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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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颜元由其切身感悟及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批判，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体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有“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两个方面，他还注意体育实践，他的体育思想及实践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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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爱国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乃至于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就颜元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做一粗浅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8岁起就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教育家，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近3年的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虽然颜元没有沿着启蒙先生所引导的路数笔直地发展下去，但这段求学经历，无疑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颜元从11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19岁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衰落，颜元在家“耕田灌园”，“劳苦淬砺”[1]，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废弃举业，绝意仕途。颜元在22岁时，为了赡养年迈的双亲，同时也更为了掌握更多的“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本领，开始学医，并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元”，从23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24岁时，颜元开设家塾，教授生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从这一年开始为人治病。

艰苦的生活实践，虽然使颜元意识到了读书静坐的危害性，但他却未从此而远离宋明理学，相反，在一段时期内，他竟被理学所迷惑，倾倒在理学家的脚下。

在颜元24岁的时候，偶读陆九渊、王守仁的语录，“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2]。可在他26岁时，又得《性理大全》一书，“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3]从此以后，颜元“进退起居，吉区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yuē＠①；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经文”[4]，甚至当听到别人对诸子存有疑义时，便“忿然力辨，如骂父母”[5]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直到颜元34岁时，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颜元34岁时，他的养祖母病逝，颜元不胜哀痛，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礼》为其守丧，结果使得颜元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颜元根据切身的体验，“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认为理学家们论学参杂佛学，支离破碎，“空言无用”。颜元深“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7]，愤然作《存性编》、《存学编》，后又作《朱子语类评》，除系统地阐发其思想外，更对理学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8]，钻进故纸堆里“穷理”。而为了“穷理”，则又告诫人们必须“主敬倡静”。“静者，谓心不妄动”[9]，“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10]，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动”。理学家们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与恶棍赌博、纨绔笼养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为”的“无益之事”，并在学规中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跨入校门（见郑端所辑的《朱子学规》），也就是不要运动，要“静坐”；不要体育，要“读书”。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使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红面少年，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好端端的身体被理学折磨得筋弱骨脆。

颜元对此曾气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11]，并严正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号）为之也”[12]。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17]，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在颜元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说：“论周公之制度，尽善尽美。盖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19]。

宋、明理学“主敬倡静”，颜元反其道而为之，又提出“习行”、“习动”的体育思想。他说：“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20]，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的东西能够得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即“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21]。颜元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强身和强国连在了一起，强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他说：“动，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捍外也”[22]；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23]

三、颜元的体育实践

颜元在他长达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实践他的体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时，便提出了要求，即“凡欲为吾徒者，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24]，不仅要学文，而且必须学武。颜元除教学生读书作文以外，还经常督率学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并经常和学生“讨论兵农，辨商今古”[25]。

颜元晚年应邀主持漳南书院时，则进一步将其体育思想付诸实践，他除将学院划分为文事、经史、艺能等斋外，还特设有武备斋，专“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同时，在书院外还专设有“马步射圃”，专供练习骑马、射箭之用。颜元还在“讲习暇，偕诸子或履桥，或拿舟入（院内水池），弦歌笑语，作山水乐”，[26]将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颜元还十分重视其自身的体育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所悟，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并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27]。他从幼年时起即学会骑马、射箭，从青年时起研究兵法，学技击，直至晚年，一生习武，从未间断，而且技艺很高。在他57岁时，曾与武术家李木天折竹为刀，比试武艺，结果“不数合，击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经常练习举石、击拳、比赛射箭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直活到“古稀”之年。

总之，颜元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将体育和其它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的体育思想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是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闪光的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颜习斋先生年谱》。

[2][3][4][5][6][7]《习斋记余》卷6。

[8]《朱子语类大全》。

[9]朱熹《大学注》。

[10]《朱子语类辑略》。

[11][12]颜元《朱子语类评》。

[13][15][16]颜元《存学编》卷三。

[14]颜元《存学编》卷二。

[17]《习斋记余》卷三。

[18]颜元《存治编》。

[19]《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20][21][22][23][26]《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24]《颜习斋先生年谱》。

[25][26]《习斋记余》卷二《漳南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