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角批评《达芬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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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是美国当代作家丹?布朗的代表作。该小说围绕秘密组织峋山隐修会和天主教主业会之间的“圣杯”争夺战展开。故事的正、反两派人物在寻找“圣杯”的过程中面对同伴和敌人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由此体现出各自不同的伦理意识。而对故事情节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圣杯”秘密，又隐藏在达芬奇这样一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伦理思想改革先驱的作品里。随着主人公兰登教授的层层解密，耶稣基督的神性被逐步消除，这从侧面反映出传统神学伦理思想的现代危机，也引发了读者对现代伦理信仰问题的反思。

在《达芬奇密码》中，丹?布朗巧妙地将科学、符号学、数学、艺术和宗教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为一体，通过紧凑的情节设置向读者揭露基督教掩盖了千年的秘密。笔者尝试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解读《达芬奇密码》中正、反两派人物的伦理选择和伦理意识，并从两派人物获得的不同结局中深挖作者“惩恶扬善”的伦理思想和作品的“教诲功能”。同时，通过解读小说中被揭露的“圣杯”秘密，探讨传统神学伦理体系理论基础的坍塌和现代伦理信仰问题。

一、正派人物的伦理学视角分析

兰登教授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在帮助密码员索菲调查“圣杯”真相的过程中面临着多次伦理选择。小说第二十一章中出现了兰登的第一次伦理选择。在躲避警方追捕的关键时刻，索菲让兰登撤离卢浮宫，而自己独自留下查明祖父死因。兰登为是否留下来帮助索菲犹豫不决，面临着伦理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自己与索菲完全是陌生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她留下而陷入被警方逮捕的危险；另一方面，死者留下的线索非常明了，馆长希望自己与苏菲一起解密，并且不希望他人知晓其中的秘密，自己应当不辜负死者的信任而留下来查明真相。在自保与道德的交锋中，前者占了上风，兰登在第一次伦理选择中选择自保，独自逃往大使馆寻求庇护。但兰登教授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他在逃跑过程中再一次陷入思想斗争，为自己抛下苏菲而感到内疚，同时也为自己辜负老馆长的信任而自责。在内心的剧烈挣扎中，兰登的伦理意识觉醒了，他不顾自身安危，原路返回，从这一刻起，他选择坚定地帮助索菲到最后。伦理道德意志终于战胜了自保心理，兰登身上固有的伦理意识也在表征和实质上达到了统一。随后，在兰登与索菲联手探求“圣杯”秘密的过程中，他在面对同伴和敌人时体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伦理道德精神。在小说第八十六章中，兰登经历了第二次伦理选择。杀手塞拉斯挟持索菲逼迫兰登交出解密的拱心石，同伴提彬也在无形中陷入危险。在朋友的安危面前，兰登毫不犹豫地让塞拉斯放走索菲和提彬，留下自己独自与塞拉斯对峙。随后，当提彬的仆人雷米假意拿着枪对准提彬的脑袋要挟兰登时，兰登宁愿自己涉险去交换朋友，大声说：“带我走，放提彬爵士走。”这充分体现了兰登“舍己为人”的伦理道德精神。最后，在小说第一百零一章中，兰登做出了最后一次伦理选择。提彬向兰登亮明了自己幕后黑手的身份，并用枪威胁他解开拱心石的密码。面对阴谋家的枪口，兰登没有为了自身安全出卖朋友而说出拱心石的密码，他一面为朋友保住真相，一面运用智慧想办法脱险，最终将提杉绳之以法。兰登在这次伦理选择中，再一次体现出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二、反派人物的伦理学视角分析

塞拉斯是小说中的一个反派人物，小说的副线索是围绕他暗杀峋山隐修会成员寻找拱心石下落展开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这一观点完全适用于分析塞拉斯这个角色。塞拉斯生来就是一位白化病患者，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酒鬼父亲经常殴打他并且犯下了弑妻的滔天罪行。畸形的家庭伦理环境使塞拉斯成为爱的缺失者，因而变得激进极端。他手刃父亲，从此成为孤儿。在他人看来，塞拉斯是一个通体苍白的魔鬼和冷血的弑父者，但这都是由于塞拉斯从小家庭伦理身份缺失以及缺乏一个健全的伦理环境供其健康成长造成的。不健全的伦理意识使得他不清楚社会伦理秩序的评判标准，这为其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小说第二章中塞拉斯为任务自残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身上不健全的伦理意识和扭曲的人性。成年后的塞拉斯受到一名牧师的庇护并从此皈依上帝，开始了对耶稣近乎变态的信仰，同时也被人利用，成为杀人的工具。他接受了一个挽救圣道的使命——谋杀所有与“圣杯”有关的秘密组织成员并抢夺可以解开“圣杯”之谜的拱心石。对牧师有感激之情的塞拉斯对其言听计，从而犯下滔天罪行。当塞拉斯杀死馆长回到家中，他对着镜子鞭笞自己的肉体，以此自残行为来赎罪以寻求上帝的原谅。塞拉斯在自虐时想：“我必须清楚今日我灵魂中的罪恶，今天的犯罪目的是神圣的，反抗上帝之敌的战争已经进行百年了，肯定会得到原谅的”。这说明其自身的伦理意识是排斥这一犯罪行为的，但由于伦理意识不健全，导致他盲目听从牧师的吩咐，并矛盾地在事后选择自我惩罚。塞拉斯最终在这场“圣杯”争夺战中由于警方的介入而死去。塞拉斯是这场阴谋的牺牲者，他无法在社会秩序中分清善恶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酿成了一系列悲剧。

此外，提彬爵士是小说的最大反派，是这场阴谋的幕后黑手。提彬本来是兰登的朋友，他最初的身份是兰登的帮助者，最后变成了兰登的对手和敌人。提彬对“圣杯”的狂热抑制了理性意志，并影响了他的伦理选择和道德行为，他选择了释放内心的野心，善恶不分地下令谋杀峋山隐修会的四位首领和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与塞拉斯这个角色是被人利用而杀人不同的是，提彬是由于自己的一己私欲而主动杀戮。值得一提的是，提彬的仆人雷米因为对财富的贪婪而做了提彬的帮凶，随后又反被提彬灭口。提彬及其仆人雷米，一个被捕，一个惨遭内部灭口，这是其贪婪行径的必然结果，两人都是罪有应得。作者描写这些“恶”的角色，也是“让人引以为戒，并从中获得道德教训”。

三、现代伦理信仰问题的反思

文学伦理学认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小说中揭露的“圣杯”秘密，削弱了传统神学伦理体系的理论基础，冲击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底线，由此引发了对现代伦理信仰问题的反思。

主角兰登教授通过达芬奇的画作来破解“圣杯”之谜。达芬奇是一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思想改革先驱，他的许多作品中都隐含了对宗教神学的质疑。随着“圣杯”秘密的揭晓，耶稣基督由神降为人，这象征着西方传统神学伦理体系的坍塌，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是现代人伦理道德信仰的转变：从对耶稣基督和《圣经》的信仰转变为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爱的信仰上。在小说的第一百零五章中，耶稣后人索菲的祖母说：“对某些人来说，圣杯将使他们永生，对其他人来说，他是寻找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思想……为我们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它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感叹的东西。”那么，耶稣是人还是神便显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对世间痛苦的同情和教导，以及凝聚在他身上的救世思想，这也是小说想要表达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思想。

作者：周畅 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