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科技主题少儿文学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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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郝婧坤1许军娥2张美红3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2咸阳师范学院3北京师范大学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回归生态正义的呼唤

在对科技异化批判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是人们实现实践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质是中性的。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主要取决于使用、控制和操纵它的人的目的。人是科技为善为恶的决定者。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6]36汤因比也明确表示科技是一种中立的智力工作，他说，“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但是科学对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结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7]39佘正荣进一步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认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一种有方向性的东西来引导，使科学技术不致被用来征服自然，而是用来使人类与自然协调。当代儿童文学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技术，作家们让科技回归生态正义的怀抱，试图使用技术来保持大自然的多样性、完整、稳定和美丽。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期盼能够建立一个适应并与有机自然环境和平相处的充满生机的、后现代的、文明的生态型社会。在班马的《老木舅舅迷踪记》中，“老丹”是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形象，他使用一杆神奇的冷冻枪，能一刹那把任何活物给“冻”在冰块之中。跃出池塘的鳟鱼、抖颤翅膀的蜻蜓、愤怒的狮子、优美滑翔的野鹅等等都被老丹尽收冰中。乃至于地球上各种生命后来全被老丹活生生地“保留”起来，藏在严寒极地的巨大冰窟中，老丹向老木舅舅这样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原因：“我的技术和目的，就是留下生命，而不是被人用去毁灭生命……我为地球而收藏它们……让我代表人类，守护这些可爱的生命！”（《老木舅舅迷踪记》）小说中的军方和情报机关一直窥视老丹的秘密技术，但作家班马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而是完成了一个让科学用来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的愿望。“老丹”形象的塑造是对那些“有技术无视野的专家”和“既无视野也无技术的政党官员”的反讽，他的行动是对愚蠢地使辉煌的科技发明走向悖论，从而把我们的社会盲目引向“奋发图强”的“死亡文化”的激烈对抗。在潘晓雯的《古铜镜》中，为了保护人类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家园，艾莉利用高科技探测仪和鼹鼠型钻洞机成功引爆火山岩浆，毁灭了妄想征服一切的冷酷无情的地下人世界。小说里科技被赋予了更好地建设美好家园与维护地球和平的使命。萧袤的童话《寻找月桂树》里，使难以治理的依亡勿西大沙漠变为绿洲的“法宝”就是科学技术与爱心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从青春年少到白发如霜，科学家终其一生艰苦的搜寻，终于在月球背面找到了月桂树树种，经过反复检验，树种的活性酶保护完好，DNA结构清晰，但是用臻于完善的克隆技术复制出的月桂树种就是不发芽，原来有一个关键的环节被忽略，那就是除去必要的施肥、浇水之外，每天要对着树种说上一千遍：“宝贝，快快长吧！宝贝，快快长吧！让绿色布满全球，让人心不再冷漠……”历经辛勤的培育，在爱心的沐浴下，月桂树生机勃勃地在依亡勿西大沙漠生长起来。作家以夸张的手法表明，拯救地球家园，使她重新变得绿意葱茏是件很难的事情，不仅仅需要技术的帮助，还需要高尚的生态理念，需要付出牺牲，由此让人再次体会到科技是好是坏，不是取决于科技本身，而是取决于对科技应用的结果。只有正确方向的选择，才能造福于人类和整个生命世界。因此现代深层生态学允许人们利用科学手段认识物种特性和生态规律，并渴望利用这个手段早日与自然形成协调发展的格局。这比老庄的纯任自然要包含更多的积极因素。科技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科技在滥用或者误用的情况下，导致了工具理性的膨胀，造成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少年儿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进步的推动，很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健康地发展。这就越需要对少年儿童作方向性的引导，使他们确立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造福于民的全新科技理念。儿童文学作家尽管在科技主题作品的创造上陷入过误区，但经过长期探索之后已逐渐向合理化方向靠拢，以原创的美的作品宣扬科学理念，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实绩是应该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