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范文精选

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作者：毕慧婷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一、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工业时代

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论爆炸”：结构、后结构、解构、后殖民、新历史等主义纷至沓来。西方文学研究总体思路由此发生转向。文学作品也不再被认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图”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学批评行为积极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论热”浪潮中兴起的各种理论都深受解构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批评思路，尤其是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而新的视角，对于解除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中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译介使用这些理论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颖的批评话语所吞噬，丧失了独立判断，非但没有对文学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学作品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将文学批评降格为理论的注脚。文论的极度膨胀挤占了文学性的空间，文学批评也由此丧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结论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论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谈。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没落的重要原因：花样繁多的新潮理论逐步掏空了文学所能指涉的“真实”。诚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教授所言，近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致使文学“沦落”为与时尚、肢体语言等其它符号系统同质的材料。

“理论热”后期，理论演化为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晦涩难懂，甚至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不仅严重背离了将文学评论的焦点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还走入了理论的虚无，使得美国文学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归文本”。虽然“回归文本”目前还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种正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强调文本才是文学批评的中心。推动这一转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传统思路认为的“背景影响创作”到解构时代的“语境决定意义”，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语境日益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并且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盛行，其界定日趋泛化，文学研究的话语权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吞噬，对于“文本结构与质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注”长期被忽略———回归文本无疑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

三十多年来，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已从最初的简介概述发展到现阶段专题式、阶段性的研究。美国文学史的编修即为很好例证：从过去权威的独语式模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多声部体系，不再以大历史的视角试图对美国文学的全貌作综述性的展现，而是专题式、阶段性地呈现美国文学的特点，形成了多元文本间互补、并存的态势。我国第一部美国文学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国社科院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编写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1978）。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这部文学史在参考原版蓝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带有强烈文化专制主义倾向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但从整体上看这部文学史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为读者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起到了先导的作用。1988年，《美国文学简史》上册的修订版与下册同时问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显“左倾”的观点。1998年，《美国文学简史》再次修订，增加了很多当代的元素，在展现美国文学历史轨迹和背景的同时，还兼顾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关注。因此，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颇受好评。同样很有影响力的是由南京大学的刘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学者们用六年的时间编撰，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本）。该书在学术界广受好评，可谓是中文版美国文学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实、视野广阔，弥补了很多国内出版的同类型专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等。

近年来，很多专题式、阶段性的有关美国文学专著也相继问世。程锡麟、王晓路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当代美国小说理论》（2001）中全面阐述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黄禄善在我国第一部美国通俗小说的专门史《美国通俗小说史》（2003）中系统地梳理了17世纪到20世纪末美国通俗小说的演变，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华等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中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细致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间的交融与互动；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研究》（2004）中采用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多重理论视角详细叙述了美国成长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开拓性。此外，还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剧小说研究》（2002）、杨仁敬的《解构与重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2004）等，都对美国文学的某一侧面或者时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优质学术成果表明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日益多元与开放，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研究广度的拓展：经典

人的生活方式也就决定着从文化到文学的基本特质，因而就可以说，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共同基点就是人的生活，而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起点就是:在相互对应之中包容，在表达差异之中分离。这就表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有包容性与分离性这样的两重性的关系。只有当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得到某种确认之后，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问题上，或许才有可能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首先，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关系来看，有人认为:文化研究视文学为文化构成之一，而文学研究需要对文化文本进行整体化思维，仅就比较文学而言，如果没有这样的对“他者”文化的认知与介入，并且不能采用整体化方法，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将遭到质疑，乃至“这个学科总是难以确立自身”，而唯一可能的出路也许是“研究面的广阔无边”。［1］(24～30)对于民族文学研究来说，也许显得更重要，因为民族文学研究缺少来自“他者”文化的对照，往往会因对民族文学文本自重而忽略与之对应的民族文化文本。这就意味着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包容性关系仅仅是文化文本对于文学文本的包容，正是文化文本奠定了文学文本的对应基础。其次，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关系来看，有人指出:文学主题与文化现象之间具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尽管在符号表达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1903年飞机在天空中第一次出现，不仅使“飞行在大众传媒与生活中都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且“甚至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发轫于1909年”，尤其是未来主义诗风的鼓荡与飞行紧密相关。飞行的生命活动与吟诗的自由创造之间，通过符号的诗化来弥合了表达差异，飞行家成为中外现代诗人的一种代名。［2］由此可见，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表达差异，主要表现为符号的差异，而从文化符号向着文学符号的审美转化速度，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是越来越快。这就意味着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分离性关系不过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符号分离，正是文化文本提供了文学文本的差异前提。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概念上去。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学术现象就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众说纷纭之中，难以形成共同认定的学术界定。不过，所有的已经出现过的种种界说，似乎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向，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文本;而文学与人的生活方式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艺术化文本。这样，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定义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公约数:文化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在成为文化的符号化的审美产物的同时，不过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由此出发来考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而雷蒙•威廉斯则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从基于文化的定义而倡导“文化分析”———“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威廉斯这一自认为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尽管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影响，但是，这一文化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来进行文化构成因素的考察，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构成因素———“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义，被认为具有着这样的理论意义:“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3］(2、6、125、126、8)这无疑表明，将文化与文学同人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对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具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更具有着理论启示的意义: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考察，通过文化的定义来进行建构文化学的学术尝试。这首先就需要从大文化观的转化开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的生存方式，还是人的生产方式，都同样表现出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为维护生命存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生命活动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个人需要，而且这样的个人需要必须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否则，个人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方式作为延续生命存在的群体生产的总和，自由创造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群体需要，而且这样的群体需要必须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否则，群体也就难以进行有序的自由创造。从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来看，较之个人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历史底线，个人需要的简单也就导致了生命活动的单纯，因而对于个人需要的保护往往止于习俗，建构了制度性基础;而群体需要所展示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高点，群体需要的多样也就引发了自由创造的丰富，因而对群体需要的保障通常诉诸法律，建构了制度性体系。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个人的生命活动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体的自由创造以展示人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在社会学传统中，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简化为经济、政治、意识(狭义上的文化)三要素。这样，通过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学术扩张，在进行大文化观的转化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公约数，来进行大文学观的转化。正如威廉斯所说:“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3］(129)这就表明，不仅文化可以包容文学，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来看，无论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还是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从旧历史主义向着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范式转型的“文化诗学”中显得犹为突出。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文学研究突破文学的对象性封闭，将研究对象扩张到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从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理论对话扩大到“艺术史，文学研究本身，音乐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促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理论性对话。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理论文本与文学理论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性对话之中，随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进入第二阶段，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围绕文化研究所展开的争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战为自身赢得了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关注点日益从原则性的理论表述迁移开来，它更加关注在实践中采纳新的范式，跨越种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新的范式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学研究所基于的传统文本经典不再具有无可非议的特权。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专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认为，文本分析应当面对‘整个实验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有时贴着相当模糊标签的文学’。”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体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重叠之处”，“所以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终寻求对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程度和影响力加以调查”。［4］最先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出现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影响是最大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理论。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1995年发表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接受过程中，我最感遗憾，并且现在要竭力加以纠正的一点是:表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书评家，都错误地、不无夸张地声称本书是反西方主义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文化是混合的、异质的，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所说，文化，还有文明，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而无法对它们的个性进行单一的或粗线条的描述，今天，人们怎么能奢谈‘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包括一些价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种超然的优越性”。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现实存在，不过表明“一种广泛地以减轻帝国主义对思想和人类关系束缚的影响的新阐释和学术事业已然出现”。［5］

事实上，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关系十分紧密，涉及到文化霸权的政治性质，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来说，很难由此而促成具有研究范式更新意义的文化研究。所以，性别研究理论对于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出现，也许将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萨义德”同时的“文化人类学大师安•艾勒斯”，可以说为性别研究理论提供了人类学的启示:“艾勒斯关于社会与性别的代表作是1995年出版的《神圣的欢爱———性、神话及肉体的政治》”，它“揭示了亲密关系———两性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向心性，这种亲密关系不仅直接影响我们的个人发展，而且与构成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结构相关联。艾勒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运用了社会—政治分析:社会如何将信仰和法律建立在快乐或痛苦之上，而这一切是如何紧密地与社会建立肉体接触关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6］显然，就中国文学研究来说，运用“社会—政治分析”这一方法，对于已经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因而也容易被接受。不过，面对从性别政治转向肉体政治的研究路向，恐怕在一时间是难以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的，至少，在目前来看，中国学界对于肉体与政治的术语联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予以排斥。不过，进行有关人的生活的整体研究的学术浪潮已经势不可当。无论如何，“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的更新，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在理论文本的意识形态对话中，已经率先促成了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为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文本基础，这一点无疑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探讨赋体的起源时不仅提到屈原、宋玉的《楚辞》，而且还进一步追溯到更早的言志之诗与记事之史篇，指出《楚辞》其实隐含了诗歌与史篇二体，此二体都与文字学息息相关。关于赋体的分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分赋体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但未说明分类依据。刘师培继承此分类方法并对分类依据加以阐发，其《论文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

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3］232233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为班固区分赋体的依据，无疑更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他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然而，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羽猎赋》《蜀都赋》都属于聚事敛材、旨诡词肆之作，而司马氏之作归入写怀之类，扬雄之作则归入骋辞之列，无疑令人颇生疑问。其实，章太炎《国故论衡》早已指出扬雄与司马相如在赋体上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扬雄之作不应列入骋辞之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划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赋体文学的性质及对待赋体的态度，此时期的学者也有所关注。“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不少学者极力标举白话文，排斥贬抑文言文（包含赋体在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斥责两汉赋作过于讲究雕琢辞藻、一味阿谀奉承，辞繁意寡，可谓一无是处，这无疑也抹杀了赋体文学体物的性质。针对此类言论，郭绍虞撰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加以反驳说：“有些讲文学史的人，因为反对旧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而以为汉赋在文学史上为最无价值，或且不认之为文学。……假使知道赋的性质重在体物，重在描写，那就不致认为赋是一无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学作品了。”［4］8687此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否定赋体文学性的观点起到了纠偏正谬的作用。郭氏还借助现代的文学观念解释赋体的性质说：“前人对于苏轼《赤壁赋》，也有何以不称为《游赤壁记》之疑问，但是我们假若明白赋的性质，凡用文的体裁而有诗的意境者是赋，那么这种疑问也就不会有了。”［4］87陶秋英从铺陈的角度探讨赋体的文学特征说：“我们既承认赋是文学的一种，我们再把现代文学的眼光，和赋的时代的鸟瞰，来整理一整理，可以很清楚了。……总结的说，赋是什么？赋还不过是文学而已。文学的条件是什么，文学是感情、细腻的描写和美组织起来的。所以合于有情绪的，细腻描写的，美的，才是真正的赋。而尤其是它的唯一的特色，乃是细腻的描写，即所谓赋者铺也。不管是一种情绪，一种美，都得细腻的描写，不管是古赋今赋，汉赋魏晋六朝赋，也都是共有细腻的描写的。所以‘赋者铺也’是赋的特色。”［5］5关于赋体文学的归属，郭绍虞、曹聚仁、朱光潜都认为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属于散文。郭绍虞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4］80“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4］80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

曹聚仁撰文《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也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6］361该说亦认为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朱光潜则说：“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7］185“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7］185朱氏认为，赋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刘麟生也说：“赋之为物，实介乎诗与文之间。赋大率为韵文，而骈体又为其重要工具者也。”［8］23上述诸说都提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特殊而独立的文体。这一时期，有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赋体的发展演进，往往继承前人之说，却又有明显的突破，如有些韵文史、文学史言及赋体，多承袭古人以汉赋为主、轻视唐宋以后赋的片面观点。1927年，陈钟凡所撰的《中国韵文通论》出版，该书承袭清人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观点，认为赋体发展到六朝末期已走到尽头，此后之赋则不足道，故以汉魏六朝赋为主要论述对象。当然，有些学者也能提出不少较深刻独到的见解，如刘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提出，赋常常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魏晋赋篇幅短小，而题材范围扩大，个性化、情感化倾向比较突出，南北朝时期诗歌盛行，因此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这无疑是从赋体本身的演变发展规律得出的准确结论，对于赋体文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该时期对汉晋六朝赋的笺注性研究也较有特点，无论是古文家还是骈文家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这在他们的赋体笺注性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步瀛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弟子，长于笺注之学，著述颇多，不仅撰有《哀江南赋笺》，而且还有《文选李注义疏》（未完稿）传世，后者仅完成前八卷，包括《文选》中所选录的汉晋时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潘岳、左思六家13篇赋作，基本相当于一部对《文选•赋》加以笺疏的著作。此书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29年初版，1985年经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后由中华书局再版。李详为骈文派代表之一，亦精于笺注之学，为文治学服膺清代骈文家汪中，感叹汪氏之文用事高妙，曾撰《汪容甫文笺》，此外，还有《庾子山哀江南赋集注》《选学拾沉》等。综观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视野较开阔，范围较大，视点较多，虽然研究成果总数不是很多，但也出现了几种较有创见的论著。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徘徊与探索期（1949－1977）

自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古代赋体文学研究处于徘徊与探索时期，范围有所缩小，研究力量有所减弱，论述深刻的成果较少，但部分成果为新时期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汉大赋一度被斥为形式主义作品，脱离现实，因此多数学者对其都加以否定，而对汉末抒情小赋却高度赞赏。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汉大赋“内容空虚，只务雕琢藻饰，是极端形式主义的作品”［9］137，然而，有些咏物兼抒情的赋作多少还有一点价值。此书认为，由于汉末抒情小赋可以揭露社会黑暗，所以值得称赏，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抒情赋虽然继承了汉末抒情小赋的传统，但没有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赋家们一般缺乏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赋没有成为反映现实的工具，而且它又逐渐骈偶化，堕入形式主义泥坑里去”［9］143。瞿蜕园的《汉魏六朝赋选》对于赋体的发展与评价也较具代表性，如该书《前言》说：“东汉以后，赋家的另一倾向是：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如班固的《幽通赋》等，而陆机的《文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更是富有创造性的。”［10］3“流传到今天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由于统治者的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的流品与地位，就和‘俳优’相差不多。”［10］3“南朝末期的宫体赋，内容和形式都趋于艳冶和雕琢，可以说是赋的没落，但它对后来的七言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到了唐代，因作律赋为进士考试的科目，律赋就和宋以后的制举文一样，不再有什么价值了。”［10］4此书选注汉魏六朝时期20家之赋共20篇，其中，汉代8家，魏晋六朝12家。从入选赋作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抒情类，可见作者对抒情赋的重视。李嘉言《关于汉赋》一文对于汉赋的评价比较客观：“汉赋尽管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创造性。它集中表现了汉族语文的特点并发挥了其在文学上的效用，丰富了后世文学的语言和风格，对后世写景文学起了先期的锻炼作用等等。”［11］关于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该时期有些成果曾予以论及。李嘉言的《辞、赋、颂》一文从文体渊源及演变入手分析辞、赋、颂的关系，指出三体由分而合的趋势。此文还提出，楚辞体的赋的笔法并非屈原所独创，而是当时文学创作中较普遍的现象，这对后来学者探讨楚辞与赋的起源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973年出版的何广棪的《汉赋与楚文学之关系》一书立足于前人研究之基础，着力探讨了由楚辞向汉赋的演变及二者的异同。论及由楚辞向汉赋的演进时，著者引述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的观点，指出汉赋多数出于屈原，少数出于荀子，出自陆贾、杂赋者极少，从而进一步说明汉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这实际上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赋的分类角度入手分析的。论及汉赋与楚辞的不同时，著者又引述扬雄《法言》中“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以此区分辞、赋之不同。这一时期对于赋家赋作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如胡念贻的《宋玉和他的作品》《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易振的《〈七发〉读后的联想》、刘开扬的《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等，诸成•18•果为新时期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状况相对比较沉寂，而且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先秦两汉赋（尤其是汉赋）方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界对于汉赋的评价往往拘泥于现实主义的标准，以致出现不少偏见。然而，不可否认，有些成果对于新时期以后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繁盛期（1978－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