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视野下的群众体育与身体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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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把体育理解为不同水平的身体卓越表现，通过媒体可了解记录体育的仪式，在学校通过测量可知晓人们在身体教育中的成绩。由此，人们已经懂得体育惯例，了解体育的神话及其价值，从而也了解到体育的本质。群众体育不是单一现象，这一事实早已在群众体育比较社会学研究中得以论证[3]。另一种类似的多样性论述经过不同国家的体育俱乐部及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和现代福利制度内部体育的比较研究得到发现。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可以从不同视角观察群众体育，其主要分歧表现在系统论和经验论上。有些群众体育组织试图用系统论来论述群众体育，这些理论经过整理归类后，得到了发展并应用于从上到下的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目标是健康、国民教育及其他。源于这些目标，从而产生了不同水平的训练和教育，证书、文凭制度得以建构，并随之产生指南、标准化和控制。这种方法是一种心智上的认真努力，一方面与所建立的理论有关，一方面又与管理流程有关。确实，这种方法也存在政治逻辑，它遵循公权力制度——从法律、国家目标和政府政策至人民实践活动。另一些组织则青睐用经验论来描述群众体育：自下而上。人们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体育领导、培训人员和教练均可自由行事，一切取决于含蓄的性别生理周期和特殊体育的特殊传统。身体动作的情景形成了一幅体育体验的画面：游戏和游憩，户外生活与旅游，舞蹈和表演性体操，和平足球，健身锻炼和流行庆典。自下而上的方法也可指“深层游戏”意识，这可以通过美国克里福特•吉尔茨的传统人类学对其进行理解。自下而上也可能源于大量的流行活动。无论如何，等级制会直面聚会和交流这类平面结构，控制会直面群体的自我决定。发生在欧洲的体育活动多样性的挑战不仅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元选择，其矛盾也不仅是多样性不确定的结果，它是历史长河中的偶发现象，是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匆匆发展产生的。在“二元”制和无限的“赌博游戏”间，可以找到它们所具有结构特征的初级水平。的确，智力方法的多样性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结构问题：不同国家的群众体育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间有不同的地位，它的存在也与市场有关联。

1群众体育的相关因素：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

国家。当群众体育作为明确的概念第一次提上政治日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概念提出者身居国家管理层。管理机构和大型半公共体育组织共同启动了一项工程，就是让全体国民参与体育。定义群众体育的普通价值并得到某些行政决定和资金，这遵循了公共逻辑。正如早期描述的那样，群众体育价值观大部分是由公共健康和社会融合构成，在与有组织体育比赛、运动成绩和奥运卓越价值观相冲突时会得到提倡。国家管理的结果是发动群众体育运动，建立“广泛体育”的框架。然而，这可能在已建立的体育体系内部产生矛盾。公民社会。群众体育概念从政治上层下传到普通群众，并达到现实社会行为的水平，不久便改变了群众体育的形象。如果把群众体育作为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来告知人们该做什么，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它必须融入已有的社会活动和传统中，最终被公民社会接纳。在群众体育概念翻译过程中，它在有些国家得到了认可或创新，并与已得到发展的流行活动相并存在一些欧洲国家，群众体操和体育产生于民主革命时代（1789—1848）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和组织认可了群众体育的新概念。不同的体育组织把新方法融进他们的历史并认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做的。在丹麦的流行体育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新概念，它产生于全国民主农民运动、人民学院和流行体操。前工人体育运动也把群众体育视为原始的团结一心的社会主义梦想的延续。荷兰的基督教体育运动则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加入群众体育。所有这些社会运动的共同点是，在不同程度地倡导公有社会和非竞技体育所主张的自愿合作原则。公民社会建立在自我组织基础上，独立于公权力的已存结构，甚至反对这些结构。这为政府策略或部门策略提供了理解群众体育的新视角。市场。市场是群众体育的第三种因素。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体育逻辑。公民社会的体育举措和可选择性的身体文化有时也会在市场上建立自身的商业圈。的确，自20世纪70年代，非嬉戏体育活动就已得到发展。这些活动与群众体育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即表现为非竞技性。但是，当其进入体育市场时，就必须遵守支付、回报和利润的商业逻辑。为了能在商业环境中生存，必须创建新的机制。这就是市场使群众体育边缘化的原因。商业体育是一种付费的体育，就此而言，它不是群众体育。群众体育的主要动力来自另外两个社会领域：公共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

2欧洲群众体育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意味着欧洲群众体育的全景会减至二元景象——公共逻辑对志愿主义，或自上而下策略对自下而上逻辑，或国家运动对社会运动。而且，群众体育也能在国家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得到发展。不同的公共人物之间差异巨大，群众体育发起人则可利用这些公共人物或受这些公共人物影响进行正确决策。以法国为例，在责任部门内部，体育部与青年及普及教育部间的关系很紧张，甚至，法国教育部内部更是如此。其根源是法国历史。他们发展了文凭和证书制度，而且带有竞争偏好，体育公共集权制似乎出现了危机。还有另一公共行为领域，其选择性有目共睹，即大学及其分权公共教育[4]。加泰罗尼亚作过类似情况的描述，但它带有自己的地区特性。西班牙体育政策遭遇加泰罗尼亚大学的特殊情况，在大学里，学者选择了传统游戏作为地区认同的独有特征[5]。在苏格兰，其过程又不同。苏格兰体育的出发点是基于存在单方竞技活动的体育制度，这种根深蒂固的公民自我组织的传统，令它很难开放并走向非竞技群众体育。然而90年代苏格兰政治权力下放，在此新形势下，产生了尽力解决苏格兰问题的苏格兰方法[6]。苏格兰权力下放逻辑引导公众意识走向新型的运动文化。于是，社区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并在与城市社区、公民社会的社会运动和公共机构的互动中得到发展。大学对待群众体育的态度也不是单一化的，有些继续保留传统的竞技性体育，有些则改进和发展了社区体育方法。在一些拥有源于自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大型体育组织的国家，可发现另一种群众体育。国家支持和福利发展推进一些体操组织化运动建立起强大的官僚机构，并不断地接受类似于公共机构的自上而下逻辑。这种趋势在德国体育运动中可以得到应证。丹麦体育中也有类似趋势。在芬兰，部门行为已把多样的自由体育组织整合为中央组织，并得到政府承认和资金支持。所以，介于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形成了一个官僚混血儿——公共形式的公民社会，反之，称为有公共诉求的公共机构。如果权力和国家逻辑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那么公民社会和自我组织也存在问题，突出地体现在性别维度，因为性别是民权运动的重要方面。某些流行体育活动，如法兰德斯1的民间游戏，北欧国家的户外生活，都带有超乎想象的浓厚的性别歧视。瑞典，这个力争平等的国家，儿童却通过体育被分隔为男女两方，尽管儿童早期没有明显的身体性别差异，也不能在一起活动，男女生不存在竞争。因而，公民社会的竞技体育鼓励某种性别顺序。国家公共体制可能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尽力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加以纠正。观察欧洲群众体育，却未发现纯粹的模式，这说明了欧洲国家体育模式的异质性。国家和公民社会因素总是混合在一起，因而必须了解其内部差异，可以说这些差异实际是政治差异。

3群众体育与身体民主

3.1群众体育的民主性

国家理性与公民逻辑的矛盾及其各自内部的矛盾，表明群众体育并不是次级层次的精英体育的翻版。群众体育不同于精英体育金字塔下的广泛基础。它不只是一种“正确性”体育，还能为公共制度所应用。流行体育也意味着人们根据自己的前提条件从事体育活动，与政治权力机构保持一定距离，但也保持一定的联系。人们自愿聚集于流行体育之中。若这是事实，群众体育则需要自己的哲学，该哲学不应发展于竞技性精英体育。群众体育哲学必须反映流行运动文化的前提和内部矛盾，即“身体活动、公民自我组织与体育认同是何种关系？”人们以自己为原则来进行体育游戏活动，这体现身体民主的内涵。民主不只是一套抽象的规则。民主是在人们的自我决定、自我行事的意愿下，相识于志愿者社区共同行动，必须遵守自己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吸纳和同化来自上层的某些举措。在概念层次，“民主”一词由两个因素组成，即人民(demos)与统治(kratia)。在其它语言的相关概念中也有这种双重结构，如丹麦语的折尺(folde-styre)和德语的统治(volks-herrschaft)意味权力或规则。从上看，人们能尽力将民主理解为国家或国家权力。民主介于政府与议会之间，但这失去了中心点，即民主-权力和自我决定的基础。民主并非始于古希腊语的“state”，而是从延伸家庭、宗族、村落的自我组织开始。从人民的视角来看，民主产生于自我决定，即部落社区、现代社会运动或新部落的自我决定[7]。人民（demos）生活之地即是流行体育发展之地。群众体育哲学有助于对人民生活的理解。民主产生于运动实践中人们之间的身体际遇。“群众体育”指出体育不仅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体育，而且是所有人的体育。但群众体育中“群众”指谁？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群众体育”实际上不是指所有个人进行体育活动或被迫进行体育活动。体育一旦被理解为“所有个人的责任”，就会倡导强制体育，而不是流行体育。这样体育就不会从人民中来，由人民去开展，即自下而上的开展。它宁愿是类似于全体民众的国家体育，自上而下的开展。它甚至可以是反人民的体育，就如法西斯和其它独裁政权的表现。由自我意愿组织的群众体育情形却是截然不同。公民社会中的“群众”不同于国家的“群众”。无论如何，群众体育中的“群众”是谁的问题与另一问题相关，即“民主之人是谁？民众是谁？”

3.2民主之人与体育之人

若民主不只是一种统治、代表和政府制度，那它也是人民自我参与的一种方式。不理解“人民”是谁，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民主。人们相聚一堂处理事务，他们自愿活动，也可在代表的协调下进行活动。人们不仅是因需求而参加活动，如同工作一般。他们也为快乐而相聚，参加庆典、跳舞、竞赛、娱乐游戏。人们聚集一起参与体育活动时，会产生合力，生活的民主就在团聚的气氛中得以发展。在舞蹈和游戏中，人类获得了体验。当人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会在建立对他人认同的基础上，以聚会的形式施以行动。这些自愿活动和能量联合的整体性就是人们称谓的公民社会。因此，人的身体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可用大脑运动、体育和游戏的方式去理解民主：它是作为一种人们一起游戏的方法。嬉戏的基本体验就是活动内容不是单一的，亦即体育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总是在玩某种游戏的同时还进行其他的活动。民主也是如此，没有单一的民主，而是复数的民主。公民社会具有多元特征，那是内部矛盾问题。当尽力考虑民主的多元性时，会从早期民主革命时使用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得到意外帮助。1789年人们思考和梦想的相互联系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要素，其内部矛盾和建立民主的不同方法很快表现出来[8]。自由是理解民主的关键词，它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倡导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是最卓越的自由世界。市场化竞技体育也是如此。顾拜旦所强调的奥林匹克运动理念是一种夸张逻辑，他认为奥林匹克体育应无限地夸张但需合乎逻辑[9]。同样，商业逻辑越来越走向自由——建立和购买自己的认同，人们不禁会问“这是指向‘个人’的无限自由吗？”平等通过突出社会平等以作为民主交流中支撑相聚的前提。平等主义民主要求国家出台公共策略，来寻求保护以免于富人、强势群体和受过良好教育人的压迫。国家至少作为北欧的福利国家概念是平等的保证。体育层面的平等通过体操表达出来，不同地位和行业的人们健身其中，没有任何竞争。然而，还有一种民主思想认为缺少博爱或妇女联谊会这个要素，自由与平等间的游戏就不会顺利进行。在公民社会体系中，可发现社群民主的博爱。在流行体育中也能找到博爱，人们跨越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游戏、舞蹈和庆典中欢聚一堂。因此，自由、平等、博爱经典口号展现了一幅理想民主的画面，但它不能构成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联合体。事实上，它体现和表达了潜在的矛盾。群众体育一如继往地在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自由是人们在选择游戏和舞蹈时表达的内容。在这方面体现出，群众体育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方法。但是，市场和精英体育中的自由，是指赢者少输者多。群众体育倾向于把这种方式倒转过来，即在流行体育中，“我们都是获胜者”。或许，这是群众体育中“群众”的更深层含义[10]。平等指所有的人在社会精神需求上都是同等的。然而，人们不仅平等，而且实际上他们是不同的，有时是非常的不同，这需要辨别。群众体育不会使所有人平等，但可以发展文化差异，它建立在相异、博爱和手足情基础上，通过流行体育，公民社会拓展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聚会氛围。协会的团结和聚会气氛似乎是作为流行文化的群众体育的重要成份。因此群众体育可平衡不同价值观的关系，类似于民主能平衡其基本思想的关系。

3.3作为物质、建构、运动的人

运动中的身体及“人”与北欧国家人的地位有关。身体运动的视角允许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人”，“人”其实就是民主之人和流行体育之人。传统上讲，学者们一直在为“人”是否为本体论述语、是否为物质性或思想的概念争论不休，即传统命题对物质的“人”和建构的“人”两种诠释的争论妨碍了对“人”的进一步理解。作为物质的人。几十年来，研究者和政治思想家尽力将一特定民族定义为某种物质或本质。人被视为物体。“物质的人”通过血源、语言、历史起源、领地、宗教、习俗、民族性格、内部心理倾向、国家宪法、普通经济、交往社会区等进行物化。典型的物化案例来自纳粹制度，它试图通过测量头和鼻等指数来区别基于种族和基因遗传的“人”，这种生物物体性的探索最终仍然失败。但是“人”的自然化是物化的系列过程中的唯一案例：丹麦人是讲丹麦语的人，法国人的祖先是高卢—凯尔特人，爱尔兰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是接掌宪法的人。物质论观点总是侧重“人”是什么，而不强调人如何成为人的方式。“人”被视为静态的物体，而非动态的物体。作为建构的人。与物质论观点相反，另一种有关人的诠释迅速得到传播，其观点是把人视为一种“思想”，视为仅为建构成的物体。在古典空想主义思想中，有人认为“人”是由国家思想创造的。通过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宣传，民族——人民的思想得到宣传并最后被创造出来。这种建构具有典型的精英内涵：“人”没有发现自我，它是由上层建成。历史是由伟人创造。近来，传统地自上而下的观点随某些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得到重生。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民族”，只有大量“个体”的存在。“个体”人为地并以可想象的社区形式建构成了“人民”（peoples）和民族(nations)。“人民”（nation-people）通过印刷媒体、清教徒和中央集权国家、学校和普通语言（亦即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建构所成。倘若人们强调这种观点，则“人”仅仅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想）。这种观点在一些已有的传统帮助下得到假设。尽管这种社会建构主义可能有点像批评理论，但它与精英理想主义的古老传统密切相关，它重建了“伟人”是“人”的创造者。在这种图式里，权力创造人。而且它并未解答在民主与革命、体育、节庆和流行运动语境中人是如何走向认同的基本问题。作为运动的人。若讨论“运动”，则基本物质对社会建构、客观主义对主观主义的双重形式就会显现出其局限性。如果“人”被理解成“人际运动”，那么既不能定义“真”人（比如丹麦人究竟是什么？），也无法体现一些可控制人的思想。这种概念有助于对“人”和“人口”深层差异的理解，因为有时，“人”与“人口”经常混淆。“人口”以静态形式存在，而“人”总是处于动态。人是运动的身体和公民社会中社会运动的灵魂。在某些重要情况下，这些运动可找到戏剧性的身体表达，就像人们走在大街上，突然大声呼喊：“我们是人民！”这种民主呼声在早期革命时代（1789—1848）就有案可查，并于1989-1891年大革命时期得到重演。“我们是人民”既未表达“我们是同一血缘”或“我们是同一种族”的民族物质性，也未表达“我们是思想”或“我们是可想象的社区”的思想建构，但它表达了一种运动。通过声称“我们是人民”，这些革命的人陈述道：我们在运动，人民是运动的人民。群众体育与这种观点有关。流行体育可理解为表达诸如“我们是人民—我们在运动”的革命口号的身体方式。群众体育表达了身体角度的民主基本内涵。

4结语

民主的核心是自我决定，同时，民主即为关系民主，它不是我与我的关系，而是我与我们的关系，是信任的关系[11]。体育能够在民族内和民族间产生信任和认同。群众体育是自下而上民主哲学的一种挑战。我国群众体育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参与人群,开展形式，都堪称世界之最。群众体育特点表现为以增强体质为价值取向，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健身欲望和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体育哲学理念，其根本特色为“全民健身”。90年代中期至今，群众体育哲学表现出自下而上的趋势，这可以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过程得到证明，因为它既重视了广大群众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及利益表达，又重视了体育界专家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对话基础上得到整合和协调。[12]

作者：梁汉平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贺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