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论文：谈论鲁迅早期思想与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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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春

一作为新伦理的科学

受晚清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青年鲁迅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外，还尝试了科幻小说的翻译。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月界旅行》是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该小说讲述的是美国的一群天文爱好者在亚电等人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飞船并成功登上月球的故事。与同时代人相比，鲁迅对“科学”有不同的理解。洋务派将中国的被动挨打归因于科技的落后，提倡实业救国。维新派则认为，政治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因此需实行君主立宪。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青年鲁迅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后又到日本学医。然而，鲁迅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的知识，“科学乃是伦理甚至精神问题了”。5在翻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初衷并不是要普及科学知识，而是想要倡导一种新伦理、新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便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部小说。他指出，人类依靠理想、意志和科学技术，正逐步地征服自然，因此，是“有希望之生物也”。而小说作者正是“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鲁迅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证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认识能力的伟大，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6因此，鲁迅特别重视小说的审美效果，而有意排斥其科普功能。他指出，“胪陈科学”，会导致“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的局面。要激发读者的兴趣，必须“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因此，便需要“掇取学理，去庄而谐”，最终“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7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鲁迅对小说做了一些增删改易。首先，在文体上，鲁迅采用了章回体。这也是晚清翻译小说的普遍性做法。鲁迅的译本每一回都有回目，在很多回的结尾有回末诗，又有“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语。其次，在内容结构上，鲁迅对原文的各章进行了“截长补短”。他删掉的章节主要是原文第五六两章。这两章讲的都是人类对月球的认识，属于一般知识的介绍，没有情节的推进，难免让“常人厌之”。同时，他还对不少章节进行了合并。比如，原文第三章讲巴比堪的报告所引起的反响，第四章讲剑桥天文台的建议，而在鲁迅的译本中，这两章被合并为第三回。这些被鲁迅合并的章节，大体上都属于一个故事单元。为了满足章回体小说在叙事上的紧凑性，鲁迅尽量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浓缩在一章里。在随后翻译的《地底旅行》中，鲁迅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最后，在语言上，鲁迅采用文白混杂的形式，并做了删削。他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8这样的处理，显然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译作不多。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幻小说中所蕴涵的探索、进取、求真的伦理精神。他的翻译，只是为了传递这一精神。而对翻译这种行为本身，鲁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二“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比较文化视野与翻译的使命

1906年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开始反省科学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危机。在这一比较文化的视野下，鲁迅的翻译观也发生了飞跃。沿着早期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的思路，鲁迅开始反思科学的局限性。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赞赏了科学的发达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但对于中国的“兴业振兵”之说，鲁迅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仅炫于当前之物”，“惟枝叶之求”，只看到了西方科学发达的表面现象，却“无一二士寻其本”，违背了“进步有序，曼衍有源”的发展规律。他提醒人们，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则“所宅不坚”，不能长久，而必须追寻科学得以发达的文化根源。他认为，“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为人间曼妙要旨”，必须与科学协同发展：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9鲁迅认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决不能“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仅仅注重科学，就容易造成人“精神渐失”，而最终，失去了文化的沃土，科学也必然“同趣于无有”。在随后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首先再次批评了洋务派“竞言武事”的救亡思路。他的批判，并不是从兵工科技对挽救危亡无效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着眼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他认为洋务派只知道学习西方的兵工技术，却不知道与古人相比，不过是杀戮的机械先进了一些而已，根本无法显示人类的进步：“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10然后，他又批判了维新派发展实业的主张。他认为在“国若一日存”的情况下，发展实业，或许能够“广有金资，大能温饱”，但如果“怙恃既失”，就有可能“被虐杀如犹太遗黎”11，而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这会助长人们自私自利的思想，并不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

三“内曜”与“心里的烦闷”

鲁迅带着一种更明显的译者身份，逐渐成长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从1909年起，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域外小说集》（短篇集，1909，与周作人合译）、《一个青年的梦》（剧本，1920）、《工人绥惠略夫》（中篇，1922）、《现代小说译丛》（短篇集，1922，与周作人、周建人合译，其中鲁迅译9篇）、《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内心的挣扎和苦闷的，另一类则是反战文学。鲁迅对这两类作品的翻译热情，也能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归属。首先，鲁迅热衷于翻译表现内心纠葛的作品，与他对科学的反省，对实利主义的批判，对人的内部精神生活的重视有关。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将他的文化解决方案，又在精神层面上做了更为详细的引申。这一解决方案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内曜”。鲁迅指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少数“知者”身上，必须由他们对后觉者进行启蒙：“属望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而这些“知者”率先的觉醒状态，便是所谓“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这种觉醒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它的发生，有时需要一定的“外缘”，但一个人对于内心的忠实，坚持独立的选择，不为外界的毁誉所左右，才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唱和而不与之言。”18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恰恰是19世纪的文化所缺乏的。鲁迅认为，物质文明的兴盛，导致人们更重视实利，为此常常不敢坚持己见，而外界社会，也会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压制，长此以往，便造成了个体精神的苓落。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批评维新派立宪国会的主张时就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借众以陵寡”的危险，让人丧失自我，“皈依于众志”，19而更多的人则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20因此，他特别赞赏尼采、叔本华等人“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这便是“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从“物质万能之说”中觉醒过来，张扬个体内部精神生活的结果。21这不但是20世纪文明的主流，而且，对当下中国的救亡事业来说，也是急需的：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傌，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22在鲁迅看来，当下急需少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能够挺身而出，探索真理，通过“评骘”比较，批判地接受不同的文明，作为启蒙资源，“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启发更多人的觉悟。在这里，鲁迅暗示了这种先觉者可能的遭遇。他们有可能被世人称赞或者诋毁，有可能被追随，有可能被孤立。但在任何情况下，先觉者都不应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鲁迅认为，很多天才（性解）就是这种为真理而不惧抗俗的英雄。他们往往为世所不容，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统治者为了“保位”，百姓为了“安生”，都不允许“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23《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拜伦、易卜生等人，都是这样的天才。而在鲁迅后来的翻译和创作中，也有不少表现这类人格的。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也在呼唤着这样的天才：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他希望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能够让少数“卓特”之士，“不为常俗所囿”，领会其中独特的“心声”和“神思”，由此培养一种天才（“性解”）的精神品格。这里的“心声”也是鲁迅的文化解决方案在精神和美学上的重要投射。一个人在觉醒之后，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24这就是所谓的“心声”。它是内心的真实表达：“心声者，离诈伪也。”25如果每一个觉醒的个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心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那么，一个独立的个体就真正诞生了。这种“心声”也会感染他人，“发国人之内曜”。而如果人人都能够发现自我，那就会迎来群体的觉醒：“盖惟有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6因此，少数天才发出“心声”，真实地表达自我，是开展启蒙工程不可避免的步骤。

四“反诸己”与世界主义

关注内部的精神生活，让鲁迅对描写“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的作品产生了热情。如果说，这些色彩暗淡、基调悲观的作品，反映了鲁迅思想和精神中黑暗的一面，那么，鲁迅对反战小说的翻译热情，则显示了其光明和积极的一面。从《域外小说集》开始，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便成为鲁迅翻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能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根源。鲁迅指出，疗救19世纪以来文化的偏至以及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转向主观的精神生活，促成“内曜”的发生。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精神秩序，个体之间就难免产生冲突，压迫与侵略的现象就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真正的觉醒，不但包括自我意识的发生，还应该包括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合理关系的想象。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将部分民族主义者表现出的以牙还牙式的“崇侵略”的倾向，归结为“恶声”之一。他认为这是一种“兽性其上”的表现。但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人类的兽性，而是认为，一方面，人类的兽性不可能得到消灭，它一开始就存在，虽历经进化，但“古性伏中，时伏显露”，另一方面，兽性也不应该被消灭，因为它对于个体的存在是必须的，如果和平日久，则“民性柔和，既如乳羔”，42一旦遇上兽性者入侵，则无法自保。因此，他反对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真正解决侵略问题的出路，需要精神上的“反诸己”：“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43“反诸己”这一精神活动，“意味着主体进入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落实和体会‘人不乐为皂隶之心’”，然后再反过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由单一关系的存在而发展为一种相互关系的平等存在”。44因此，它的真正目标，不是让被侵略者取代侵略者的地位，而是让双方在精神上彻底清除“强／弱”、“主／奴”的二元对立模式，将一切他者视为平等的存在。而如果将这种个体间的精神秩序，推及到社会，以至文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不但中国可以摆脱受侵略的处境，而且整个人类也将彻底根除侵略现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鲁迅对反战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域外小说集》中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翻译的最早的一篇反战小说。该小说以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俄国士兵伊凡诺夫的口吻，写其受伤后被被遗弃荒野四日并最终获救的经历。在荒野中，面对被自己刺死的土耳其人的尸体，伊凡诺夫反问：“斯人浴血死，定命又何必驱而致之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与？每当夕阳西匿，则出坐茅屋之前，翘首朔方，以望其爱子，其心血，其奉养者之来归也！”最后，他领悟到自己与他“皆同也”，对发动不义战争的统治者提出了批判。这种精神上的“反诸己”，与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对战争的歌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也是一篇反战小说。小说写俄土战争期间，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兄弟国家也卷入了战争中。保加利亚的威尔珂立下军功，受到了表彰。然而，“只有一件，这简单的农夫不能懂：人为什么和塞尔比亚人打仗呢？”在后记中，鲁迅明确地批判保加利亚的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45而这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也将“塞尔比亚人”视为平等的存在，对狭隘的国家观念和战争产生了质疑，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鲁迅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也是表达反战思想的。这部剧本写的是一位青年（“为了人类的命运不怕十字架的人”）在一位“不识者”的带领下，参加各种反战活动的经历。在第一幕中，“不识者”带青年参加了一场由亡魂们举行的“平和大会”。在战争中死去的各种人物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国家”的质疑，原来敌对的双方互相表达了悔意，握手言和，“很愿意做兄弟”。其中，“鬼魂五”说：“我们至少也须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和别国交情好，尊重别国的文明，比那拿别国做成亡国以来，不知道于我们多少利益。”青年也认为，消灭战争的方法就在于：“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认识到“民族的互助，才能增进幸福的事”。第二幕和第三幕则探讨了消除战争的方法。一个乞丐主张通过“爱”来打破这个“国家主义时代”和“金钱万能时代”，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秩序不可站在金钱的上面，不可站在憎恶的上面，该站在爱的上面，大家的幸福上面。”而一个画家则希望通过“美”来改变世界：“知道我的事业，是将人类和运命打成一气的事。”青年则主张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不是国家的立场：“只要不从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从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各国的风俗和习惯，在或一程度调和了，各国的厉害，也在或一程度调和了，不要专拿着我执做事的时代一到，战争也便会自己消灭了。”在第四幕中，“不识者”带领青年观看了一出反战剧。该剧以拟人化的方式，再现了“一战”爆发的整个过程。演出结束后，剧作者乞丐出场，再次重申：“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争便许自然消灭了。”

五结语

在短暂地尝试了科幻小说翻译之后，鲁迅以反思科学救国思潮为契机，开始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危机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解决方案，又将这一方案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上，并最终落实为一种美学方案。鲁迅反对科学崇拜所带来的实利主义，认为这是中国遭受西方侵略的文化和心理根源，主张通过文化的比较和综合，来超越19世纪以来的物质文化所引发的心灵的偏枯，滋养出一种健康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养成，一方面需要催生个体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这些觉醒的个体具有精神上的平等意识。而这两个方面，也相应地投射在鲁迅的翻译热情中：一方面，他注重表现内心的纠葛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注重主张人类平等的反战文学。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这种鲜明倾向性，表明在鲁迅那里，翻译已经超越了个人趣味或者文学本身，而承担着解决历史危机，重塑历史的重大使命。而鲁迅的创作也受到翻译的极大影响，这使得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处于一种跨文化的语境中，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做出了承担。这无疑是中国新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