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绿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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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尊重自己，保证健康，这是绿色体育之为“体育”的基本伦理底线；尊重对手，公正竞争，这是绿色体育之为“竞技运动”的应有伦理内涵；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这是绿色体育之为“绿色”的基本伦理向度。这三大价值支点构成了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其中，促进健康是体育运动最根本的内容；维护公正是体育运动从个体的、非竞争的功能转化为群体的、竞技的性质之后至为关键至为看重的内容；和谐自然是绿色体育至为新颖至为根本的内容。
一、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
何谓绿色体育?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是什么?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有的人认为，绿色体育是指体育运动的开展应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目的，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水资源的保护、废物利用和管理，保护人类适宜的空气、水和土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社会活动方式。它表达的是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不是可以随意使用自然资源来为其服务的，相反，要保护自然，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这种理解本质上并没有脱离环境保护的蕴涵，也说明了体育这样一种远离环保的活动开始注目自然，力图实践环境伦理。但是，这些对绿色体育理念的表达被认为是“浅绿”的，尚未提升为一种伦理精神，或曰没有具备一种伦理之维。
从绿色体育所表达的生态理念来看，它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即通过在自然一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一社会这一生态环境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之目的。生态体育中的“绿色”是通过三个层次来彰显的：第一个层次是“浅绿体育”，如包括种树、种草、绿化城市、保留和改善原有生态系统和人文景观、太阳能的利用、河湖与大气污染的治理、无公害材料在体育场馆中的应用、运动会结束后垃圾的处理等，它主要关注体育运动与环境的表面作用和影响，偏重于技术层面。第二个层次是“中绿体育”，指通过开展绿色体育，不但使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得以实现，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形态的体育、文化和环境能够相互协调、均衡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妇女能够广泛参加，各民族、各地区的体育项目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残疾人体育得到普遍支持，体育与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大众体育真正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等。第三个层次是“深绿体育”，指体育、文化、环境、科技等和谐发展观念的最终树立与形成。第二与第三层次的生态体育，主要在于探究体育运动不和谐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因此，它强调从技术到体制以及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是绿色体育的深层追求和最终指向。
由此可见，绿色体育具有相应的价值支点。首先，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在于促进健康，这是体育中看待人与自身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自己，保证健康，这是绿色体育之为“体育”的基本伦理底线，远离这一底线，绿色体育便异化去魅，行而不远。其次，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是维护公正，这是体育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对手，公正竞争，是绿色体育之为“竞技运动”的应有伦理内涵，偏离这一内涵，绿色体育便徒有虚名，华而不实。再次，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在于和谐自然，这是体育中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是绿色体育之为“绿色”的基本伦理向度，离开这一向度，绿色体育便名不副实，无从谈起。这三大价值支点构成了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其中，促进健康是体育运动最根本的内容，人类发明体育的初衷乃在使人类增强体魄，改善健康，因此，凡是违背健康宗旨，为体育而体育的运动项目、药品、器材等实际上是反人类的，不值得提倡、施行；维护公正是体育运动从个体的、非竞争的功能转化为群体的、竞技的性质之后至为关键至为看重的内容，无论是运动项目比赛或者带有娱乐性的趣味比赛，都要按一定规则，有序地进行竞技活动。竞赛就是竞争，必须在平等、公正、公平的原则下进行，违背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就无法展示体育竞技的本真价值和内在魅力，异变为一场混乱的游戏，成为狡诈、邪恶的演示场，而这显然是违背人类崇真向善爱美的基本人性的；和谐自然是绿色体育至为新颖至为根本的内容，崇尚绿色，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不仅关系体育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可持续问题。如果说，先前的体育可以完全不顾及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问题，那么，当体育继续漠视环境危机时，体育就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当人们谈论绿色体育时首先要涉及的是体育与环境的关系。
二、自然环境的价值学说
当今的奥运是竞技体育的经典形式。奥运的三种精神是体育、文化和环境保护。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林匹克精神不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耐力和活力，而且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崇高、[
纯洁的精神和道德。”就环境保护作为奥林匹克之精神来说，这句话是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人类意识到对自然万物负有尊重和保护的道德义务，是伦理学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大进步。自古希腊起，虽然有不少先哲认为，要把人对人的怜悯心、同情心、慈悲心赐予各种动物乃至植物，但这总是局限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而延伸的一种初步道德情感，而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道德情操是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传统伦理学并不把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纳入道德关怀的对象，因为在人类的视野中，自然万物的价值只不过是供人类驱使的对象而已，人类无需对它们承担什么责任。只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当自然界出现严重的失衡，演变为生态危机从而威胁到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时，人们才开始反思：人之外的其他生命是否具有生存的权利?自然万物除了可供人类利用的价值之外，是否具有自己的价值?
这两个问题使传统伦理学陷入尴尬。传统伦理学认为，这样的问题无需回答，人是万物的主宰，只有人才配谈权利和价值，人只对人负有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人应当保持缄默。然而，生命和自然也具有生存权——有按其当然之理的生存资格或利益即天赋权利。“生存权，从生物学上讲，是指为了生存适应性配合的权利。适应性配合，需经上千年的维持生存过程。这种思想至少使人们想到，在某一生态位的物种，它们有完善的权利。因此，人类允许物种的存在和进化，才是公正的。”首先对人提出的权利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肯定少数人的不完全权利(1215年，英国贵族的《大宪章》)到最终认可所有人的完全权利(1957年，维护黑人权益的《民法案》)，人类为此做出了数个世纪的奋斗和努力。当人类已经享受权利的阳光普照(虽然人们之间的权利仍不平等)时，权利的扩张是否到了“止境”，无需进一步扩张了?有的人认为的确如此。因为权利属人性，人之外的一切是没有权利资格的。有的人认为，这种把权利只授予人的主张是“权利的妄想”，实际上，权利是一种天赋资格，不是人为性的，富有进化性的权利必然根据自己的逻辑不断扩大其主体范围，虽然这极其艰难。然而，想当初，人类的完全权利的获得又何尝不艰难?——看看当今依然没有根绝的种族歧视就可知道。达尔文说：人类最初对异族不是“一视同仁”，而是不同情、不关心的。对异族的同情、关心是逐渐才发生的，乃至越来越细腻和越来越广泛、深透，形成人道这种美德，而人道观念发展到最后，“终被广泛到一切有知觉的生物”。承认自然权利就是承认自然与人一样是地球共同体的一员，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资格，就是承认尊重自然权利与尊重人的权利是一致的，就是承认尊重自然权利是一种唯有人才能达到的道德境界。
不仅如此，自然界还具有自己的价值。所谓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即自然的有用性，是为人类所利用的价值。自然的“有用性”表征的是人的需要与自然的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没有人的需要就无从标明自然的有用性；同时，自然也必须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有属性，否则就是“无用”的。这是以往人类对自然价值的唯一认识。然而，这不是最后的、科学的认识。因为在这种哲学视野中，自然的有用和无用，不是自然自身在“说话”，而是由人的主观欲望、偏好在“定论”。由于人的需要和愿望是发展的，这样，按照这种观点来评价自然就是可疑的。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只见自然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按照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看法，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的和自为(foritself)的价值，易言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自然自己赋予自己存在的价值(tobevaluabletooneself)或自己派给自己存在的价值(valuewhichassignsitsownexistence)，自然首先不是为他者而生存的，而是为“我”的生存。确证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确立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传统道德学说之所以在道德关怀上止于人类，无非是因为人类身上披戴着内在价值的光环，而自然物则被无内在价值的黑洞所吞没。生态伦理学就是要突破这种狭隘的视界，使自然进入价值场——除了为人而设的工具价值之外，还有为“我”的、维护“自身的好”(itsowngood)的能力即内在价值。设若这种确证成立，人们就无法推托尊重、保护自然的义务。生态伦理学家F．玛休斯认为，一旦一个系统有了内部价值，它就会要求它的存在不受破坏而受保护，这就是我们要尊重自然这种伦理态度的基础。
当自然权利和自然价值的理念得到确立时，一种绿色伦理就出现了，它与传统伦理的区别是：在自然观上，它反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以牛顿一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论，主张生态整体论和生态有机论，“是有机论——机械论——新有机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产物，是以新有机论为基础的、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在认识论上，它反对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为划定的主一客二分界线，认为这容易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割断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淡化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的认识；在价值观上，它要改变自然无限、无主、无价的观念，承认价值关系构成的普遍性，即不仅人类与自然存在价值关系，而且各种动植物与其环境也存在价值关系；承认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即自然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使用价值，还可以提供信仰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实践价值等多重价值；承认价值满足性质的双重性，即自然对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既有肯定性也有否定性价值，二者并存；承认价值意识功能的唯一性，即只有人才具有价值自觉意识，但这只意味着人对自然负有爱护的责任而不具有超越自然、征服自然的趋向；承认价值形成机制的多维性，即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但不是唯一创造者，自然的价值是自然自身被储存的成果。在道德理论上，它明确把自然作为道德对象，实现了道德领域的根本性突破——从局限于人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和非生命主体，从而使人担负的责任由定向性走向无定向性，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
三、体育与环境的内在关联
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场址的选用要占用大量土地。体育运动是一项需要占用大面积土地和设施的活动。一些国家为修建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而砍伐大片森林，有些国家为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会，特别是举办奥运会和洲际运动会，不惜毁坏大片森林、农田和绿地，大兴土木修建体育设施，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其次，体育项目的进行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每届奥运会筹办期间将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如举办措施不当将会大量破坏森林环境、矿产等资源和污染环境，甚至导致生态失衡。再次，运动会期间会产生大量的污染。奥运会举办期间，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旅游者观众等云集奥运会举办城市，给当地交通造成压力，并由此带来空气和噪音污染，大量聚集的人群又在不断地制造垃圾，这些都更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奥运会的水上项目也会污染水域，冬季项目会破坏植被，损害自然景观。体育运动与环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如27届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的400万居民就有50万人选择离开这个城市，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忍受奥运会带来的吵闹喧哗的城市环境。
体育要保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这些状况，并为全球性的环境好转做出自己的独特努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972年，美国的丹佛市迫于当地生态组织的压力，不得不拱手让出举办第12届冬奥会的权利；基于同样的原因，1974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市也撤回其举办第13届冬奥会的申请。此后，奥林匹克运动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体育运动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并在国际体育界率先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提出了“健康环境中的健康比赛”的口号；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每个参加者都得到了一枝加拿大的枫树苗，带回自己国家种植；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组委会使用临时建筑来减少对环境影响，对永久性的设施则以长期使用的理念进行设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市区烟尘对参赛者健康的影响引起国际奥委会的高度关注；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组委会通过专门的设置管理计划，缓和了当地印第安人对冬奥会影响环境问题的质疑和抗议，同年，汉城奥运会采取了一系列环境综合治理措施，使大气中粉尘和二氧化硫的含量降低，水质得以改善，并对汉江进行了长达8年的治理，完成了规模巨大的净化城市、美化环境计划；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发表《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指出，体育运动要“确信保持和发展人的身体、心智与道德力量能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内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和谐”，因为“体育运动并不局限于人体的幸福和健康，它还有助于人充分、平衡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体育绿色化明显是在绿色运动压力下的一种不自觉的选择，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体育的绿色化只是在体育与环境的二元技术层面做出反应，不免带有被动应付的痕迹和追赶时髦的嫌疑。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激增，为了消除和减少奥运会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祸患，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育界及相关人士开始对开展体育运动的行为和理念作出反思和多方面努力。
他们首先把自然环境净化指标作为竞办奥运会等大赛的重要条件。1990年9月，国际奥委会第5次会议决定奥运百年盛典的第26届奥运会的举办地时，争办城市雅典之所以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从一直领先的位置跌落，其污染严重占7个失败因素之首。这个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的发祥地，遭到无情的淘汰。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北京因空中粉尘含量过高，国际奥委会考察认为：中国环境保护状况，目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而陷于申办被动；相反，悉尼申办中的“强调优势”，就是濒临世界上最美丽的天然港，它使悉尼富有魅力和光彩。现代化、大规模的体育竞赛，需要人与自然和谐的氛围和条件。所以，199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百年大会，已把环境保护纳入人自身健康发展的议题，使现代体育不再危及承载人类生存的自然，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绿色体育与绿色伦理
绿色体育是绿色伦理的组成部分。绿色体育克服了“人一运动一环境”之间的割裂和破损，把体育融入社会，使体育与经济、生态相结合，要求在发展体育事业的同时伦理地对待与体育运动相关的自然界。绿色体育不仅需要形态结构的表象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还需要生态功能的内在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管理体制、生态保护意识)，更需要动态机制的潜在绿(拼搏竞争、协同共生、自力更生)。不仅要绿在地上(环境绿、景观绿)，还要绿在流中(生产绿、消费绿)，绿在心里(观念绿、行为绿)。
英国自然主义者麦考米克评论说，绿色思潮源于19世纪60年代末，兴于20世纪70年代，实质上已构成了可与哥白尼革命相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革命。这场革命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使环境意识超越学科门类、超越职业种类、超越各种社会屏障而成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意识，成为人类生存的意识。作为人类生活方式之一的体育，也同政治、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一样受到“绿色波”的冲击。自从奥林匹克精神涵盖了“绿色”以来，奥运会为了弘扬和实践这种伦理精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4年，第17届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就为此做出了表率。为了实现“绿色”的宗旨，此次冬奥会专门建立了一个“环境友好奥运会工程”，负责监督涉及环境的任何冬奥会开发项目，如劝说组委会改变在一个沼泽地带修建滑冰场的计划，以保护沼泽地中鸟类的生存环境；劝说组委会将雪橇赛场修建在远离城镇的地区并尽量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这是一届成功的“绿色体育”盛会，它对自然的尊重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自愿执行奥林匹克新宪章，提出了自己有关垃圾、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组织者认为，占地21英亩奥运百年公园、新建的节能水上中心和交通系统是其环保努力成功的证明。耗资2100万美元的水上中心是一个节能样板，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屋顶太阳能系统，它每年可节约3万美元的开支。而接送运动员和观众的交通车采用可使用替换燃料的车辆，大大减少了大气污染。如果说，这届奥运会在实践绿色体育精神方面还只是一个尝试，那么2000年悉尼奥运会则是对绿色体育所蕴涵的环境伦理的大规模实践。这届奥运会组织者对环境的承诺包括五大部分：即能量循环，水资源回收，减少和避免浪费，污染处理以及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保护。悉尼“绿色奥运”的一大经典之作，是对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海姆布士海湾进行全面清理和改造。在对占地160公顷的海姆布士海湾将近900万吨的家居建筑、商业设施和工业废物进行清理后，这个昔日超级废墟如今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体育设施之一，这里的奥林匹克公园也成为澳大利亚保护都市自然环境的研究和教学中心。悉尼奥运村住房中安装了一套太阳能光照、阴影、通风和能量有效利用的全套设施，使该村的可循环能量和能量功效的利用成为世界上同一领域的成功典范。保护绿色金铃蛙体现了悉尼奥运会尊重生命的道德情操。绿色金铃蛙是一种大毒青蛙，体长5至8厘米，寿命可达15年，曾经比比皆是的它们如今几近濒危。1992年当这种毒青蛙被再次发现后，悉尼政府对奥运村规划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定在奥林匹克公园对这种青蛙进行特殊保护，2000年奥运会召开时，这种绿色金铃蛙已繁衍成群。试想，如果体育中没有一种善待生命、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伦理意识，没有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观念，规模盛大、影响卓著的奥运会——这个人类本质力量最大显示场所会为一只有毒青蛙的繁衍而绞尽脑汁吗?
体育与绿色的融合，反映了绿色运动的强大势力和体育运动的顺势而动。实际上，如同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均来自自然界一样，体育也是孕育于自然的。从体育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体育与绿色生态环境密切联系的枝枝脉脉。无论是道家所追求的把自我主体融人大自然的自然养生体育，还是古奥运会和西方田径的自然竞争，无不蕴涵着人们对绿色生态环境的向往。东方的气功、武术、五禽戏、养生保健功等等民族体育项目，是东方人在绿色生态环境中生存和生产的产物；西方的现代5项则是西方人在绿色生态环境改造与创造中产生的。古代奥运会冠军最初获得的最高奖赏，是绿色橄榄枝编制的桂冠，现在奥运会奖牌上一直刻有橄榄枝的图案，它是智慧女神奉献给人类的宝物，进而寓意为人类绿色和平的象征。东西方体育与绿色自然的共源性和亲和性，使已进化和发展到远离绿色自然的人类，又不得不回头寻找体育曾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绿色家园”。绿色环境是体育运行和发展的场所和资源，它为人们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绿色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体育的运行和发展，影响着体育运动需求的内容，影响着体育社会活动和体育交往的规模。同时，体育社会活动也改变着绿色生态环境的面貌，体育人口影响着绿色生态环境的平衡。体育制度、体育社会意识、体育价值观念等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体育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改善和保护的动态平衡，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五、绿色体育与生态文明
绿色体育是生态文明的内涵之一。生态文明观是针对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文明观，它是现代文明观的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扬弃。它主张用生态的规则、规律及原理作为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处理人与自然、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现代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类行为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并对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大众体育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与拓展，无不说明了体育在维护人类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为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内容，亦进一步印证了体育之永恒的力量。与此同时，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为20世纪人类发展进程做出了伟大贡献。可以说，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已构建成为保持强大发展势头的现代体育文明，且正以它特有的形态、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行程。绿色体育的总目标是实施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奥林匹克二十一世纪议程》，在以生态建设保障绿色体育的同时，以绿色体育促进人、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展望21世纪，我们可以把绿色体育的未来描述为：通过绿色体育，促进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激励拼搏竞争的生态体育精神，使体育竞赛资源利用效率更高，使体育精神传播更快，使体育生态建设的实力更强；通过绿色体育，用生态伦理教育各国人民，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理念融入21世纪的新体育精神；通过绿色体育，促进以体育运动为先导的国际技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以及人类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型；通过绿色体育，促进人的观念改变，全民生理、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市和农村环境的快速改善，生态资产的快速积累和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快速加强，激励城乡产业的生态转型，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可持续能力的培育。
从体育以健康为初衷到体育也以绿色为旨归的进步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变，而是体育价值观的改变——体育不仅具有为自我身体素质的提高、为他者观赏的娱乐等功利色彩、商业韵味，更有着为世界环境的改变做出独特贡献的伦理精神，有着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独特品质。体育改变着环境，环境改变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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