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翻译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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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体现了不同时期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心理活动。不同的民族有着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和性格。翻译美学不仅可以促进民族文学的传播，帮助读者洞悉民族文化，而且能够保持原作品的风格。在此，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民族文学翻译内涵美及其意蕴，为翻译界开拓了新的视野，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和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民族文学，翻译美学，内涵美

一、引言

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度凝结的文学艺术和民族意识的语言符号化，沉淀了民族历史底蕴，传达了民族美的情趣和追求。民族作家通过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巧妙的构思创造，行文流水间营造了独特的家乡情怀，其情感细腻而真诚，奔放而开朗，向世界传递着民族文化及风俗，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交流。由于地域环境、生活习俗等不同，各个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相对有所区别，文学作品中也会展现出民族的特质和审美情趣。翻译是传播不同文化信息的介质。文学翻译犹如桥梁传播着异域的文化，沟通着人类文明世界。茅盾指出：“文学翻译是运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和再现原作的艺术韵味，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能‘如沐春风’，沉浸于原文的美感，启迪心灵之旅。”王国维曾提及：“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民族文学的翻译不能单纯地驻足于字面含义，受到语言文化和译者主观性的影响，翻译需要挖掘细微，穷其毫末，在遣词琢句方面需译出作品的风格，传达作品的神韵和情感。译者需要加工创造，细细斟酌来传递本民族的内涵和文化特质。陕北文学中常用大量的叠词和晦涩的方言、采用比兴修辞格托物言志，译者需洞察到其文学特点和习惯风俗，方能准确地传达民族文化和作品的内涵。如陕北叠词“蓝个英英”，“泪个蛋蛋”朗朗上口，非常有韵律，但加大了翻译难度，译者很难实现语言功能的对等。朝鲜族文学作品《阿里郎》旋律唯美，其中的音乐惆怅而隽永，淋漓畅快表达了民族情感的相思寄托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如何确切地传递这种文学旋律和美感，对译者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翻译美学可以帮助文学摆脱文字的束缚，译者通过语言转变来传达民族文学的意蕴美、文化美和个性美，使人深入了解各民族独特的习俗和地方特色，从而有效地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

二、翻译美学的理论及对审美主体译者的要求

国外众多翻译流派开始关注翻译美学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西塞罗、贺拉斯等译论家，他们指出翻译语言应蕴含民族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之美。雪莉和斯特德编撰的《翻译美学研究》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美学，从而巩固了翻译美学的地位，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译美学源远流长，从文坛知名的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无不体现了翻译美学的精髓，主张再现原文的意境，神韵和境界。近年来翻译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称誉。奚永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对翻译界影响深远，他强调了文学作品中美学要素，包括原文风格美、意境美、神韵美及文化美等，主张译者应心领神会，最大限度还原原作品的风貌。刘宓庆则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遵循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系统地阐释了语际转换中的可感知或不可感知的美学问题并提出中肯的解决办法。

结合中外研究成果，翻译美学无外乎就是把握原文美的因素，自如地运用翻译手段来帮助译者品味原文的“文雅”和“韵味”，通过语言转换在目地语中尽量保持原作的神采，还原文“庐山真面目”于读者，使读者身临其境感知原作的审美意境和作者思想情感。因此对译者的语际转换能力和审美鉴别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翻译要做到文化传递和原文内容的忠实还原也并非容易，它对译者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译者既要展现真实的内容，又要体现篇章形式之美，努力保持原文的审美要素，即译语须准确生动、充满活力，展现和谐美，取得审美效果。因此，译者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承担者，需要传达美的感受和心得，其审美活动决定着原文的内容和丰韵能否成功地转移到译文中，也界定了译本作为媒介的程度，其作用举足轻重。在文学翻译中，审美主体译者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鉴别能力，熟知各个民族文化背景和宗教民俗，使用各种翻译手段如比喻、借代、注释等尽可能保持原文的审美效果和展现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心理状况，特别是在审美过程中传达异域民族的特色，是译作能具备丰富的意境美和隽永的文化美以符合翻译美学的标准。

三、民族文学翻译之意蕴

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王朝更替和历史沧桑，诉说着本民族情感，折射出民族的思想和习俗，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译者在语际转化和翻译中，需努力深掘文学的内涵之美，包括民族文学的意蕴美、文化美和个性美，应真实再现原文的信息和本民族的情感及原文的韵律美。

何谓意境？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的意境即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人间万物百态，代山川而立言，在行云如水中使主观情调与自然景象水乳交融，成就一个鱼跃鸢飞，玲珑剔透，深邃渊然的富有灵性的境界。”文学上的意境则超越了言语表面，潜伏在文学作品的深处，虚实相生，尽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意义深远，读者可展开想象的翅膀，遨游在美的空间。意境美主要包括三个审美因素：形象、情象及象外之象。意境中的形象之美主要体现了现实生活和情景，情象之美体现了文学作品文化底蕴，使读者能够触摸到作品人物的弦旋和情感。象外之象则能挖掘出文学作品深层的内涵，展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情景，使作品言尽而意无穷，感觉它的魅力和震撼心灵的力量。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了文学作品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传达了意境美的特质。意蕴具有多向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在解读文学作品时，译者要能够巧妙而艺术地推敲把握作品的个体情感及其时代精神和作品内涵，用含蓄的语言来展现言外之意，使读者能感受到原作品美的享受和情趣。把一种意境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克服文化障碍，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意境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对于译者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决不是单一的思想或者情感。文学大家往往推崇作品带来的审美情趣和深层意境，言其表而影射其他。意境之美可以展现作品的层次和文学家的功底。对于如何造境，如何运用言外之意，文学家则长袖善舞，极尽婉约曲折之能事，多义而朦胧，怨而不怒尽力宣泄满腔的愤懑，堂而皇之演绎溜须拍马之辞，其写作手腕让人拍案而起。作品蕴含的意蕴美和丰富的文学价值，这一切有待译者的译作水准和文学底蕴，方能向异域读者展现作品的审美感受，提高读者的认知能力。如北朝民歌《木兰诗》叙述的是女子木兰替父从军，歌颂木兰英勇善战、不图功名和孝敬长者的高贵品质。而其言外之意则表现了出国人应为国生死相许、勇于献身、拯救国家于危机之中的奉献精神。这种深沉的民族意识和精神，译者应尽其所能地去展现，从而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陶冶读者的情操和品质。再如耶律楚材诗句中“好梦安排诗句里，闲愁分付酒杯中”当中的“分付”本意为交托、嘱咐之意，译者如果逐句逐字地翻译，则无法传达原文的借酒浇愁的言外之意。

法国翻译家布朗昭曾说：“翻译犹如差异游戏，有时遮掩差异，但时常是突显差异。”译者在接触民族传统文化时，应采取异化法，拨开差异的迷雾来尽现差异的多样化。如土家族的《哭嫁歌》中：“女儿要出嫁，妈妈有话嘱咐你：孝敬公婆好习俗，尊敬丈夫把家持，妯娌和睦乐逍遥”。原文是新娘母亲在女儿出嫁时叮嘱女儿，“孝、敬及和睦”都体现出“儒家礼教”施加在封建女性身上的道德准则。译者采用异化法，对“三从四德”加以注释，让读者豁然明朗，作品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同时加深了读者对儒家思想的洞察和体会。当译入语难以找到恰切的对等值时，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无疑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全文，又能显现原文的文化色彩。

文化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结晶和历史底蕴的沉淀，凝结着民族的智慧，潜藏着民族的特质。正如评论者所指：“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它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相互制约、共同构建文学的过程，文化在构建中并不断演化。”因此文化介入到文学中，反映了作家以更敏锐的觉察力体味人间百态，重塑沉淀的千年文化和传达民族心理，以理性的方式憧憬未来的景象。文化翻译则是译者借助各种翻译方式如归化和异化手段来展现不同的文化意识，分析原作与译作之间文化差异的因素，独具慧眼来传达不同民族的文化之美和异域风采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引领读者尽情领略各民族独特、新颖的审美意蕴，发现美的真谛。读者漫步于文化的长廊，可尽情领略异乡情调从而拓展自己的视野。

民族文学的翻译过程表面上是不同语码的转换，实则是不同民族思想和审美意识的沟通、碰撞，不同文化的交融。众所周知，民族语言来源于特定的生活场景和历史更迭，在不同语码的转换过程中，单一的语言词汇很难传递文化之美，保持原作的内涵之美。其语言的民族性增加了文学的翻译难度，制约着民族审美意识的准确传达。民族语言内涵丰富多变，把握词汇内涵是解读文学的关键。恰当的词汇翻译可以帮助减少文学翻译的歧义，增加语言的贴切性进而产生的语言美和文化美。译者有必要在翻译中延伸和保留原作的民族审美意识，因为处理语言的艺术手腕不可忽视，否则将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感受。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中《夜莺的歌声》提道：“口渴的人需要泉水，劳累的人需要优美的歌声”。夜莺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在维吾尔族中常是美和圣洁的化身，人们常对它进行称颂和赞美，维吾尔族族徽就是以夜莺为主体形象，寓意着维吾尔族人们的勤劳勇敢、智慧纯朴。但是在英语诗歌中如马修•阿诺德的《夜莺》中的夜莺，夜莺多以悲凉凄婉形象出现，是悲痛和伤感的化身，其文学意象有如汉文化中的杜鹃。李商隐诗云：“望帝春心托杜鹃”。译者如不能把握这一文化内涵，就无法尽情地向读者传达夜莺的不同形象，读者也就不知所云，很难感受到作品的内涵和文化之美。壮族《布洛陀史诗》中源语言没有人称及标点符号，不注重语法关系，译者如果不能把握这些写作特征也就难以清除民族沟通的障碍，更无法体现美学价值。既要找到中西文化契合之处，又要保持原文的壮族文化色彩使读者直观地领悟异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不失为译者艰巨的任务。这考验着译者的文学水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例如：“布匹要剪就快剪，衣带要浆就快浆”。如果不了解壮族文化和传统，读者可能会将“浆洗”理解为“洗衣服”，而译者通过脚注进行解释，指出：“古代壮族妇女洗净衣物后，会涂抹一些米浆而后晒干，这样的衣服舒适而芳香”，这样外国读者才能领悟其民族文化的内涵。再比如纳西族的骡马会、农具会，撒拉族的古尔邦节这些都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特色文化，都或多或少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提及，译者应在语码转换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文化词来传达其所蕴含的文化习俗和历史差异。

民族个性就指民族内部历经时代变迁多数成员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共有的心理倾向、心理特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也就是说民族个性是多数民族成员历经共同的社会化的过程，形成稳定的内在化的文化价值和特定民族心理的结果。同时，民族的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等因素也会对民族个性的形成造成一定或主要的影响。如青藏高原和广阔无垠的草原赋予藏族人民豪爽、奔放、开朗的个性；土家族以武陵山脉和清江流域为中心，生活在山区丘陵地带，山峦跌宕起伏，山势险峻，所以民族个性直爽、强悍、豁达，充满侠义。西南民族作家王月圣的文学作品撒尔嗬、哭嫁歌和摆手舞等演绎了民族风情，探寻了民族个性，展示了民族的生存状况。撒拉族诗人秋夫笔下诗歌中的文学意象“狼”是撒拉族的先民们曾经信仰过的图腾，折射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有演绎不同的民族个性、反映民族特定的心理意识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充沛的生命力，把握了民族的灵魂，才能代代流传。众所周知，文学作家对很多民族心理和民族个性会采用隐匿的文化符号来传达，本民族人民根据逻辑推理和特定的文学境界能够推断出其中的文化含义和民族心理。但是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环境，读者就自然会产生理解障碍。

民族文化中图腾物象征着民族精神，展现民族个性。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动物图腾物。正如“龙”在汉文化中是吉祥的动物，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是邪恶的化身。而美丽的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神话标志着其勇猛强悍的民族个性和民风，是民族个性和文化的认同。古代少数民族突厥族把狼看作战神。其古老的民族神话和传说中，是苍狼引导他们骁勇善战、节节胜利。著名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中，士气的高昂和士兵的猛勇都是用狼来形容，狼是好汉勇士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白话文中，少数民族君主往往自称“狼主”。《秦并六国平话》卷上“匈奴狼主大怒。”《说岳全传》第十回“狼主可将计就计，四面埋伏；”刘宝瑞《八扇屏》也提道：“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译者只单纯地把“狼主”译为“Wolflord”，就无法传达民族勇猛的个性。如若译者采取注释的方法，指出狼主即是匈奴王，即译为Attila，kingofhun，则能传神地描述出其民族骁勇善战、勇猛直冲的个性。乌鸦在汉民族文化中象征着凶险和厄运，是不祥瑞的鸟类。俗语有“乌鸦报丧”之说，文豪笔下也用乌鸦来形容悲凉凄苦的景象或痛苦孤独的心境。如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而乌鸦是日本的国鸟，是吉祥如意的神鸟，受到人们的供奉。乌鸦甚至被看作“立国神兽”，曾作为日本足球代表的象征，可见在日本的人们非常推崇乌鸦，其地位之高无与伦比。日本文学中使用成语“乌鸦反哺”比喻奉养长辈的孝心，其含义犹如汉民族的“羔羊跪乳”，体现了民族独特的个性。因此，译者可采用补充说明的翻译法来向不同民族传达“乌鸦”的文化意象，彰显民族个性。

翻译美学视域下研究民族文学翻译意蕴深远，可以帮助读者洞察不同民族间的审美意识和心理特征，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挖掘民族文学字里行间的内涵美，使读者在作品中获得美的享受。审美主体译者应透过美学，努力提高自身文学素养和翻译素质，以多种翻译手段来传达民族审美观、心理特征和民俗，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从而传神地体现文学作品的价值来促进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75.

[2]覃军.土家族哭嫁歌英译初探[J].民族翻译，2012，(1）：75.

[3]刘毓庆.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民族文学研究[J]，2003，(1）.

[4]张友平.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J].兰州大学学报，2003，(4）：207－218.

作者：胡燕琴单位：上饶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