Sean)从种族伦理叙事视角分析R.P.W.的叙述,他指出R.P.W.的全知视角和他的名字R.P.W.——即真实作者罗伯特•潘•沃伦名字的缩写,使他与诗歌的真实作者联系起来,成为真实作者在诗歌中的代言人。双重叙述视角的设置能够使真实作者“诗人沃伦”透过虚拟的南方白人后裔“R.P.W.”伦理视角真切地体会南方白人对黑人的身份认识。更重要的是,R.P.W.具有种族歧视的描述常常使用第一人称和现在时态,这种叙述方法更是让所有身处现在的读者在阅读中被代入到R.P.W.的身份意识中。③这种代入作用,使读者能够以南方白人的伦理视角更加真切的体会南方白人的身份意识。沃伦大胆的通过R.P.W.这一人物的塑造和他的叙述视角将旧南方时期的南方白人,诗歌的真实作者以及读者都置于事件发生的伦理环境中,从而将白人对黑人种族身份的认识变成诗歌的伦理语境。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黑奴约翰的身份与利尔伯恩的猎狗尼诺没有区别。约翰被打和尼诺被打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受到相似的非人对待从中可见一斑:“利尔伯恩野蛮地踢打猎狗……猎狗被击倒……它拖着肚子在草地上/匍匐着,……当天晚上,利尔伯恩揍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就是约翰,被打的约翰像尼诺一样“匍匐着”(67)。希恩指出,利尔伯恩对猎狗的态度与他对约翰的态度形成了对应的关系,表现了奴隶约翰在利尔伯恩眼中与狗一样的地位—他的侍从和财产。④在南方白人的眼里,黑奴是与家畜一样可以随意处置的私人财产,根本不具有人的伦理身份。事实上,黑奴约翰的地位远远不如猎狗尼诺。当尼诺逃跑后,利尔伯恩又将它寻了回来,而约翰则无处可逃。由于黑人属于不能与人相提并论的低等种族,因此要保持人的伦理身份,首先就意味着保持高于黑人的社会地位。对于南方白人而言,保持与黑人的差异具有维护身份的伦理意义。在《恶龙的兄弟》中,沃伦将这种身份意识通过诗歌中的各种人物表现出来。利蒂西亚的哥哥对利尔伯恩的黑人奶妈凯特非常不满,他不能接受凯特对利尔伯恩的称呼“亲爱的”,“我的利尔”。在他看来,称呼体现身份,凯特以平等的白人之间才能使用的方式来称呼利尔伯恩是对其身份的侮辱,因此他说:“没有哪个黑奴能叫我亲爱的”(92)。露西去世后,黑人奶妈凯特试图代替露西去爱利尔伯恩。她对利尔伯恩说:“孩子,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但是我也是你的母亲。”然而利尔伯恩却“停下脚步,猛地转过身,/站住。
斜着身子直面凯特的脸:‘好吧,我吃过你的奶,但是现在—’”,“‘但是现在’,他说,‘我要吐出最后一滴黑色的奶,我要把它吐出来—啊,上帝啊,我的母亲已经死了!”(58)R.P.W.这样解释利尔伯恩的行为:“她会去争取他的爱/争取拥有她的利尔/但是敌人,对手,露西•刘易斯/拥有武器和威力:/亲生母亲,温暖,善良—而且,是白人”(58)。“而且是白人”表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利尔伯恩用“吐”的动作表明与凯特的身份区别,“他吐出她的奶,吐出了她所有属于黑鬼的东西”(98)。在利尔伯恩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黑奴凯特要代替母亲露西的举动是对白人与黑人身份之别的挑战,他用“吐出黑色的奶”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白人身份。南方白人身份意识中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对荣誉的特殊认识。怀亚特-布朗指出在旧南方,荣誉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在既定社会等级秩序中所属阶层的认识(Wyatt-Brown14)。荣誉与个人社会身份密切相关。首先,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被排除在荣誉圈之外,而白人阶层内部,则按照荣誉的大小划分成不同的等级(Gorn115)。换言之,荣誉的大小等同于社会身份的高低。黑人没有荣誉可言,在南方白人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会看到处于底层的被侮辱并且无力反抗的黑人,这种经历对南方白人有着强烈的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名声和荣辱非常敏感,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冒犯都会以暴力回击,以表示他们与奴隶的区别(Boyer,etal363)。因此,暴力成为南方白人维护荣誉,表明自己与黑人身份区别以及维护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
荣誉与身份紧密相连,因此维护荣誉就成为南方白人重要的生活准则,⑤是南方白人人生中“必须学习/唯一值得的一课”。白人以决斗解决争端,决斗中“当枪上膛时/这一课教会/人生中的唯一是荣誉……”(16)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暴力是南方白人身份意识的驱动:“有人在树荫下打斗。/是谁,我不曾知道,但传来一声尖叫/让你胆颤,如此痛苦如此狂暴/后来大伙儿谈论着/一个家伙如何被挖出眼睛,/打斗时就是这样用拇指挖眼睛”(41)。这是通过利蒂西亚的视角描述的南方白人日常生活状态。艾略特•戈恩指出拥有荣誉等同于拥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身份,而失去荣誉则意味着沦落到近乎黑人奴隶的境地,因此为了维护身份,南方白人的生活中充满暴力。他们通过扭打中的尖叫宣布彼此平等的地位,在挖眼的打斗中争夺胜利,胜利带来的荣誉使他们获得象征性的满足。因此扭打、尖叫和挖眼都是白人为了争夺社会身份的行为,具有仪式性的象征意义(Gorn14-17)。沃伦在诗歌中通过利蒂西亚的视角呈现出身份意识在南方白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身份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方白人的行为方式。南方白人对身份的界定是奴隶制度下的产物。他们对身份和荣誉的定义使暴力成为维护身份的必然方式。遵循现代社会对伦理的界定,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并且通过暴力来维护身份的方式与现代社会对伦理的界定相去甚远,“然而在旧南方”,在这一特定的伦理环境中,这就是伦理(Wyatt-Brown3)。
利尔伯恩的身份危机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利尔伯恩杀害约翰的行为与他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在《恶龙的兄弟》中,利尔伯恩身份的变化是一条主要的伦理线索,由于变化引起的身份危机是线索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伦理结,而利尔伯恩杀害约翰的行为则是伦理结的解构,是利尔伯恩为解决身份危机而做出的伦理选择。
利尔伯恩的身份存在于各种伦理关系之中,其中,母亲露西对利尔伯恩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美国总统杰弗逊的妹妹,露西是刘易斯家庭身份等级和荣誉的代表。斯密斯兰小镇为露西树立纪念碑,整个斯密斯兰都以露西生活并埋葬在此为荣。露西体现着利尔伯恩与杰弗逊的血缘联系,是利尔伯恩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与杰弗逊的伦理关系使利尔伯恩具有不同于白人平民的身份和荣誉。同时,露西的存在还是刘易斯家庭秩序的保障。在旧南方白人家庭的权力秩序中,女主人是除男性奴隶主之外的最高权威,是男性权威在家庭中的人,维持着家庭中白人和黑人奴隶的等级秩序(Fox-Genovense100-109)。诗歌中,露西被奴隶们视为“高等级阶层的代表”(68),在她的管理下,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有序的等级关系是利尔伯恩社会身份的保证。R.P.W.指出,对于刘易斯一家而言,露西就像她名字的寓意一样,是“光”,这个“黑暗的家庭需要光”(18),不仅仅是指利尔伯恩需要母亲露西的爱,更重要的是,母亲露西的存在关系着利尔伯恩的身份和荣誉。露西是能带给他荣誉和维护身份的“光”。露西去世后,照耀利尔伯恩的“光”消失了。同时,随着诗歌叙述的进展,利尔伯恩的各种伦理关系也一一断裂:利尔伯恩指责父亲刘易斯造成了露西的死亡,导致刘易斯在失落与绝望中离家远走。利尔伯恩爱丽蒂西亚,但是他的爱却遭到拒绝。此时,利尔伯恩唯一的身份就是刘易斯大宅中的白人奴隶主。在刘易斯离开后,利尔伯恩成为家庭秩序中的最高权威。然而,这一身份也遭到来自黑人奴隶的挑战,利尔伯恩开始陷入身份危机。黑奴约翰无意间打破露西生前常用的杯子,揭开了利尔伯恩身份危机的序幕。利尔伯恩鞭笞约翰,原因并非约翰打破了杯子,而是因为约翰的反抗,诗歌写道:杯子没有多大价值打破也是偶然……反抗是他犯的错第二天,被鞭笞,利尔伯恩站在一旁数着鞭打的次数,确保鞭打的力度”(67)。
黑奴约翰只是利尔伯恩的财产和劳动工具,地位同猎狗尼诺一般,而现在约翰居然“反抗”他的权威。像所有的南方白人奴隶主一样,利尔伯恩意图用鞭笞维护等级秩序,从而维护自己的奴隶主身份,但是,他的行动遭到了奴隶的接连反抗。约翰打破杯子是无意之过,而此后接连失踪的杯子却是黑人奴隶有意而为。利尔伯恩一次又一次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却接连失败。总有杯子跌落,勺子刮损,物件丢失。这一切让利尔伯恩感到:“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黑色的手污染瓷器,银具,一根黑色的手指粗暴地剔下她脸骨上的血肉”(69)。在利尔伯恩看来,黑人奴隶打破母亲的瓷器就像是在用他们粗暴的手剔下母亲遗体上血肉。每一个打破的杯子,每一个丢失的物件,都是对母亲的亵渎和侮辱。因为露西是刘易斯家族荣誉和身份的象征,所以对露西的侮辱就是对刘易斯家族的身份和荣誉的挑战。在南方白人的身份意识中,白人是人,而黑人非人,白人高于黑人的社会地位是他们伦理身份的基础。而现在,黑人奴隶的反抗使利尔伯恩地位受到挑战,这意味他将沦落到与黑人一样的“非人”境地。诗歌标题正是对此时利尔伯恩身份危机的隐喻。利尔伯恩与约伯的相似之处并非是他们的本性中都存在着与恶龙的兽性,而是他们所遭遇的相同的身份危机。“恶龙的兄弟”一语出自《约伯书》第三十章,这一章主要描述了约伯的身份变化。约伯的呼号“我已成了恶龙的兄弟/鸱枭的伴侣”道出了他沦落到非人境地的身份变化。约伯身份危机正是利尔伯恩身份危机的写照。露西生前,利尔伯恩拥有至高的荣誉,是他人口中“老杰弗逊的亲戚”,是家庭中拥有权威的白人奴隶主,而现在利尔伯恩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南方白人对身份的认识意味着如果利尔伯恩不能重建自己的奴隶主权威,那么他就会失去人的伦理身份,像约伯一样沦落为“恶龙的兄弟/鸱枭的伴侣”。利尔伯恩的身份危机是在诗歌叙事进程中形成的伦理结,是利尔伯恩必须解决的身份难题。与其他南方白人一样,利尔伯恩采取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荣誉和白人奴隶主的身份。在约翰打破露西生前最爱的罐子后,利尔伯恩刻意命令弟弟埃萨姆将所有的奴隶召集起来,在他们面前用斧头砍死约翰,并将其尸体肢解焚烧。此后,“没有杯子/再被打破。
没有勺子消失/宅子里又恢复了秩序……”(95)解除身份危机是利尔伯恩行为背后的动机,杀死约翰是利尔伯恩在身份意识的驱动下做出的选择,肢解约翰的暴行也与身份意识中蕴含的暴力因素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回到旧南方的伦理现场,从南方白人的身份意识理解利尔伯恩的行为,则不难发现他的选择具有维护自己身份的伦理意义。按照旧南方白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义,利尔伯恩如果不能重建自己奴隶主的身份,则意味着他将沦落到与黑人一般的地位。在旧南方的伦理环境中,利尔伯恩的行为是在黑奴的性命和自我身份之间做出的伦理选择。
斯芬克斯因子与杰弗逊的伦理反思
诗歌中另一个重要叙述者是美国总统杰弗逊的鬼魂。杰弗逊的独白以及与鬼魂的对话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理解、对利尔伯恩的批判和对南方白人身份意识的反思。杰弗逊的伦理反思围绕着一个中心意象展开,即在诗歌开篇出现的希腊神话中的米诺陶诺斯牛。米诺陶诺斯牛首先蕴含着杰弗逊对人的理解。米诺陶诺斯是人兽交的产物,既具有人的外形又具有牛的特征,牛头是其动物本能的表征。杰弗逊说当他看到费城熙熙攘攘的人群时,他第一次认识人,这时他想到了神话中的米诺陶诺斯牛,他喊道:“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亲爱的兄弟”。杰弗逊认为人是米诺陶诺斯的兄弟,因为他承认人与米诺陶诺斯一样是“父辈情欲的产物”(6),人继承了原欲,与米诺陶诺斯一样具有动物本能。米诺陶诺斯的动物本能使他以人为食,而人的欲望和本能也使他们具有走向罪恶的可能性,使他们有时候与动物没有区别,只是“披着披风的猴子,穿着靴子的野兽”。杰弗逊说,“这就是人”(6),“我知道我们只是人/在我们的错误和成就中被定义”(7)。但是,米诺陶诺斯只是杰弗逊对人具有动物本能的理解,而不是杰弗逊对人的全部定义。除了动物本能,杰弗逊相信人具有理性。他认为罗马时期建于法国尼姆的方形大殿正是人类理性的见证。方形大殿比例协调,是遵从理性而建立的秩序的象征。杰弗逊相信在理性指引下,人能够从混沌中走出,建立秩序,实现人的完善。在他看到人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同时,他也看到“每一张脸,一张又一张脸上,”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可能性”(7),一种人的本能可以用理性来救赎的可能性(Burt9)。他说“当我看到人的罪恶,/我理智的说,这只是暂时的悖论/时间会使它得以解决”(7)。杰弗逊坚信理性的存在使人够克服自己的动物本能,成为真正的人。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杰弗逊对人的理解正是对人身上存在的斯芬克斯因子的解读。斯芬克斯与米诺陶诺斯都是人兽混合体,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斯芬克斯的头是人头而米诺陶诺斯的头是兽的头。人的头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而出现的最初的理性的象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5),代表人性因子,是人的伦理意识的体现。斯芬克斯兽的身体表明人身上动物性本能的存在,是人的兽性因子的体现。由人头代表的伦理意识使人能够分辨善恶,使人在理性引导能够下控制自己的动物性本能,换句话说,“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6)。与斯芬克斯不同,米诺陶诺斯的头是牛头,说明动物性本能占据头脑的位置,控制它的行为。在希腊神话中,米诺陶诺斯以人为食,没有善恶观念,是受动物性本能控制的兽。杰弗逊承认人身上动物性本能的存在,但是他相信人的理性,相信理性能够使人得以完善,从而与兽区分开。可见杰弗逊所理解的人是具有斯芬克斯因子的人,而不是米诺陶诺斯兽。米诺陶诺斯的牛头人身代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一种变化情况。米诺陶诺斯是欲望膨胀脱离理性控制后的产物,象征着人的兽性因子脱离理性控制的可能性。杰弗逊说,米诺陶诺斯是我们的兄弟,这表明他承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当动物本能占据了头脑的位置控制人的行为时,丧失了理性的人也就变成了与米诺陶诺斯一样的兽。杰弗逊在法国看到的丑陋的、面目狰狞的人兽合体雕塑,正是失去理性和受兽性因子控制的人的写照:鹰嘴透着难以名状的邪恶,庞大的蛇露出骇人的獠牙。本能和兽性蒙蔽人的理性,使人失去善恶判断,因此石塑女雕像眼睛突兀,不是要看清世界,而是要“使一切失明”(27)。
在利尔伯恩身上,杰弗逊看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这种变化。南方白人的身份意识使利尔伯恩丧失了理智,犯下了杀人的伦理罪行。因此,米诺陶诺斯牛也是杰弗逊对利尔伯恩的评价。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推崇人人平等的伦理原则。在诗歌开篇出现的杰弗逊纪念碑上写着:“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这是杰弗逊最引以为傲的成就。《独立宣言》将人人生而平等的伦理原则作为核心,而大学是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场所,是人类理性的代表。杰弗逊的墓志铭突出了他所遵从的人人平等的伦理原则,以及他对人类理性的推崇。诗歌中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的骄傲,是“整个启蒙运动的骄傲,是人类对自身能够通过理性实现自我完善的骄傲”(Burt9)。而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南方白人身份意识,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理性原则,扭曲了善恶的定义,使利尔伯恩在身份意识的驱动下,丧失了理性,为维护自己的身份而夺取他人的性命。在杰弗逊看来,利尔伯恩杀害约翰的暴行使他等同于吃人的米诺陶诺斯兽。因此,当杰弗逊看到利尔伯恩的脸时,他说利尔伯恩“不是新可能的标志/而是可耻时代的预兆”。因为丧失理性的利尔伯恩与兽无异,所以杰弗逊要割断与利尔伯恩的血缘联系,他说,“我拒绝,否认,/要从我的血液里将利尔伯恩的血液挤出”(43)。杰弗逊对南方白人身份意识的反思也通过米诺陶诺斯表现出来。杰弗逊对利尔伯恩兽性行为的批评事实上也是对南方奴隶制度下白人身份意识的批判。利尔伯恩事件使他认识南方白人身份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当杰弗逊的鬼魂谈到他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的经历时,再一次提到了困于迷宫中的米诺陶诺斯。米诺陶诺斯再次出现时的语境暗示杰弗逊作为建国者的身份与米诺陶诺斯象征意义之间的关联。
杰弗逊把人人平等的伦理准则写进《独立宣言》,建立了美国整个民族和国家秩序的基础,确定了美国的民族身份。不论地方,不论种族,平等都应该是被遵守的核心伦理准则。然而,南方白人的身份意识却与杰弗逊对美国的民族身份的定位大相径庭。南方身份意识与暴力之间的天然联系导致南方白人无理性的野蛮行为。如果说平等的伦理准则体现了美国民族身份中理性的一端,那么南方的身份意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准则是这个以平等和理性为基础的国家中的“异质”,⑥是米诺陶洛斯兽性的一端。人人平等的准则与种族歧视的身份意识,理性与暴力,借用基瑟尔的话说,杰弗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与兽性的奇特结合”。杰弗逊对黑奴约翰说:“现在我如何能让你看到理性的光/当你的血流尽我已失去它”(Kissell119)。他没有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可以引领他的“米诺陶诺斯”走出这个伦理困境的迷宫。作为南方白人的一员,沃伦在《恶龙的兄弟》中以诗歌的方式直面南方的伦理问题,批判旧南方白人丑恶的奴隶主身份意识。他以R.P.W.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通过他诚实地展现南方白人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身份意识以及身份意识中的暴力因素;他再现历史中利尔伯恩事件,表现身份意识与利尔伯恩行为之间的关联,并通过杰弗逊展开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利尔伯恩的道德批判。《恶龙的兄弟》表现了人身上动物性本能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利尔伯恩暴力行为的解剖,更深入挖掘出南方白人理性丧失和受兽性控制的伦理原因,探讨重归理性的伦理之路。诗歌揭示的正是南方要建立理性的伦理身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沃伦在诗歌序言中指出的诗歌所试图表达的历史意义。
作者:柏灵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